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诗歌的地位仍是最重要。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五言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跃”的大发展时期；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交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他们继承了建安时期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山水诗在这一时期也大放光芒。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以下文段即是对这一时期诗歌发展脉络的简要介绍。
正文：
按照一般的习惯，文学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上限为东汉的建安，下限为隋朝的统一。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到西晋的短暂统一。然后北方历经十六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
、北周各朝，南方从偏安的东晋到宋、齐、梁、陈相继，最后南北归于隋朝的统一，历时近四百年。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可以分为几个时期和南北两个地区。
其中，建安时期的诗歌尤为引人注目。建安时期的文人打破了两汉以来四百多年辞赋独盛的一统局面，第一次兴起文人诗的创作高潮，使诗歌创作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建安时期文人毕集，优秀作品大量涌现，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五言诗的形式在他们的诗歌中被普遍采用，“居文词之要”，成为这一时期文人诗歌的主导形式。七言诗也在这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以后的诗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除此而外，女诗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长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歌。诗人以纪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的多种手法，记述自己被掳入胡的痛苦经历，犹如血泪染成的历史画卷，读来催人泪下。它是建安诗坛上一篇不可多得的杰作，与《孔雀东南飞》一起，历来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我国长篇叙事诗的双璧。
建安之后，以曹废帝曹芳的年号正始为起点，至西晋立国为止，文学史上称为正始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集团是“正始名士”和“竹林七贤”，前者是何晏、王弼、夏侯玄，后者则是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陶渊明，李白。
从西晋统一中国北方到它灭亡的五十年间，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远远超过了前代。诗人除了早期的傅玄、张华而外，还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以及后期的刘琨和郭璞。其中潘岳、陆机的文学成就最高，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在当时并称“潘陆”。
西晋灭亡，东晋在建康建立国都。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
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宋朝，历史上称为刘宋。刘宋的诗人，代表人物是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三人，他们并称为“元嘉三大家”。东晋时期由于玄言诗的笼罩而出现的倒退现象，在他们的手下得到了彻底的扭转，兴起了山水诗的新潮，完成了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重要转变，意义非同寻常。
这一时期的谢灵运吟成了如《登池上楼》、《游南亭》、《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石门岩
上宿》、《七里濑》、《登江中孤屿》、《登上戌石鼓山》这样的名篇，写出了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石浅水潺氵爰，日落山照耀”这样的名句。以平淡自然的语言，描摩真山真水，给人于身临其境的感觉。他的山水诗，对唐代诗歌，尤其是山水田园诗的影响，应该说超过了陶渊明。
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代表作有《拟行路难》十八首、《代堂上歌行》、《代结客少年场行》、《代放歌行》、《代贫贱苦愁行》、《代东武吟》、《代出自蓟北门行》、《代苦热行》、《拟古诗》等。他的乐府诗，把汉魏乐府的质朴刚健与南方民歌的艳丽浅近结合起来，并以强烈的激情、优美的文采灌注其中，使乐府诗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发展。
刘宋之后的齐朝，立国虽然只有二十多年，但因为永明新体诗的出现和艳体诗的露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阶段。所谓“永明体”诗歌，概括起来说，就是对诗歌提出的关于声律方面的要求：以平、上、去、入为四声，平声为平，其余为仄。在五言诗的两句中，一句之内，平仄交错；两句之间，平仄相对。除此而外，又规定必须避免平头、上尾、
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八种声韵上的毛病。一般以十句为一首，除首尾四句外，中间的六句必须两两对仗。而所谓“艳体诗”，就是以华美的词语描写女性之美男女之爱的诗歌。它是上承汉代女性美之赋，近学南朝民歌的结果，下启后代宫体诗的先声。
刘宋时期的代表诗人是谢脁，他与他的同族前辈谢灵运都擅长山水诗的写作，后人称他们为“大小谢”。他的诗歌以写景见长，如《入朝曲》、《玉阶怨》以及含有“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之句的《游东田》和含有“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之句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都是传诵千古的名诗。
梁代立国时间较长，而以梁武帝为首的社会上层又对文学的特别爱好与重视，加上刘勰、钟嵘等文学批评家的出现，在文学上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在诗歌方面，宫体诗、边塞诗的兴起，七言诗的发展，对后代影响都很大。
陈代诗歌，基本上是沿着梁代诗歌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诗歌的形式方面，五言诗更加格律化，对仗和声律的运用更加严格也更加熟练；七言诗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兴旺的势头。在陈后主为首的宫廷文学集团中，宫体诗仍然十分盛行，但它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陈代最著名的诗人，是与庾信并称徐庾的徐陵。当时所谓的“徐庾体”，就是“宫
体诗”的另一种叫法。徐陵的诗歌，流传至今的，大约有四十首。除了宫体诗之外，一些乐府题材的边塞诗，如《陇头水》、《关山月》、《出自蓟北门行》。另外江总的诗歌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他是陈代善于七言歌行的第一人，如《闺怨篇》即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首。他的另一首《宛转歌》长达三十八句，是陈代也是南朝最长的七言歌行。
在东晋及宋、齐、梁、陈相继更迭的时候，建安诗歌北方的诗坛相对来说显得沉寂一些。而从南方来到北方的庾信、王褒却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庾信奉梁代君主之命在出使西魏期间，梁朝被西魏所灭，他被迫留在西魏。并且受到器重，身居显贵，还被尊为文坛宗师，受到皇帝的礼遇。这种特殊的景况使他既有羞愧之感，又有故国之思，他后期的许多诗歌一变年轻时轻艳流荡的诗风，成为苍劲悲谅的作品。如《拟咏怀二十七首》、《寄王琳》、《重别周尚书》、《山斋》等，尤其是《题画屏风》二十五首，开了后代题画诗的先河。王褒的经历与庾信相类，也是梁国大臣被迫羁留西魏、北周，成为那里的文坛宗师。他的诗歌主要有：《燕歌行》、《关山月》、《渡河北》等。
在文人诗歌不断发展的同时，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也有了可喜的收获。南朝民歌分为“吴声”与“西曲”两个大类，其中吴声三百四十多首，西曲大约一百三十多首，总数大约在五百首
上下。前者产生于六朝古都建业（即今南京）地区，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将它们一起编入“清商曲辞”类中。吴声的主要曲调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独曲歌》等，西曲的曲调主要是舞曲，如《石城乐》、《乌夜啼》、《襄阳乐》、《三洲歌》等。
汉乐府民歌反映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南朝民歌的内容则以男女爱情为主，很少涉及其他内容。而且，由于地域、经济、思想观念、统治阶级的喜好等方面的原因，这些爱情诗篇的内容以偷情私合为多。语言则明朗而巧妙，大量应用双关隐语。诗歌的形式主要是五言四句，对以后的五言绝句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
在风格方面，北朝民歌与南朝民歌完全不同，后者温柔缠绵、婉曲华丽，而前者豪迈雄壮、质朴粗犷。北朝民歌现存六十多首，以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歌谣为主。诗歌的内容大多是反映北地风光和他们的游牧生活、军事生涯以及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故事，有《企喻歌》、《陇头歌》、《折杨柳枝歌》、《慕容垂歌》、《陇上歌》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木兰诗》和《敕勒歌》。《木兰诗》歌颂女英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是北方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它与《孔雀东南飞》异曲同工，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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