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严羽以禅喻诗的原因
作者：姜红梅
来源：《文学教育》2010年第03期
作者：姜红梅
来源：《文学教育》2010年第03期
关键词:以禅喻诗 诗禅 悟入 相通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的压卷之作,是宋代文学批评的代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论诗方法上以禅喻诗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以禅喻诗并非严羽之首创,一般认为唐代的诗僧皎然是第一位以禅喻诗的诗论家。到了宋代,以禅喻诗更是成为一种风气,以禅入诗,以禅喻诗风行一时。南宋末年严羽的《沧浪诗话》可以说是以禅喻诗的集大成者,他以禅语入诗话,以学禅比喻学诗,对宋代以禅喻诗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将以禅喻诗推向了高潮。对于严羽以禅喻诗历来褒贬不一,那么严羽为什么要以禅来喻诗呢?总体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到答案,第一受当时诗禅盛行的时代影响;第二是由于诗与禅的内在相通。
一.唐宋诗禅思想的影响
“‘禅’最早产生于古印度,是印度古代人所发明的一种修行办法,汉字‘禅’是梵语‘禅那’(dhyana)的简称。所谓‘禅那’就是静虑的意思,即精神集中、排除一切杂念以求得内心的安宁。”[1]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道家精神相融合,在唐代形成了最具中国特的禅宗思想。禅宗认为,内心之静虑就是真理本身,真理不在心外,只在人们的内心之中,人们寻求真理不必外求,而应向内寻求,抛开内心一切杂念而达到内心的空明静寂就是求得了真理。所以,禅宗思想的传授靠的是意会,弟子不是在师傅那里习得真理,而是通过坐禅,通过静虑内心达到彼岸世界。
诗禅论,是中国传统的诗文化与佛教禅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谓的诗禅,本来是以禅入诗,以诗喻禅;而实际上乃是诗歌王国实现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产物。”[2]在唐代,以禅入诗已渐成一种风气,唐代著名的田园诗人王维因诗中多用禅语而被称为“诗佛”。宋代,随着品评诗作的诗话类作品的出现,佛家的禅语又被引入诗话中,以禅喻诗渐成气候,严羽的《沧浪诗话》就是代表。严羽在《诗辨》开篇就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3],其中的“识”、“入门”都是佛教用语,以及“悟入”、“向上一路”、“顿门”、“单刀直入”、“第一义”、“妙悟”,满篇都是禅语,所以以禅喻诗成为《沧浪诗话》的显著特。
以历史的眼光探究严羽以禅喻诗的原因,可以发现他是深受当时诗禅思想的影响的。“唐宋时期,诗人与禅僧交往是一种很时髦的事,像唐代的王维、韦应物、刘禹锡、颜真卿、权德舆,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等人,都与禅僧过从甚密。他们都是禅的爱好者,有的甚至是忠实信奉者,所写的诗染着浓厚的禅味。”[4]与此同时,“由于禅宗扫除了种种戒律和坐禅仪式,他们也就有充裕的时间去与公卿文士交往、去涉猎外典、去搞艺术。禅宗中的诗僧很多,如唐代的灵一、清江、皎然、灵澈,五代的贯休、齐己,宋代的惠宗、参寥、洪觉范都是很著名的。”[5]由于禅宗思想盛行,诗人与僧人接触多了,生活中喜欢说一些禅语,还喜欢以“居士”为号:比如白居易号“香山居士”、李白号“青莲居士”、苏东坡自号“东坡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等等。另外唐朝初期宽松的宗教政策使佛、道两教都有长足发展,虽然在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法,使得除禅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但是保存下来的禅宗一派到了宋代,更加生活化与市民化,禅宗思想渗入到市民的思想当中,成为人们思想的一部分。特别是诗人阶层视谈禅为高尚之事。当时的诗作也多与禅有关,例如唐代元稹的“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北宋苏东坡的“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南宋戴复古的“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曾几的“烹茗破睡境,烟香玩诗篇。问诗谁所作?其人久沉泉。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闲用无心处,参此如参禅”等等不胜枚举。
可见以禅入诗的现象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有学者认为“吴可《藏海诗话》以禅喻诗,谓‘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又有《学诗诗》三首,龚相《学诗诗》三首、赵蕃也有《学诗诗》三首和之,均以‘学诗浑似学参禅’开头,强调诗歌的自然悟性与参禅的妙合为一,成为宋人的一种共识,一种集体无意识。”[6]在此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当时盛行的江西诗派、江湖诗派进行了批判,以盛唐为法而定诗之宗旨,采用以禅喻诗的方法就成为了时代的要求。以当时盛行的禅宗思想来阐明自己的诗论立场,以人们熟知的禅语来剖析诗之弊病,也就易于为他人接受。
二.诗禅相通
禅宗作为佛教最发达的一宗,是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深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为广大文人雅士所推崇。以禅喻诗不是严羽的首创,在严羽之前的戴叔伦、李之仪、曾几、戴复古、范温等,以禅喻诗或借禅论“悟”者已不在少数。朱东润说以禅喻诗“其说不始于沧浪”;郁沅在《严羽诗禅说析辨》一文中认为“以禅喻诗”可以追溯到唐代的皎然。禅可以如此大范围地入诗追根到底是由于诗与禅有相通之处。
首先,禅和诗都讲究一个“悟”字。
禅宗主张“妙悟”,禅宗思想只能靠学禅者自己的悟入,所以“不立文字”。诗文也讲一个“悟”字,不管是审美欣赏还是审美创作都讲“体悟”。这种“悟”不是一蹴而就、从天而降的,为了一瞬间的“悟入”可能要付出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钱钟书先生说:“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而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学道学诗,非悟不进。”[7]不管是学诗还是学禅关键都在“博采而有所通”,“悟”是经过博采之后的升华。正是因为严羽认识到了“悟入”的关键首先要“博采”,所以严羽主张首先博览优秀的“好书”,要“朝夕讽咏”、“枕藉观之”,之后才能“自然悟入”。
