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研究综述
《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刊载的凌佐义《十年来黄庭坚研究综述》一文，对1995年以前10年间国内黄庭坚研究进行了回顾与综述。1997—1999年的黄庭坚研究，在研究层面和方法上，又续有开拓和创新，共发表单篇论文23篇，有代表性的论文10余篇，为20世纪的黄庭坚研究划上了圆满的句号。现将三年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黄庭坚创作风格的研究
创作风格的研究仍为近年内黄庭坚研究的重点，约占这一时期论文的1／4强。
1。诗的创作风格
黄庭坚诗风生新瘦硬，已成为众口一词的评价。但山谷诸体，各备其妙，呈现多样性特征，已为世人所共识。胡元坎《试谈黄山谷的以文为诗》（《宁德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以山谷诗呈现的“点”的特征为研究点，梅俊道《黄庭坚后期诗作平淡简放的艺术追求》（《中国韵文学刊》1997年第1期）一文，则以点面结合的方式，着重对山谷诗的美学特征加以考索，论述中肯。
梅文在全面考察黄庭坚一生的创作道路的基础上，发现他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前后期表现泾渭分明。文中采用了大量的诗例，从语言、意象、体势、音律四个方面考察黄庭坚前期诗歌新奇峭拔的风格和后期创作
自然简约的艺术追求，并指出他在贬谪黔州之后的创作中，这一风格体现显著。语言简易而意蕴闲远，与前期之造语新奇、典故繁复不同；意象平淡而含至味，与前期之密集与深奥有别，可谓平淡而山高水深；体势平整自如，返朴归真，非前期之变化莫测；音律圆润流畅，舒卷自如，非前期之拗律频频。梅文认为黄庭坚乃“有意为之”，刻意改变自己的诗风。这种变化，与他创作思想前后期变化有密切联系，亦与他淡泊自守的人生态度一脉相承。鉴于此，梅氏将黄庭坚、王安石、苏轼三人后期诗作平淡自然的诗风作一横向比较，认为王诗力求平淡浑融的境界，苏诗乃以平淡之语抒旷达之胸怀，黄诗的淡泊更见情感的内敛及意境构成的自然。继而阐释“有意为之”的原因：“更加体现宋诗‘重意’、‘重主体’的精神，更加体现出宋人的意丰形枯、老到深沉、思深语淡的审美追求，是对宋诗面貌的进一步刷新，以致影响及后来的江西诗派。”
2。词的创作风格兼及词史之地位
黄庭坚以冠领江西诗派著称，其词终不免为诗风拂掠下的影子，在“似”与“不似”之间摇荡。80年代初，杨海明撰文肯定他在词史上的地位，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只是在同类文章中有所涉及。关于这方面的单篇论文，近年来计有9篇，为世纪末黄庭坚创作研究的重中之重。
房日晰《黄庭坚词为“着腔子唱好诗”说》（《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直接契入山谷诗词复杂关系这一棘手问题，一方面肯定其诗于词的毋庸置疑、不可忽略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作出了清
醒的一分为二的判断。从美学特征而言，黄庭坚的词是“对词的香艳题材与柔弱词风的背离”，“是诗的资质而非词的情调”；从思想内容而言，早期受柳永的影响，写了一些“香艳淫靡”的小词，后期则更多的是向诗的内容靠拢，表现“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友朋酬唱”、
人生感慨。此外，“黄庭坚词在语言、格调、铸意上，多用作诗的路数，是能唱的
诗”，实为词的“变体”，“对词的解放、开拓及豪放词的发展上，有承前启后之功。”
黄宝华《论黄庭坚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提出了与房文不同的意见。黄文认为，山谷词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其一是继承《花
间》的传统，以词抒写男女间的相思爱恋之情、伤离怨别之绪；其二是突破了词
的‘艳科’藩篱，表现人生的际遇和感慨，乃至哲理的思考。”从前者看，山谷词
不但不是对柔弱词风的背离，亦不是词的变体，而是“本当行”。只有从后者看，
山谷才是“以诗为词”的革新家。并提出：代表山谷词成就与风格的是它的“雅词”，其妙处在于“能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审美范畴结合起来，到一个互相切
