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张爱玲研究述评
刘维荣
  回首张爱玲1952年出走香港至今，海外研究她的学术进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57～1984年，以旅美学者夏志清，台港的水晶、林以亮等为代表，在文学史或专论中，较中肯地评述了张爱玲的创作实绩，但高估了她的才华和技巧，溢美之辞随处可见，几近认定张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这未免有吹捧过度之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于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分析，张氏小说的特在于强烈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对人情风俗的熟练处理，在人生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无人可比。水晶对其小说中玻璃与镜子的意象暗喻的把握觉颇有新意，同时采用比较文学、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分析《倾城之恋》和《沉香屑・第一炉香》及《秧歌》的多重变调复合结构、
《半生缘》中的“潜我”和“他我”的文本解读，都对打破40年代迅雨(傅雷)、谭正璧、胡兰成的研究思路进行了尝试性的拓宽。
以台湾学者唐文标、林柏燕、王拓等为代表的学者，往往以偏狭的眼光，尖锐地指出她小说中流露出的一味追求技巧、格调不高、情趣卑俗的倾向。
在这一时间，公认为张氏小说的核心文本《金锁记》被提到不同的位置，或褒或贬，研究的笔力最为集中，
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她小说的美丑感特征，具体层面或集中于主题、或意象、或受西洋文学的影响。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以夏志清和唐文标最有代表性，他们都发现张氏小说对普通人生苍凉的感悟，因是开风气之先，故在具体操作上是需要有超人的勇气和胆识的；但在论断的精辟和
准确上均有不少失之公允的地方，也有不少见解为后来学者所诟嘲，但毕竟提供了不少理论上的依据可供参考。
如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中提出：张氏是去矗立一个旧的死的世界，趣味主义地描写她所熟悉的腐朽、衰败、垂死、荒凉，而没有加以道德的批判。还详尽分析《传奇》，为她笔下的遗老遗少家庭画像、制表、写族谱。尽管唐为编《张爱玲资料大全集》付出了不少心血，但他一味责难张氏抓不到时代进步的方向，分析方法未免过于机械功利，有的学者如傅禺、董千里，总试图置张氏早年的申辩不顾，而强行将她与汉奸文人联系，以诋毁其人格，未免有点太过庸俗无聊了。评论者指出张氏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他们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就没有局限。
这一时期的论说多是些平实描述，平面介绍性的文字，夹杂着浓烈褒贬的情感彩。其实张爱玲对于自己的作品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当初面对迅雨的批评，她据理反驳，后来在美国总结其创作历程时，也承认有败笔如《连环套》，并给予更加严厉的批评。
第一阶段的研究，对于挖掘张氏小说的深层内涵或正或反地起到了的作用，但每每使人感到似乎游离于
张氏的创作观之外:“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衬托人生素朴的底子。”(见《自己的文章》)当然，比起大陆学术界对她的长久漠视，他们初步的系统研究还是大大领先了一步，也对港台地区张爱玲研究热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一阶段整体的研究水准还不算很高,
视野还相对狭窄，不够大气，在宏观把握的力度上还有待强化，评思的空间还有待全方位拓展。许多论述还只是重述前人的研究成果，夏志清等人，尚缺乏象迅雨那样纡徐从容、洞幽发微的学术态度，往往是各立山头，各说一辞，看似热闹，实则激进多于平和。此外，既然作者不再是作品效果的权威定向者，也就无须为作品的一切可能效果负责，因为作品的实际作用效果并不总是能由作者预计的，类似唐文标之类以具体作品为对象的文学研究没有必要局限于作家个人的“思想倾向”，并由此去追究其责任。
第二阶段即1985年以后，海外研究张爱玲的论文数量日丰，并有多部研究专著出版，声势更为浩大，研究者已日渐杜绝简单的价值判断而转向内省、理智、成熟，在努力挖掘作品审美内核基础上，建构起自己完整独立的理论观照体系。有的关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张氏小说创作中人物命运影响的细微之处，指出她在《传奇》中心理描写技巧的纯熟运用；有的借用张氏自己散见于《流言》中的零星见解来深入分析其参差对照的艺术手法营构，纷纷在开拓新的研究角度上着力。随着1995年张爱玲的去世，大量纪念性文章纷纷面世，更有助于人们在世纪末情结中深刻了悟50年前乱世中奇女子的隐秘心态，及鲜
为人知的创作心理实录，对后人了解张氏真实人性的一面有着很大的帮助。创作上受过张爱玲影响的台湾知名作家如陈若曦、余光中、李昂、施叔青、龙应台等，都写与她交往的追忆文字，让人强烈感受到张爱玲的音容扑面而来。白先勇就曾将茅盾与张爱玲作过对比，认为张氏对上海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只是将上海及上海人的特性，用极度精致的文字技巧忠实地记录下来，反而更真实，因为其心态是悲悯平静的。当然不少悼念文章还存在着应时应急的仓促之感。
