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很多玩家来说，电子游戏中的世界就是另一个“社会”，而这个社会无比“轻盈”，能让玩家放下“沉重的肉身”，化身为虚拟的游戏角，如《古墓丽影》中性感探险女英雄“劳拉”、《魔兽世界》中“追随圣光的圣骑士”“捍卫自然和谐的德鲁伊”等（拿起武器保护自己的种族、探索未知的世界），获得无与伦比的满足感：“取得领先的渴望，变得强大的希望，逃避现实的欲望，帮助他人、解决问题的愿望，像英雄般生活的幻想，在与他人交流时不会受到身体或精神上伤害的奢望，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中的盼望……”[2]。只不过，游戏无法替代生活，玩家终究得离开“劳拉”“圣骑士”等回归现实。但是，有些玩家却变成了“游戏控”，迷失于游戏世界中难以返回现实。
因此，能否在两种身份（虚拟的游戏者身份与现实的社会身份）之间自如地转换，能否有节制地玩游戏，并在游戏中获得愉悦而不至于“玩物丧志”，是这里的关键。康德曾经谈到，游戏时，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社会人又是游戏者。人在游戏时正因为知道自己置身事外，仅作为游戏者存在，所以才能获得观照自我，体验自由的游戏乐趣。然而，在电子游戏中，人却只有一个虚拟身份。游戏者的虚拟身份是游戏的“通行证”，是玩游戏的合法性证明。游戏开始前，玩家需注册并申请用户名（有时需要付费）。用户名是虚拟世界的“身份证”，有了它，玩家就能进入到游戏世界中了。游戏中的“Enter”（进入游戏）指令，用来激活虚拟身份，虚拟身份被激活后还需化身为游戏中的具体角。在全局游戏开始前，玩家能选择角的性别、职业、种族等（根据游戏提供的范围进行选择），角选定后，玩家就要操作这个角，执行规定的任务，逐渐展开游戏角的世界。
认同了游戏角，进入游戏世界的玩家，他的社会身份通常会被搁置起来。此时，社会生活的严肃性、功利性，社会人的责任、义务等都远离了玩家。正因此，“奋力拼杀”、全然忘我地沉浸于游戏中的玩主，不在少数。
为什么电子游戏更容易让玩家的社会身份退居幕后呢？这多半是机器（电脑、游戏机等）
的原因。机器是玩家玩电子游戏的媒介，也是遮蔽其社会身份的“器具”。电子游戏是电子技术制造出来的、在电子媒介上进行的虚拟游戏。游戏的场景、情节、人物等都是预先设计好的，玩家通过操作机器，电脑的鼠标、键盘、触摸屏、游戏机的手柄等做游戏，大型网游中玩家与玩家的互动也是通过机器这个媒介来实现的。玩家只需做敲击键盘、点击鼠标等简单的机械动作，就可以玩游戏，这样一来，玩家的身体被机器挡在了游戏之外。而挡在玩家面前的机器，如同一张“面具”，在其社会身份与虚拟身份之间划定了界限，也模糊了玩家的社会身份。一个身份不明的游戏者，更容易成为自由人，去“扮演”游戏中的角。换句话说，只要愿意，谁都可以成为《魔兽世界》中的“圣骑士”（没有性别、年龄、职业等的限制）。这情形与巴赫金描述的中世纪民间的狂欢节颇有相似之处。面具是狂欢节的道具，它的功能就是模糊身份，进而消解社会身份的等级差异。戴上面具的人就能抛开社会身份的束缚，忘我地投入到节庆活动中，以狂欢化的方式满足其对平等的渴求。
这里还得回到传统游戏（主要指），传统游戏需游戏者亲身实践游戏形式，它一般不会刻意模糊游戏者的社会身份（化装类游戏除外）。当然，有时候为了能更好地遵守游戏规则，需要游戏者自觉搁置其社会身份。然而，一个社会身份敞开的游戏者，很难成为一个“去身份化”的自由人。所以，社会身份常常会被游戏者带入游戏情境。
正因此，社会身份有时竟成为游戏者进入某些游戏活动的“门槛”，游戏者也通过这些游戏活动获得相应的身份认同。如过去体性的、狩猎、舞会等，都是社会身份相近的几个人或一人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参与者能获得相应的身份认同感，包括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兴趣品味等。如传统舞会，一人在曼妙的音乐声中，翩翩起舞，休憩身心，这本是人在“剩余精力”推动下的游戏活动。不过，在19世纪的英国，舞会却是贵族们重要的社交仪式。在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班纳特太太的女儿们参加舞会就是为了挑金龟婿，电子游戏的利与弊“飞上枝头变凤凰”。对于班纳特太太的女儿们来说，参加贵族们的舞会，是获取贵族身份认同的方式。
此外，有些游戏情境还会把社会身份的等级秩序展示出来，而且游戏者必须得谨守这种秩序。如王充的《论衡》描述了王孙贵族打靶射击的情景，箭靶子是用动物的图像制成的，不同动物的图像象征射击者不同的社会身份，天子射象征最高权力的熊的图像，依次排列，诸侯射麋的图像，士大夫射虎豹的图像。一场射击游戏要谨守君臣之礼，断不能出现社会身份的僭越。
相反，在电子游戏中，即便是与传统游戏相似的项目，如、射击游戏等，玩家
也仅需注册一个虚拟身份，就可以尽情地游戏了，而玩家的年龄、职业、性别、种族等，一切与其社会身份相关的因素，都已经无关紧要了。
二