合的支点”。山谷词最有价值最有特的东西正在此，刚柔相济，“豪放与婉约、
骨力与情韵的融合”，因而在北宋词坛独树一帜。黄文对黄庭坚词的形式给与了足
够重视，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在山谷词180余首的总目中辑出小令140首，占
3／4强。黄氏推导其原因有二：小令去掉领字、衬字之类就是一首句式整齐的诗，“便于词人以诗法入词”；小令在语言上与民间口语有天然的联系，“适合采用口
“有助于形成质朴明快的风格”。这与山谷词艺术风格客观上达到了一致，语入词”，
黄氏推测是山谷“有意选择的一种结果”。
张文利《论山谷词》（《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则纯粹从词谈词，
是一篇较有特的文章。此文把山谷词分为艳词、贬谪词、咏物词、酬唱题赠词四种题材类型，说明黄庭坚对词的表现领域的拓展。张文把目光放在他的贬谪词上。不同于诗的创作，刻意于诗歌的创作和典实的运用往往会冲淡和掩藏心灵的轨迹。词可任情抒写，任性造情。山谷的贬谪词是他的处世哲学的反映：处逆境而不消沉、达人大观、随遇而安，更多的是谪居黔州苦捱时光、凄惶度日的生活写照。同时，也体现了山谷“于倔强中见姿态”的精神面貌。且进一步借助于文本研究，从山谷词中实词与虚词运用的手法等方面，论述其中体现的“外方直抒的情感表达”，“跃动而非静止的画面”等艺术个性。指出传统的寻章摘句的词学批评难以概括山谷词全貌，山谷在词的创作上的多方尝试本身就是山谷可贵的艺术努
力。
房日晰《秦观黄庭坚词的异同与历史地位》（《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则从秦观与黄庭坚二人的异同比较中，来探讨山谷词风并推导黄庭坚的词史地位。房文从三个方面论述：①性格决定词风论。秦观逆来顺受备感压抑，性柔情细，“总是陷入悲愁哀怨而不能自拔”，形成“凄婉清丽”的词风；黄庭坚性倔情傲，以超然之态处理悲怨，为人旷达，因此词的主体性格突出，词风“瘦硬刚健”。②词人之词与诗人之词之别。秦词优柔婉转，多用白描，尽显自然本；黄词感情峭拔，语言瘦硬，多用典故。③黄词“风格多样，创作上近乎全能”，却“依违于苏柳之间，未能大张旗鼓的在词坛上独树一帜”，缺乏重台戏。房氏将黄庭坚词归结为“旁溪水汉”，认为对待其词史定位“不可抹杀，亦不可拔高”。二、关于黄庭坚创作理论的研究
1。关于黄庭坚的诗论体系
佛家禅语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关于黄庭坚诗学理论体系问题的争议颇为热烈，
然终无定论。近年来却几近匿迹，惟存有关论文两篇：凌佐义《黄庭坚诗学体系
论》（《九江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钱志熙《黄庭坚的诗学理论》（《文史知
识》1999年第10期）。钱文认为，黄庭坚的诗论存在着“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修养论、创作论、风格论
、功用观。黄氏诗论之所以在宋代就已失去被人全面认
识的可能，原因有二：①黄氏诗论以语录体、品评诗的零散札记存在，难以排比归纳；②江西诗派后学截取了黄氏诗论的只言片语为拈花妙旨，却抛弃了源头。对于第一个原因，钱氏认为黄庭坚在创作上的新变与理论上的新变是一致的。黄氏早年对“法则规矩”的苦心追求和晚年提倡“平淡”、“大巧”是矛盾的辩证统一，“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回复到早年的艺术理想上去”。对于原因二，钱氏认为“在不同的传承者那里，黄庭坚的诗论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接着从黄氏诗论各条的特定语境推断山谷“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和“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宗旨，实质上讲述的是作家修养论：主张修道以事文，从刘勰“原道”“宗经”“征圣”三位一体的文道观而来，有明显的理学彩。江西诗派后学恰恰截掉了这“形而上”的修养论的东西。而以法、意、神的统一为核心的诗歌创作论，在江西诗派片面地继承中汩没了全貌。因此，在历史的教训面前，钱氏呼吁以黄庭坚诗文集提供的材料为主要研究依据，折衷时人所录，以求恢复黄庭坚诗论体系的本来面目。
2。关于“夺胎换骨”