这一阶段无论是在量与质，还是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突破，少了些急功近利、浮躁风扬的断语，更多的是平心静气的细分缕析，重新审视她作品中的“情欲”性文化，惶惑无依的漂泊感，叙事结构从古典的传奇性到现代的人生感悟，人们在女性解读的夹缝中，努力捕捉她作品中深刻的美学意义。有趣的是，不少文章由炎樱设计的《传奇》封面画中那高楼公寓凭栏独望天涯路的子的写意里，来发现张氏心灵世界的奥秘，即她始终关注的是芸芸众生的风俗的生存方式，认同着他们对于生存的依恋和执着，尽管有点自私卑陋，过分注重现代人性在金钱困境里的迷失。现执教于香港岭南学院的许子东就从曹禺《日出》、张恨水《啼笑因缘》与张氏的《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轮动对比，来把握她独特的心路历程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张爱玲一离开40年代的上海，其作品就失却了那令人压抑的魅力。许子东认为她对于都市环境城市情调的美学理解，不仅要在灯红酒绿的背景里才能创造，而且也要在嘈杂市声的氛围里才能欣赏。她刻意地将自己置身于“五四”主流文学、20年代左翼模式的紧张对话关系之中，挑战多于承袭的飘逸姿态，也许
正是她作品的文学史价值所在。她为自己刻意选择了偏离“五四”文学传统的边缘者位置，以一种感性形式的个人化姿态，貌似逃遁地进行创造性的反抗。
张爱玲以她一生的创作所建构的是一个富于彩的个人化的独语的传奇世界。这一阶段不少研究者运用理性的目光，发现张爱玲极度关心人性在现代社会里的迷失，人情在金钱诱惑下的冷漠，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命本体的思考。有的还从隐叙法入手引出双重叙述视角的新概念以及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从而将读者的鉴赏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审美层次。如许子东认为张氏写作领域独异之处，在于一个“没有完成”的“现代”给中国日常生活带来种种参差的形态，以及在这个时代中延续的中国普通社会。如香港林幸谦试图将张氏文本纳入到更为广大的阅读视野
中，多侧面、多角度地进行整合研究，指出《张爱玲：压抑处境与歇斯底里话语的文本》中，张氏正是一位能准确描述在宗法社会中男权对女性压迫情境的作家，又从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的角度，分析她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体，从西方女权主义对于身体论述的视角思考，说明她不但藉此寻自己的故事，事实上也在寻自我的定义，再接着去质疑在男性中心社会下，女权主义和女性自我的问题，揭示出沉默与匮乏的意义(《花凋》、
《连环套》等先前不为研究者重视的边缘角落)
玲这种注重女性亚文化经验和性别政治的书写策略，无疑为“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开拓出一种女性文本
的书写策略和表现模式。
还有的从文化哲学、人类学的心理分析视角，去解读张氏悲剧文化心理与意识产生的源泉。有的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探讨她与中西文学的关系；有的从平行研究的角度，观照她创作的精神特征；有的运用新批评的方法，如香港陈炳良认为她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先驱；香港的郑树森还联系赖雅与布莱希特，分析她的喜剧始终都以诙谐的对话和滑稽的情境，来剖析男女关系的社会基础，透视门第名利的世俗观念。
张爱玲曾经说过:“两性互爱应当成为两性结合的基础。”可见其对两性关系的重视，但她笔下的婚恋世界，却多是畸变怪异的，包容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七巧之所以一步步走向没有光的所在，冯碧落之所以成为屏风上的绣鸟，都不是出自她们内心的本真愿望。对人物深层潜意识灵魂如手术刀般的缕雕功力，正是张氏超越海派小说家(新感觉派、后期浪漫派、新鸳鸯蝴蝶派)的地方，同时这又是与沦陷区上海泛滥的软性文学迥然相异处，对于这方面显然由大陆旅居海外的学者注意力较为集中，且评析也在较为中肯的前本文(subtext)中突进开拓新的批评。他们试图在反“西方中心”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形成有特殊意识的理论话语，注重从中国社会的物质形态和生活场景空间，发掘她作品中人物完全不同的意义。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候选人孟悦，在张氏作品中着力挖掘内在蕴含着的信息功能、探讨深层本文的可读性，察觉出人物居室的布局和情调，从家具摆设、器皿、衣着，到日常出入的街道及场所，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如通过对《连环套》主人公霓喜的出场分析，并进而探索《传奇》
中的叙事者问题：张氏的作品里，始终存在一个游戏于不同视域之间的、人称暧昧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在人称上转换和操纵着不同的视点，使叙述者能够在不同疆界内进退有余。
