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曹禺完成了第一部多幕话剧《雷雨》。接着曹禺自任导演，由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生在南京中正堂演出了《日出》，叶子主演陈白露。1936年8月，曹禺应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余上沅之邀，前往南京该校任教，教授《剧作》和《西洋戏剧》等课程。
  1933年，曹禺完成了第一部多幕话剧《雷雨》。1934年7月发表在《文学季刊》1卷3期。他从自己青少年时期熟悉的社会圈子里，提取了《雷雨》的题材，通过周鲁两家8个人物的历史与现实纠葛，反映了从光绪二十年(1894)到1920年以后约达30年的复杂社会生活和冲突。
  故事写某矿董事长周朴园，年轻时遗弃了为他已生二子的婢女侍萍，长子周萍留在周家，侍萍携次子投河遇救，离乡远走。周误以为她已死。后周家亦北迁，与侍萍再嫁的鲁家共居一地，互不相知。鲁家父女皆在周家为仆，次子大海在矿上做工，周妻繁漪与长子周萍有私情，后知周萍爱鲁女四凤，繁漪欲遣去四凤乃召来侍萍，两家关系始被揭开。周萍与四凤知为异父同母兄妹，双双自杀。繁漪之子周冲为救护四凤也触电身亡。大海为罢工代表在周家受辱被殴，逃奔而去。侍萍与繁漪不堪重压，一呆一疯，只剩下周朴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作者在这常见的“始乱终弃”和“”的社会现象中，开掘出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悲剧。他
在剧中写了尖锐的思想冲突和阶级压迫与斗争，但主要是描写新旧交替时期3个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对命运所做的抗争和她们走向毁灭的悲剧结局。《雷雨》情节的丰富性、生动性，尖锐的戏剧冲突，严谨的结构，浑厚凝重的格调，浓重的悲剧气氛，深受希腊悲剧和易卜生、奥尼尔剧作的影响。但曹禺写的是地道的“中国人的事、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他是把民族的内容和外来的艺术形式结合得最为熨贴、最有光彩的一个。因此《雷雨》把中国年轻的话剧艺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雷雨》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高度美学价值。《雷雨》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人物刻画的成功是其生命力所在。也是曹禺戏剧的共同特点。
  1935年4月，留日学生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在东京首演《雷雨》，由杜宣、吴天等导演。国内首演的是天津的孤松剧团，接着上海复旦剧杜、中国旅行剧团演出了此剧，引起轰动。《雷雨》不仅奠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的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年轻的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清华大学毕业后，曹禺短期到河北保定明德中学教英文。未几，又回到清华研究院专门研究戏剧。不久因经济困难辍学回天津，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1935年，曹禺开始构思和写作《日出》。曹禺自幼生长在天津，1934年，他第一次去上海。当时这两个殖民地化的城市，正经受着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的折磨，民族工、商，金融企业大批倒闭，失业的下级职员和工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农村则因遭受着连续不断的内战蹂躏，无以为生的农民流入城市，加入失业大军，妻女沦为娼妓。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暴发户、“高级流氓”和“高级恶棍”却在吮吸着人血，滋养它们荒淫无度的生活。年轻的曹禺在这里看到了许多“梦魇一般可怖的人事”，于是他决定以此为素材写《日出》。
  《日出》没有传奇性的故事。学生出身的交际花陈白露，住在大旅馆里，靠银行家潘月亭的供养过着夜生活。童年和学生时代的好友方达生闻知她堕落了，从家乡跑来“感化”她，让她跟自己结婚并随自己回去。但对社会和恋爱家庭生活都已失望的陈白露拒绝了他。此时同楼的孤女“小东西”为了逃避蹂躏闯到她的房间，她虽全力救助，但终于还是被黑帮头子金八手下的人卖到妓院里，不堪凌辱而死。潘月亭也被金八挤垮，银行倒闭。陈白露慑于黑暗之浓重，看不见出路，黯然自杀。方达生则表示要与黑暗势力抗争，迎着日出而去。
