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彬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5期
摘要：曹禺话剧里的主要男性角可分为四个类型，包括“可怜的人”“有希望的人”“有能力的人”和“有力量的人”。由于他们之间的戏剧性冲突关系，使得其各自特征更为鲜明。其中“可怜的人”这一类型具有无望、无能、无力和多情的典型特征，他们在审美上与古典戏曲里的“小生”有一定联系性。曹禺话剧里类型化的男性角设置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又具有高度的创新性。
关键词：曹禺话剧可怜的人男性角
在曹禺的话剧代表作中，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男性角，可以统称为“可怜的人”。这些“可怜的人”包括《雷雨》中的周萍、《北京人》里的曾文清、《家》里的高觉新。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把《日出》里的方达生、《原野》里的焦大星包括进来。这些“可怜的人”的共同特征是：缺乏野性、优柔寡断、生命力不足。他们在矛盾冲突中犹豫不决，意志力薄弱，既有内心的反抗却又缺乏改变现状的力量。其中，周萍、曾文清和高觉新尤其是“可怜的人”的典型。
曹禺所塑造的一系列“可怜的人”属于杰出的文学形象，是曹禺话剧的特所在。曹禺话剧里某些“可怜的人”也曾经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多余人”形象的代表，例如《雷雨》里的周萍。{1}本文专门用“可怜的人”来界定曹禺话剧里的一系列男性角，其原因在于：其一，这一系列重要男性角在某些方面共同具有“可怜”的特征，并因此在剧中受到相应的嘲讽和批评，由于其“可怜”而成为话剧里的焦点；其二，19世纪俄国文学中出现的“多余人”广为人知，曹禺话剧里“可怜的人”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虽有某些相似之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应避免混为一谈。
概言之，曹禺话剧里“可怜的人”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包含了深刻的独创性，贯穿于曹禺最具代表性的话剧作品中，与剧中其他角构成独特的戏剧关系，是推动戏剧行动的关键因素，值得独立出来深入研究。
以下对曹禺话剧里“可怜的人”以及与之相关的男性角设置进行简要分析。
一、“可怜的人”的审美来源与特殊的存在状态
将曹禺话剧里“可怜的人”作为审美对象，可以追溯其与中国古典戏曲中“小生”的联系性。简言之，《雷雨》里的周萍、《北京人》里的曾文清和话剧《家》里的高觉新，这些角在审美上与中国古典戏曲里常见的“小生”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他们又不同于任何一出古典戏曲里的“小生”：他们处在旧时代与新时代交替之际，既有对新时代的隐约期待，又难以舍弃旧时代传承的文化特质；在新旧时代转换之际，他
们的典型状态是无望、无能、无力和多情。
周萍、曾文清和高觉新都是大家族里具有直接继承权的长子，其所在大家族正因为内部危机而面临剧变。身为长子，他们被家族寄予重托却不堪重负，渴望离家出走却又不能自食其力地谋生。与他们相比较，《日出》里的方达生和《原野》里的焦大星的情况就有所不同：方达生的家境并不好，属于乡下出来的穷书生；而焦大星的父亲则是乡下恶霸，焦大星本人谈不上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尽管方达生和焦大星远不是富贵人家受过新式教育的公子大少爷，他们在某些方面仍然体现了无望、无能、无力和多情的特点。
曹禺话剧里“可怜的人”在无望、无能、无力和多情这四个方面都有着充分的表现：
（一）无望