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李欧梵教授认为：时代可以像“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但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却像神话一般，经过一代代的海峡两岸作者和读者的垂爱、诠释、模仿、批评和再发现而永垂不朽。同样，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王德威，从现代性、女性主义、世纪末视野的通观角度，来剖析张爱玲现象的奥秘，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从女人的‘神性’到哲学，早在40年代，张氏已‘郑重而轻微’地提出她的女性观点，而这些观点到了90年代，依然是女性学者争论不休的焦点。”正是张氏对世纪末视景的洞悉，才形成了她创作与生命哲学的高峰。
旅美华裔学者、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司马新由研究《海上花列传》这部晚清小说及其叙事方式入手，得以和对该书有着极深功夫的张爱玲交往，在其为海内外学者公认反映张爱玲生平最翔实的传记《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里，边叙边议地评价了张氏一生的文学成就，见解新颖独到，而深得夏志清的激赏。通观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对张爱玲创作观的基本看法:“诚然她放恣地编织过许多小儿女间琐琐屑屑、起起落落的恩怨纠葛，但她真正追求的是自由、安稳和现实的人生”。司马新注重挖掘其小说能够经时间考验仍流
光溢彩的内蕴所在，较富有立体感，并深入到现代都市哲理的层面，注重文本分析。他认为,“《多少恨》写得并不好，因为她没有站到作者应有的适当距离来看她的素材，而以某种情感影响着小说”。
在日本学术界，张爱玲也越来越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重视，发表了一些专著如池上贞子《张爱玲与〈传奇〉、中国和西洋的接点》、滨田麻矢《张爱玲———上海一九四○年代的都市小说家》等。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认为，张氏的作品揭露了传统家族制度中对女性的歧视，并启迪世人：新的自由恋爱也只是用女性与货币交换的现代市场的一个环节，从而成为现代女性文学的先驱。
较有影响的专著是旅日学者邵迎建所著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此书的新颖之处在于，采用美国精神分析学者爱理克逊(Erik.H.Eriks on)的认同危机理论，借鉴李欧梵“浪漫的一代”之批评观，共时性地考察中国现代作家精神史的研究成果，逐步应用于张爱玲成长期的认同形成过程中，继而扩大到性别认同、民族认同的层面进行了考察，并从自己认识的角度，编出张氏文学的系谱，这些人物都处于不确定的被动边缘位置。
这一阶段，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对于她的散文《流言》的研究显然不如《传奇》，而失之冷落。张氏对古典小说有着极深研究功夫，如《红楼梦魇》、英译《海上花列传》、
一曲难忘《海上花注释》等，这方面观注者除了司马新外更为寥寂。有不少评述还显得论断多而论证不足，如邵迎建编的文学系谱，枝蔓杂芜，不够严谨，见解虽然新锐敏捷，但感悟多于理论，流畅却欠深透。有的甚至还认为她的不少作品脱离时代环境，逃避现实，走华美纯情的路线，显然滑稽可笑。在这阶段研究中，张爱玲的《对照记》，电影剧本《一曲难忘》、
《小女儿》、
《南北喜相逢》及其散文小说集《馀音记》、
《人财两得》、《南北两家亲》及《戒》，译作《浪子与善女人》、
《创世纪》都较不受重视。其实张爱玲1969年任职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后，已转入学术研究，从事小说考证及翻译工作，译有海明威名著《老人与海》，由于不少研究者的功力及视野不够全方位拓展，对于张氏所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及翻译工作方面的研究缺乏关照，一方面是精细得不能再精细的《传奇》中每篇小说之汗牛充栋的长篇论文连篇累牍，一方面却是对这位大家其他卓越成就的漠然无视。随着世纪末的华丽苍凉消逝之后，她留下的不少谜语都有待今人去一一破解。
年轻一代研究者中不少是从爱好者身份起步的，难以肩负正确全面评价的重任。从研究本身着眼，我们不仅要扩大研究张氏作品的范围，而且要加强比较研究。以前的研究大都限于她40年代的创作，对于其在海外所作的作品相对忽视，这是不利于全面认识她的创作道路和成就的。至于比较研究，包括将她与现代作家和海外作家的比较，亦包括对中外文学如何影响“流言体”形成的具体分析，在这些方面，目前还鲜有力作。无论如何，自有张爱玲的创作以来，对于她具有对人性精深的洞察和描写能力，描写人物形象的深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现代作家，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笔者以为，文学研究更有意义的任务，应该是通过作者用作为材料的那种意识形态来看到普遍的社会、文化、政治、伦理等观念在形成特定社会
的主体形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本身的性质。这样的文学批评也就会具有视野更为宽广的文化研究的本质，就张爱玲研究来说这点还做得远远不够。
附：本文撰写过程中参阅了王卫平、马琳、灵真、钱理等、王晓明、唐正序、邵迎建、陈子善、古远清、于青、金宏达、张子静、司马新、季季、关鸿所著或主编的书籍或文章，因篇幅有限，不再一一列叙。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王恩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