陈定玉《黄庭坚“夺胎换骨”法议》（《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5期）一文，避开笼统地认为“夺胎换骨”乃一时创作中继承与创新的普遍规律说，从创作发生学、诗歌发展史及信息论美学角度寻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并据杜甫以下八位诗人和词人的成功实践加以佐证。陈文认为，“夺胎换骨”说的提出，
恰恰在有唐以降的宋代，“而不是更早或更晚，决不是偶然。”宋人在唐诗高潮后隐现的“诗歌有限的新变余地和无限的新变欲求的尖锐矛盾”中，几多困惑，几多无奈。按信息论美学的说法，“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可理解性与独创性成了反比例关系。”“夺胎换骨”“因其‘陈熟’的一面而具有可理解性”，“因其‘生新’的一面而具独创性”，一旦成功，“可以使作品的可理解性和独创性得以结合和统一。”
莫道才的《黄庭坚论杜甫》（《中国韵文学刊》1997年第1期），则从黄庭坚对杜甫的认识剖析黄庭坚诗学理论的真实性。黄庭坚对杜甫的研究，来源于他对杜甫的钟爱，一种敬仰与痴迷的钟爱。黄对杜的敬仰，除了亲自为杜诗作笺注外，更是在贬谪黔州“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处境中体味到杜甫思想的博大精深。他的痴迷也别具特。在作诗论文时杜诗不离口，在书法的妙悟中联想到杜诗，亦能在杜诗中读出画来，甚至在谈及日常生活时以杜诗为证。如此爱恋和痴醉的境界非一般人所有，真真乃一介书生笃物情深的典范。黄庭坚推崇杜甫后期诗作，也主要学习杜甫后期的诗风。首先从杜诗内容的博大精深接受老杜忧国忧民、民胞物与的情怀，关注他的思想和人品。其次论杜甫的“点铁成金”与“无意为文”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陶冶万物”，到去“陈言”的根源。再论杜甫的“不烦绳削”与“大巧”，是出于形式而超越形式的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
三、关于黄庭坚思想的研究
学术界已认同黄庭坚的思想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白政民撰写的《黄庭坚的禅宗思想及禅宗对其诗歌
的影响》（《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代表了这一研究的继续（可参看其姊妹篇《论黄庭坚的道家思想及道家思想对其诗风的影响》，《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白文从黄庭坚的家庭、个人禀赋与学养、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仕宦遭遇中寻根源。文中指出，黄庭坚的家乡江西在唐宋时期是南宗禅的滋生与繁衍基地，禅院林立，香火弥漫。且黄的祖母和兄弟皆习禅。生活在这样有着浓厚宗教气氛
的环境中，禅宗给与黄的亲切感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形成。加上学道参禅在宋代是士大夫文人的一种习尚。“文人士大夫读佛典，参禅并与禅僧来往，成为儒佛理论融合的必要实践之一。在社会时尚的影响下，黄庭坚用禅宗的思维方式研读儒家经典，又从儒家思想出发，圆融禅学。这种研习思想，及他涉猎的佛典和交往的名僧，使得禅宗影响深入到黄庭坚诗歌创作的内髓。”该文认为禅宗重内省、在俗超然、随缘而安的因子融入了黄庭坚的思想，影响其诗歌理论：①由遍参入于顿悟，强调诗出自然，不可强作，论诗首先必须治心；②讲求“句中有眼”；③“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影响其诗歌创作则表现为运用词语及典故上喜用佛家禅语，并着意在诗章出人意料的转折中求得诙谐与风趣。影响其诗歌章法，则讲究草蛇灰线，句断意连。白文在考察山谷的身世与时尚的过程中，客观地展示山谷与禅宗关系，以描叙性的笔法探求山谷诗的特质，方法可鉴。
此外，胡可先的《黄庭坚词系年考证》（《文献》1998年第4期）、史增民的《论黄庭坚创作训练法的现代写作学意义》（《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等文，也各有所得。
由上观之，世纪末的黄庭坚研究出现多学科交叉的特点，且较多从比较文学角度引入，在横向研究上为未来学者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但对新材料的发现、深掘甚少。立足于文本本身的研究，也还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