古典戏曲中的书生可以凭借赶考中举，迅速提升自己的地位。尽管在现实中中举是低概率事件，在戏曲中却比比皆是。曹禺剧作里已经没有了书生赶考，生活在现代与过去交接处的曾文清、觉新、周萍等人既无功名之念，也缺乏全面进入现代生活的勇气。他们停留在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夹缝中，其穿着打扮、行为方式都保留着旧派气质，又认识到新时代的到来无可避免。他们在叛逆阶段也会对旧势力不满，但是由于天性就意志脆弱以及长期的压抑生活，使得他们早早屈服，进入对未来无望的状态。这种无望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自我选择的结果。
当然，在曹禺的各剧作中，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差别还是很明显的。《雷雨》里的周萍是最早出现的“可怜的人”。第一幕鲁大海刚见到四凤，就说起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在花园里躺着，“脸发白，闭着眼睛，像是要死的样子”，鲁大海说的就是周萍。等周萍在后来正式出场的时候，关于他的出场介绍篇幅是最多的，远超过别的人。他承认自己“我是活厌了的人”，没有希望可言，他把有青春气息的四凤当成拯救者，最后却发现他所爱恋的四凤竟然是他同母异父的妹妹，于是在绝望中自杀。《北京人》里的曾文清、《家》里的高觉新的情况固然与周萍有所不同，曾文清和高觉新都是已婚男人，曾文清徒劳地想摆脱悍妒的妻子曾思懿、想离开自己的封建大家庭；高觉新则在青梅竹马的恋人钱梅芬和包办婚姻而来的贤淑妻子瑞珏之间无望地挣扎。
周萍、曾文清、高觉新这些大少爷的“无望”状态，尤其在和周冲、瑞贞、袁园、觉慧这些对未来抱有希望的年轻人对比的时候异常鲜明。
《原野》里的焦大星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无望的状态，失去花金子后他宁可被仇虎杀死。《日出》里的方达生在这个方面可能算一个例外。陈白露跟他说起自己嫁过的那个诗人“相信一切是有希望的”，方达生接话说“为什么不叫我也分一点他的希望呢”（见《日出》第四幕），这里或许略为表达了无望的态度，不过方达生对未来还是抱有模糊的热情的。他在第四幕结尾的时候站在陈白露的卧室外说：“你跟我来，我们要一齐做点事，跟金八拼一拼。”这时陈白露已经自杀了。方达生所表达的希望被事实上的无望掩盖了。曹禺在《日出》出版的跋里专门说方达生的这句话“原是个讽刺”。
（二）无能
曹禺话剧里的每个“可怜的人”都具有无能的特点。这种无能既表现为一种不通世务、缺乏在社会上独立谋生的能力，也专门表现为一种道德上选择的结果。
例如，《雷雨》中的周萍，出场介绍中提到，他“怕人窥探出他是这样的无能，只讨生活于自己的内心的小圈子里”。由此涉及更深层次的思考，什么是有能力的？周萍就把获取一定的社会能力与有限度地破坏道德联系在一起：
他恨自己，他羡慕一切没有顾忌，敢做坏事的人，于是他会同情鲁贵；他又钦慕一切能抱着一件事业向前做，能依循着一般人所谓的“道德”生活下去，为“模范市民”，“模范家长”的人，于是他佩服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他的见闻里，除了一点倔强冷酷，——但是这个也是他喜欢的，因为这两种性格他都没有，——是一个无瑕的男子。{2}
在后来的场上行动中，周萍确实显示了对周朴园的这种既排斥又认可的矛盾态度。有能力的父亲对无能力的儿子的压抑，暗中体现为有能力的父亲有着作恶的意志、无能力的儿子由于其道德选择而不能继承这种作恶的意志。周萍相对于周朴园所显示的无能、焦大星相对于焦阎王所显示的无能，都体现了这个意思。而在《日出》中，方达生相对于金八、潘月亭等人所显示的无能，除了因为方达生不通世务，也在于方达生不愿意作恶。《北京人》里的曾文清、《家》里的高觉新也都有着同样的无能。
在曹禺的话剧中，基于对当时社会黑暗面的批判态度，像周朴园、金八、焦阎王等，越是被认为能力最强的人，作恶的能量越大。作恶、激发贪欲、不择手段，这些因素于是都跟“能力”有关，能够如此的人才能成为有能力的人。与之相比较，“可怜的人”则选择了或者只能成为“无能”的状态。
