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
    第一首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
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汉谣，指汉乐府民歌。
  魏什，指建安诗歌。什，《诗经》的雅、颂，以十篇为一卷，称为“什”，后来便以“什”指诗篇。
泾渭各清浑，泾水、渭水一清一浊，合流时清浊分明，泾渭各  清浑即指泾渭分明。
  这是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第一首，表明了他写这组论诗诗的动机、目的和标准。元好问以《诗经》的风雅传统为“正体”，认为汉乐府和建安文学是这一传统的继续，他针对宋金诗坛上的一些弊病和“伪体”盛行、汉魏诗歌传统的淆乱，以“诗中疏凿手”为己任，要在纵览诗歌创作的历史中正本清源，区别正伪，使之泾渭分明，从而廓清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二首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这首诗反映了元好问推崇建安诗人刘琨的具有雄浑刚健风骨之美的诗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为诗中“两雄”，以“坐啸虎生风”形象地比喻他们的诗歌风格雄壮似虎。曹、刘是建安风骨的杰出代表，钟嵘评曹植的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艳，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标举曹刘，实际上是标举了他们所代表的内容充实、慷慨刚健、风清骨俊的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
  西晋诗人刘琨，被认为“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有“清拔之气”（《诗品》）。元好问推出刘琨，正是从其可比建安诸子的慷慨悲壮，梗概多气的艺术风格着眼的。第三首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建安诗歌
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若何。  邺：邺城，东汉末曹操的据守之地，是建安时代实际上的政治文化中心。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建安七子及其他文人环绕，形成了邺下文学集团。是建安文学的中心。
  元好问认为西晋诗坛中继承了建安文风的有不少，建安风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壮怀犹见缺壶歌”），但也有了“儿女情多，风云气少”（钟嵘评张华诗语）的诗歌。建安风骨是元好问
所肯定的诗歌风格，所以他以张华为例，认为张华虽然以其诗绮靡婉艳，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时，但是缺乏豪壮慷慨之气，至于到了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更是儿女情长，风格婉约。“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问对绮靡文风的不满情绪，对诗歌绮靡文风的发展的认识。第四首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这首诗是元好问评晋代诗人陶渊明。出于对当时诗坛雕琢粉饰、矫揉造作诗风的反感，元好问评论晋代诗人陶渊明时前两句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崇尚陶渊明诗歌自然天成而无人工痕迹，清新真淳而无雕琢之弊。陶渊明的诗句自然质朴不假修饰，剥尽铅华腻粉，独见真率之情志，具有真淳隽永、万古常新的永恒魅力，是元好问心仪的诗的最高境界。如陶渊明的《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归田园居》等都体现了陶渊明崇尚自然的人生旨趣和艺术特征。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两句表明，虽然陶渊明高卧南窗，向往古代，但他并不超脱，还是运用自然平淡的文笔反映了晋代的现实。这个观点深刻指出，陶渊明与晋代现实的联系并未超脱于现实之外。第五首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
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  这首诗评论了西晋正始诗人阮籍。阮籍所处时代正是
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不满司马氏的统治，姑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迫害，做出了不少惊世骇俗的事情，世人以为阮籍狂、痴。但元好问深知阮籍“不狂”，看到了阮籍心中的“块垒”，认识到了阮籍诗中的真情郁气（“高情”）。元好问认为阮籍的诗笔纵横，如长江奔流，神与俱远，正是他高尚情怀、胸中不平之气的表现。这说明元好问认识到了写诗须有真情实感，反映了他对阮籍狂放品格的称许，对阮籍在黑暗统治下隐约曲折、兴寄深远的风格也是肯定的。第六首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这首绝句通过评论西晋太康诗人潘岳批评、嘲讽潘岳做人做诗的二重性格。元好问从诗写真情出发，鄙视诗写假话，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绘自己淡于利禄，忘怀功名，情志高洁，曾经名重一时，传诵千古。但是他的实际为人，却是躁求荣利，趋炎附势，钻营利禄，谄媚权贵的无耻小人。因此元好问认为，扬雄说的“心画心声”，以文识人是不可靠的，会“失真”，即言不真诚，言行不一的问题。识人，不能只观其文，还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