杭州治水历史与治水精神
作者：任重
来源：《杭州·生活品质版》 2014年第8期
钱塘江潮水 自大禹之时起，中国传统水伦理的基本内容便初步确立了，即：“身执耒臿，以为民先”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埋头苦干的献身精神；“左准绳、右规矩”“因水以为师”的面向现实、脚踏实地、负责求实的精神；“非予能成，亦大费（即伯益）为辅”的发挥集体力量、协同创新的团结治水精神。这种富有民族特治水的“大禹精神”，便是杭州治水精神的最早渊源。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水系丰富的杭州拥有8000 多年的水文明史。水，造就了杭州，也成就了杭州——杭州最初兴起的主导因素是钱塘江，运河是杭州早期发展和城市形成的重要原因，而西湖是杭州后期声名远播的关键所系。可以说，杭州的历史，就是一部因水而生、因水而立、因水而兴、因水而名、因水而强的水文化史。
源远流长的杭州治水历史与治水精神，是杭州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和宝贵财富。
因地制宜，兴水利以惠农耕东汉初期（25-88 年），郡仪曹华信在宝石山至万松岭，用泥石堆成“防海大塘”，遏制江水内灌，西湖开始与海隔绝，成为内湖。西湖开始演变成为杭州城市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熹平二年（173 年），余杭县令陈浑组织民工十万修筑上、下南湖（今临安县之南上湖、南下湖），调节苕溪洪水，灌溉钱塘、余杭农田。此工程促进了杭州市范围农田水利的兴起，同时也为城市内河河道的形成打下基础。
三国时期，吴赤乌三年（240年），孙权令“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钱塘县开始筑城，修中河，沟通江南河与浙江。江南运河为春秋时期的吴国开凿的向南通向钱塘江的古运河，可能到三国之前，由于淤堵，江南运河与钱塘江失去连通性，因此，为了保证运输粮资或军事需求，到三国时期又开凿了中河，沟通江南古运河与钱塘江，此中河为今日中河龙山河段。
杭州水系五大片区之一的江南片，属平原地区，农业较为发达，当时的内河主要以农用水渠为主，引钱塘江水入平原灌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连年战争，人口大量南迁，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理水经验。因此，这一时段是萧绍平原地区农业迅速发展的转折时期，而这一转折是以农田水利的开发为契机的。
入唐，江南水利设施不但有灌溉作用，而且有拒潮、排水等多种功能，改变了单一的灌溉（如井灌）方式，颇具创造性。如杭州湾的捍海塘就具有这样的功能——拒咸蓄淡。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钱唐记》载：钱塘江“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石者，即与钱一千，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海塘建筑的最早记录。
建章立制，疏运河以惠民生杭州之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到了唐代，杭州人口急剧增长，从贞观年间约15 万人增长到宪宗时期的50 万人左右，在约100 年时间里增长了2 倍。城区由紧围西湖周边扩大到武林门一带，城市文化和经济水平迅速发展，运河周围商业贸易繁荣，城市地位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地位在江南地区仅次于苏州。城池扩大，人口增多，由于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必然会对城内外的河流、湖泊等水系进行一定的梳理。
在隋朝运河的基础上，唐代通过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完善和发挥了大运河的功能，使大运河发展成为杭州城区水网的主动脉，同时也丰富了杭州城市水网。唐代继承隋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运河的管理制度。首先，唐代称江南运河为“官运”，官河以“官运”（漕运）为首要，明确了运河服务的主要职责是供应京师物资。
其次，设立了运河主要管理机构——盐铁使，负责管理运河的水位、通航情况、沿河农田灌溉等事务，明确提出了地方官吏有维护运河通航水位之责，并且有两套以上应急措施。白居易《钱塘湖石记》云：“自钱唐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须放湖水入河，从河入田。准盐铁使旧法，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本水尺寸。往往早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脱或不足，即更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又有余矣。”