（三）无力
“无力”在曹禺的剧作中也是专有所指。
《雷雨》里的周萍感觉到他“需要新的力，无论是什么，只要能帮助他，把他由冲突的苦海中救出来，他愿意”。但是周萍企图在四凤身上寻的青春活力却最终把他带入死亡陷阱。
从曹禺的几部主要话剧作品来看，周萍、曾文清、觉新这些人都是过于文明和纤弱，需要加载野蛮的力量。《北京人》里的曾文清由于吸食大烟，四体不勤，他“无力”的形象甚至比周萍更为明显。《家》里的高觉新同样是柔弱无力的；在乱兵骚扰之夜，高觉新的无力和无奈表现得很突出。
虚弱无力的“可怜的人”通常会与剧中明显强壮有力的人形成对比：周萍与满蓄精力的鲁大海对比、焦大星与强壮有力的仇虎对比、曾文清与力大无穷的北京人对比，都是如此。包括《日出》里的方达生，当方达生去妓院寻小东西的时候，面对地痞黑三，方达生尽显文弱书生之态；由于深刻的无力之感，使得方达生格外赞美充满力量的砸夯工人。
（四）多情
除了无望、无能和无力，曹禺剧作中“可怜的人”还有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追求感情。不论是周萍、曾文清、高觉新这样让剧中女性格外迷恋的“小生”，或者是方达生、焦大星这样逊一筹者，都在某种程度上称得上是多情种子。
周萍、曾文清和高觉新都属于大家族的大少爷，身材瘦高、文化教育程度高、面目清秀。跟他们比较起来，方达生显然不是这样的少爷公子，家境很一般，穿着半旧的西服。陈白露把方达生称作书呆子、乡下人，方达生求婚的时候陈白露就嘲弄他：“你有多少钱？”至于焦大星，作为焦阎王的儿子，在乡下算是小财主，文化修养较低，而且在家里没有自主权，“妻与母为他尖锐的争斗使他由苦恼而趋于怯弱”。
话剧日出 周萍、曾文清和高觉新各自的出场提示都专门指出他们姿貌不凡，而方达生和焦大星的长相则较为普通，其出场提示也较短，介绍简单。不难理解，后两者对女性的吸引力是较弱的。尽管如此，方达生和焦大星也都属于敏感多情的人。方达生被陈白露拒绝后直接就落泪了，陈白露安慰他后他还抽噎出了声音。正是因为方达生对陈白露怀有真情，陈白露对他的态度也跟对其他人的态度有所不同。至于焦大星，更是把花金子看得比命还重。焦大星由于痴情，失去花金子后便陷入绝望，基本上是坐以待毙。
作为曹禺话剧中“可怜的人”的典型代表，周萍、曾文清和高觉新尽管都不同程度处于无望、无能和无
力的状态中，却仍然能够让身边的女性为之迷恋。他们除了拥有家世、容貌举止、文化素养等方面的优势，另外就是他们本身缠绵于情感生活。他们天然地生活在唯美情感中，敏感、多情、优雅、体贴，加上忧郁和软弱，使得他们很适合成为女性愿望的产物，尤其是成为追求自主情感的才女的命运陷阱。
二、关于“可怜的人”与其他男性角的设置
围绕一系列“可怜的人”，在曹禺话剧里针对性地设置了另外几类男性角，与“可怜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可怜的人”的典型特征：
其一，“可怜的人”与“有希望的人”
“可怜的人”具有“无望”的特征，“有希望的人”则与之相反。值得注意的是，曹禺话剧里“有希望的人”的希望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
《雷雨》里的周冲就属于典型的“有希望的人”。和无望的周萍比较，周冲可以说是满怀希望，由于不切实际，周冲对未来的希望很容易破灭。
曹禺对于周冲这样的角是很有认同感的，他在1936年谈道：“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蘩漪，其次是周冲。其他如四凤，如朴园，如鲁贵都曾在孕育时给我些苦痛和欣慰，但成了形后反不给我多少满意。”{3}可见，像周冲这样一类纯真热忱、脱离现实的“有希望的
人”，是作者曹禺颇为重视的戏剧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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