  《日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雷雨》更成熟，更显露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作者利用陈白露的“休息室”和翠喜的“宝和下处”有限的空间，召来了三教九流，全声地
表现了魑魅魍魉盘据的旧世界，揭示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剥削制度的本质，因而使《日出》既有鲜明的时代性，又具有深广的历史内容。在艺术上，作者“试探一次新路”，他舍弃了《雷雨》中“太象戏”的结构和“用的过份”的“技巧”。采取了与表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横断面的描写”。用“片断的方法”，用“点点成光彩明亮的后期印象派图画”的技法，写出“社会的真实感”，因而《日出》具有纪实性的特点，开放，真切、自然。人物形象的刻画，仍是《日出》最成功之点。对于陈白露和李石清，作者主要是写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内心的激烈冲突和他们被室息被毒化的心灵历程。而对胡四、顾八奶奶、张乔治，福生等形象的刻画，则是着眼于他们性格的主要特点，用夸张、重复、强调的手法，使它更突出，更鲜明，如：胡四的“贱”、顾八的“俗”、张乔治的“洋奴相”。翠喜的刻画体现了作者主观的感情与客体描写高度有机的融台。他写出了一个老的职业特点、生活习惯、人生哲学和感情表达的方式，没有人为美化她，但却写出了与粗俗的外表形成对比的“一颗金子的心”，使这个悲剧形象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1937年2月，《日出》由复旦大学学生和毕业同学组织的业余演剧团体戏剧工作社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首次演出，导演欧阳予倩。凤子扮演陈白露。同年3月，中华留东同学话剧协会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公演《日出》，凤子应邀赴日饰演陈白露。接着曹禺自任导演，由国立
戏剧专科学校学生在南京中正堂演出了《日出》，叶子主演陈白露。
  1936年8月，曹禺应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余上沅之邀，前往南京该校任教，教授《剧作》和《西洋戏剧》等课程。
  在南京任教期间，曹禺住在第一模范监狱附近。犯人服劳役的景象，勾起他童年的记忆：宣化府“大堂”看军法官严刑拷问“土匪”；听奶妈讲血泪身世和铤而走险的农民故事。于是曹禺开始构思和创作《原野》。民国初年的北方农村，既是军阀混战的战场，又是军队兵源和粮草基地。一些流氓地痞，跟着“大帅”就是“兵”，携回乡就是“匪”。兵匪一家，抢男霸女。占田夺地，使农村的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曹禺把握了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了连长出身的焦阎王回乡后，勾结绑匪，活埋了仇虎之父，把其妹卖与娼门，又诬仇虎是土匪，关进大狱，夺了仇家的土地。8年后，仇虎越狱回来，欲报两代冤仇，却得知仇人焦阎王已死，而曾经“许给了”他的姑娘金子，也被焦阎王生前“押来”做了儿子焦大星的媳妇。大星与仇虎自幼就是好友，对焦阎王的罪恶一无所知，这次见到仇虎仍待之如兄如友。但是仇虎两代冤仇难以泯灭。经过内心激烈冲突，终于在“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的观念支配下，杀死了大星，使大星之子小黑子误死在欲杀仇虎的焦母之手。大星父子之死，使仇虎内心情与理的冲突达于沸
点，陷于迷惘、惶惑、半疯狂之中，在携金子外逃时，迷路于“黑林子”，被侦缉队包围，不屈自杀而死。
  《原野》是曹禺在戏剧创作上的一次新开拓。他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手法，表现了这个传奇故事。他没有更多地描写农村生活和斗争的现实。而是借鉴了传统戏曲有戏的地方大力渲染，无戏一笔带过的手法，集中刻画了仇虎复仇前后的心理活动，把历史与现实、幻觉与真实结合在一起，写情，写戏，把人的生活伸延到鬼的世界，以揭示天上、地下、阳世、阴曹都没有“公道”和“天理”。《原野》中的人物造型、民俗风情、服饰彩，都深受民间传说和戏曲的影响，鲜明，浓烈。
话剧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