在电子游戏的情境中，不仅外在的社会身份被搁置起来，无法进入具体的游戏活动，有时内在的“自我”也会迷失其间。电子游戏玩家，作为一个“去身份化”的自由人，是极容易困在游戏角中，沉溺于其间，不能自拔。一位过度迷恋于《魔兽世界》的玩家描述他的经历：“肾上腺的分泌让我沉迷于这个游戏。在晚上玩这个游戏能让我到了凌晨还保持清醒，效果远远胜过喝咖啡提神。……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我周末都不睡觉，在键盘上夜以继日地玩。玩的时候很高兴，也很兴奋。失败会让我决意变得更强，而胜利则让我欣喜若狂”。[3]这个玩家戒游戏也相当艰难，他谈到第三次戒游戏时的情形“我意识到自己的另一种选择是退出。站在我家13层楼的窗户前，我为自己要失去的东西无声地大喊。然后我对着自己最大的心魔———我的游戏角———选择了删除，亲手埋葬了它。”[4]
这是一位曾经沉迷在《魔兽世界》中的玩家的真情告白。《魔兽世界》让他通宵达旦地做敲击键盘的机械动作，还清醒并快乐着。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已经不清醒了，他
丧失了掌控时间的能力、“End”（结束）游戏的能力，甚至可以说，他丧失了主体性，以至于不能理性地从虚拟的游戏角中跳出，回归社会人。因此，直到第三次戒游戏时，他的感受还充满着悲壮彩，把退出《魔兽世界》这个游戏，形容为失去“自己的东西”。
其实，控制玩家的是游戏的程序，而非其“扮演”的角。电子游戏中的角既没有理智也没有感情，只是执行游戏指令的“符号”，而非血肉丰满、具有张力的人物。如《魔兽世界》中的“牧师”，角技能是从事工作，他手段多且能力强大，可做团队主师。不过，游戏时，牧师的工作，如制造绷带、包扎绷带等，都是在点击鼠标、敲击键盘间，按照游戏程序进行的，无需玩家身体力行地去表演。此外，通过做任务（），角技能的点数、战斗力指数、生命力指数都会得到提升，而这一切与救死扶伤、珍爱生命、无私奉献等医务工作者的崇高职业伦理全无关联。可见，玩家虽然“扮演”了《魔兽世界》中的“牧师”（师），但是无需真的把自己想象成师，也无需产生与师这个角相匹配的身份认同感。因此，在电子游戏中，角之间的差异是技能性的，如猎人擅用远程武器、法师擅用法术等，这种差异既无关乎个体的主体性也无关乎社会的伦理性。角技能的特点、强弱与是非善恶的价值取向无关，玩家只需按照要求执行相应的程序，无需对其做任何价值判断。
电子游戏中的角，不管置身于何其丰富、复杂的游戏情境中，其行动都是被程序控制的，而非玩家。玩家只有选择角的权利，而没有创造、改变角的权利。而且在网络游戏中，一款游戏的某个角，可以有无限多的“克隆者”（在服务器许可的情况下，注册用户名即可选择这个角），像《魔兽世界》，多个玩家能同时扮演“猎人”，这些“猎人”没有实质差别，只能靠玩家注册的虚拟账号（身份证）来区分。角的变化靠晋级来体现，晋级后的角装备、技能、杀伤力、生命力的指数等都有所提升，但是，其行为方式与之前基本一致，也就是说，晋级并不改变已有的角模式。因此，看似在游戏世界中角逐的玩家，其实都跳不出既定的角模式。从这个层面来看，电子游戏的玩家与角是疏离的，他既不能控制游戏的进程，进程由游戏程序控制，又无法感同身受地真正“扮演”角。
其实，电子游戏的程序是软件设计师预先定义好的一系列语句和指令，程序运行的逻辑规定了游戏的情节、角的装备、活动的场景、执行的任务等。最关键的是它还变相制造了玩家的欲望：征服难关、获取成功。游戏依赖做任务、过关、晋级逐渐展开角的世界，这里的难度系数由低到高；而且做任务、过关等一次不成功，可以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成功为止。当然，成功其实很容易，玩家只要按照既定模式，大量投资时间总能取得成功。正是这看似容易，实则要“投资”大把时间、精力所取得的成功使得玩家如患了“强迫症”，会通
宵达旦、不知疲倦地沉浸在其中。
由此可见，沉迷于电子游戏的玩家，思维已被游戏的固定程式控制了。在机械地点击鼠标、敲击键盘中，他们满足着自己的“欲望”。显然，这样的游戏者似乎已成了游戏中那“去主体化”的角，被动地执行着游戏的指令。一位儿童心理学家为此批判电子游戏：“这个诱骗孩子的非同寻常的设备（电子游戏组成的设备），甚至可以使其发展到一生不学东西的地步。”[5]那些被游戏程序控制了思维的人，与卓别林《摩登时代》中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工人颇有相似之处。工人夏尔洛在流水线上重复拧螺丝，长时间超负荷、重复、单调的动作让其丧失了理性，“异化”成了拧螺丝的机器，以至于衣服上貌似螺丝的圆形纽扣，都会让其疯狂地拿起钳子。如果说，大机器工业时代中的人，被机器控制了行为后形同机器；那么“游戏控”们被程序控制了思维，形同游戏中“去主体化”的角，乐此不疲地执行着格式化的游戏指令。
三
过度迷恋电子游戏，也是屏幕消费极度渴求的表现。今天，屏幕世界已成为人类主要的生活空间：人们花大把时间在此购物、阅读、交友、游戏。从某种程度上说，屏幕世界已经
替代了现实，而电子游戏就是这样一种替代性的屏幕娱乐消费活动。而今，那些用手机、平板电脑、游戏机等手持终端，孜孜不倦地玩游戏者，就是其拥有的庞大的屏幕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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