唐初，杭州城廓虽仍隋城之旧，但聚落却沿当时的运河——清湖河，自南往北延展至今龙翔桥一带的
清湖河以西地区，疑即“新城戍”。为了保证此新拓展的聚落区不被潮水所淹没，在景龙四年（710 年）和咸通（881 年）两次疏通了东河（唐代称沙河，南宋称菜市河），即在城东新长沙地上开河，将潮水泄入钱塘江下游，使再来的潮水不至于漫入运河及州城，咸通二年（861 年）又开凿了贴沙河为杭州城的护城河，以宣泄钱塘江潮水，护卫杭城。唐中后期，又开凿中河，主要功能与贴沙河一样，同为杭州城墙外的护城河。
至五代时期，杭州城市水系发展成为水网的基础已经具备，特别是钱镠筑石塘、建堰闸、置机构、兴水利、沟通运河与钱塘江的运河浚治工程，使城内河道摆脱了潮汐干扰，既保证了运河顺利通航，也使土地淡化，从而大大提高了农田产量。
统筹兼顾，治西湖以育生态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杭州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南终点，杭州也从此进入大运河主导时期。虽然当时运河两岸经济繁荣，但是当时这一地区出现了和以钱塘江为城区一样的问题，这便是运河流域的土地狭长，地少人多、人满为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一带扩展。
然而聚落形成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杭州城所在的区域本是海湾的冲积平原，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困难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从此，杭州城市聚落开始沿西湖成面状发展，西湖在杭州城中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出来。
唐代由于较为注重西湖水作为城市生活用水的功能，故而开凿了“六井”。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发起了西湖治理工程，他治理西湖的动因是为了灌溉当时西湖周围的千顷农田。他发动民工疏浚西湖，修筑堤防，使西湖周围千亩农田以西湖水灌溉，促进了杭州的繁荣。白氏所著《钱塘湖石记》，详述施工经过，留下了这段历史印迹。白居易所修的堤防早已不复存在，但他在《钱塘湖春行》中所说的“白沙堤”，其实在他未到任杭州之前早已存在，后人感念他修堤和经营环境之大勋，乃名其为“白堤”。
两宋时期，对西湖的整治向“宜居”方向发展，开始出现更侧重于营造自然水景观的趋势，逐渐形成了后来的“西湖十景”格局。北宋元祐四年至六年(1089-1091 年)，苏东坡遭贬担任杭州知府。在短短不足三年的任期里，他先后完成了杭州城的供水系统建设、运河疏通、西湖重整等大型工程，并对钱塘江和杭州湾的治理绘出了蓝图。这一时期的城市形态为南北狭长、向东拓展的鼓腹状形态，以西湖为核心，呈扇形展开，说明其时人们已经开始追求人居与水环境的理想关系。
未雨绸缪，治河流以降灾患苏轼在其《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一文中提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苏轼认为，治河既要针对水的规律去进行减灾防灾工作，又要考虑到社会对治水的看法。
一是疏浚河道。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 年），苏东坡为杭州通判时说：“运河干浅，使客出入艰
苦万状，谷米薪刍缘此暴贵。”于是，他主持了疏浚工作，居民称便。此外，南宋政府还对城厢之外的河道进行了疏浚。南宋晚期，又开修城内河道，令“……浅者浚，狭者拓，圮者筑，阙者补，键以坚木，赘以巨石，栏垣门步，焕然一新……”二是修闸筑坝。清水闸、龙山闸、保安闸在五代、北宋时期就对杭州河流起重要的调节作用，这种功效直到南宋仍然没有减弱。通过修缮水闸，城内河流的水位能够得到有效的调节，增加航运能力。因此除了定期的疏浚河道，南宋政府对于闸、堰等水利设施也极为重视。重修了清水闸、龙山闸、浑水闸、清水闸、保安闸，并且委派专人管理。
三是开凿新河道。淳祐七年（1247 年），夏季大旱，导致城北运河干涸。大运河在今北大桥至奉口一带出现断流，导致航运不通，严重威胁到临安城的粮运。同时，奉口至今日良渚的河道也年久失修，堤坝日渐坍塌，纤道狭窄，因此，政府决定新开河道，挖河道中的泥沙用来筑坝，经过疏浚、开挖，形成了两条新的河道。新河道建成后，“漕输既便顺，堤岸亦增辟，自是往来浙右者，亦皆称其便焉”。
于是，经过南宋政府历届对河道的治理，杭州城厢内外的河道畅通无阻，有力地保障了都城经济、文化发展。也正是由于政府不断疏浚和治理，许多河道免于淤塞、枯竭至湮灭。并且，由于当时运输发展的需要，政府又开辟一些新航道，新开辟的水道和旧有水道连通，构成新的航运交通网，使水运更畅通，更加便捷、高效。
（作者系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人文·茶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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