严羽说“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词,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8]自然悟入,指经过长期的学习涵咏古人优秀作品,在不知不觉中明白了作诗的道理。严羽认识到,作诗如参禅也需要悟入,当悟入时,闭塞的心灵豁然开朗,如钟嵘所言“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9]“悟入”的结果似乎是一瞬间的,但是“悟入”的过程却是经过了长期的“钻研学习”,并不是一味地“悟”就能到真理、就能到“法门”。钱钟书先生说“严沧浪《诗辨》曰‘诗有别才非书,别学非理,而非多读书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曰‘别才’,则宿世渐熏而今生顿见之解悟也;曰‘读书穷理以极其至’,则因悟而修,以修承
悟也。可见诗中‘解悟’,已不能舍思学而不顾;至於‘证悟’,正自思学中来,下学以臻上达,超思与学,而不能捐思废学。”[10]作诗与参禅一样,“妙悟”是关键,但是要达到“悟”的境界却不能一味地“悟”,“悟”是在学的基础上的“悟”,是长期经验积累基础上的“悟”。
后人对“禅悟”与“诗悟”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阐释。郭绍虞说:“大抵沧浪以禅喻诗之旨,不外妙悟。沧浪自言:‘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这就是诗禅相通之处,所以可以用作比喻。”[11]郭绍虞充分肯定了严羽的“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既然诗与禅的关键都在于“妙悟”,自然可以用“禅悟”来比喻“诗悟”,这是郭先生从整体直观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另有学者从科学的角度分析“禅”与“诗”的联系,同样得出了“诗悟”与“禅悟”相通的结论。“‘诗悟’之所以能够与‘禅悟’联系在一起,实在是因为它们二者都可以视为直觉思维。‘诗悟’原本就是存在的,‘禅悟’也原本就是存在的,因为二者确实有着表现特征上的一致性,所以,以‘禅悟’譬喻‘诗悟’也是有其合理性的。正因为严羽看到了诗家与禅家的思维方式在直观、内省、体验等方面的一致性,才会鲜明地标举‘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悟’,正是诗与禅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之间能够互渗相融的关键枢纽。”[12]所以严羽“以禅喻诗”,提倡“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是有其合理性与科学性的。
其次,诗悟与禅悟相通于都不能完全用语言文字来表达。
禅宗“不立文字”是因为禅家的真理是不可言说的,也是说不明白的,所以禅师不会讲授禅理,而是不断地引导弟子,佛家禅语给弟子创造顿悟的环境与契机,让弟子自己不断地反思自我,自已去体会禅机的玄妙。而作诗方法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诗是“应感之会”、“有感而发”,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感觉自然不同,人生经历不可复制,经验也不可传授,那么做诗的方法也就像禅理一样只能靠悟入。
禅宗认为世界万物本“空”,“‘空’即不是有也不是无,作为心灵体验的最高境界,它超越于知识与语言之外,也不在感觉与意识之内。因此,在佛教这里,使用‘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这样的词语,如果说正面是表现终极境界的体验与领悟,那么背面却是在彰显语言文字表达意义的限度。”[13]禅宗的“不立文字”并不是不要文字,而是因为文字不能完全传达出那最高的心灵体验,立了文字反而使后学者限于文字的樊篱之中。所以禅宗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
中国的诗学与禅学相通于同样苦于文字表达的不足。与西方的诗以叙事为主相比,中国的诗更注重“吟咏情性”的抒情性。中国诗人讲究“有感而发”、“缘事而发”、古人常说“诗本性情”、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4]在中国文人的心中,诗就是用来
抒发诗者内心感受的东西。有感受才能写出好诗,“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写出来的东西只会生硬无味,传达不出诗人的情感。同时中国古诗的格律形式也外在地附和了诗的抒情性。四言、五言、七言,这短短的四、五、七字如何能表达作者丰富的感情,如何能叙述故事的始末,却刚好可以抒发诗者的含蓄不可言说的感情。感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没有办法用现实中可见的事物去比喻;“缘事而发”,面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由于个人的经历不同,面对同一景有的人可能激情澎湃,有的人可能却无动于衷,如何把内心的感受说出来呢?思想是活的,而文字是死的,不管多美的文字都不能完全传达出作者心中的那驰骋于九天云外的“神思”,所以古人常常感叹“言不尽意”。
严羽正是认识到诗学“言不尽意”与禅宗的“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一脉相通,所以他说“以禅喻诗,莫此亲切”要点评这些难以言说的诗作不能从外貌形体上进行描述,只能在风格上模拟,所以以禅喻诗是最适合的方式。
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后代毁誉参半,清人冯班著有《严氏纠谬》或曰《沧浪诗话纠谬》一卷,专挑《沧浪诗话》“以禅喻诗”之谬,斥“沧浪之言禅,不惟未经参禅学南北宗派大小三乘”,且“剽窃禅语,皆失其宗旨,可笑之极”;又谓“沧浪论诗,止是浮光掠影,如有所见,其实脚跟
未曾点地”而已。然而,《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有其特定的时代意义。沧浪先生针对当时以学苏黄诗风为主的江西诗派和以效法晚唐的“清苦”诗风的“四灵”,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处。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15]严羽指出诗作是“吟咏情性”的有感而发而不是文字游戏,要“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亦有‘须参活句,勿参死句’之论。这些诗歌观点强调的都是审美主体对于诗的灵活把握,不应滞留于对字面意义的机械接受,而应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作品进行创造性解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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