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1年春天，我拜访南京农业大学老教授李扬汉先生时，他希望我能把父亲樊庆笙的一些往事写出来，“的事，你们不写，世人不知道。”在他的鼓励下，我拿起了笔，独坐静思，把尘封的记忆慢慢打开，往事一件件浮现在我的面前。
1998年1月，天气特别冷，身患癌症已经四年多的父亲病情又加重了，咳嗽不止，浓痰夹着血丝。在大家的劝说下， 15日，父亲住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医院的条件好多了，有中心供暖，室外是零下6度的严寒，室内却温暖如春。用药以后，父亲的咳嗽比原来少了，精神也好多了。父亲原打算再住几天就回家。但医生为了彻底了解他的病情，照例要给他做各种检查，今天抽血，明天做CT，隔两天又要做骨造影，父亲不耐烦了，他对把他关在医院里，什么事也不能做，牢骚满腹。同病房来陪护的一位老干部夫人劝他：“樊老，你已经80多了，还不歇歇，还要干什么？”可父亲听不进去，急着要出去工作。事与愿违，检查结果不好，癌细胞已转移到骨头里，病区杨主任把结果婉转地告诉了他，并劝他做局部化疗：“这种化疗反应不大，樊老，你先治一个疗程试试，治好了，你可以活到一百岁。”可是父亲却对我说：“我要活一百岁干嘛！我只要活到2000年就够了。我现在还有三件事没做完：第一，今年秋天金大110周年校庆，
届时金陵研究院大楼将建成，金陵研究院将正式招生；第二，第二届国际食用菌会议今年10月将在南京召
开；第三，我还有六个博士生，到2000年他们全毕业了，我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了。”他还说：“我决定出院了，回家以后，我继续吃中药，我相信我能活到2000年。”我明白，父亲已经非常清楚属于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赶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把没做完的事做完，对海内外金陵学子，对世人有个交待。父亲一生的事业与金陵大学不可分割，如今金大校友最年轻的也年过七十，这一次建校110周年纪念也许是金大老校友的最后一次盛会，他身为金陵研究院筹委会主任，必须完成建成金陵研究院的重任，把金陵的事业继续下去，才不辜负陈校长的遗愿，不辜负海内外金陵学子的期盼。身为中国食用菌协会名誉会长的父亲曾为我国食用菌事业的发展倾注过许多心血，患癌症之后，还多次抱病参加各项会议，到田头、到制作现场进行指导。他希望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国际交流的盛会，以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科学文明，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食用菌大国的地位，推动世界食用菌事业——21世纪的绿食品——的发展。望着父亲日益消瘦的面容，我知道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他要抢在病魔前面，抓住生命的最后日子为开好这两个会议作最后的冲刺。我知道无法改变他的决定，一股不祥的预感掠过我的心头，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在这期间，他又得知学校已经为他住院花了两万多元，一生节俭不肯多花国家一分钱的父亲更是急不可待地要出院。这年春节刚过，他就从医院打电话告诉李顺鹏老师，他要出院了，请系里派人来医院结帐。李老师想这么冷的天，怎能出院，以学校还未开学为由，拖到2月20号，系里才派沈标老师来医院办手续，医院的出院证上写的是“患者拒尘封的记忆
绝，要求出院”。
出院那天是一个阴天，寒风飕飕，我们的心也和这天气一样，冷了半截，忧心忡忡。不巧的是，这一年春寒接着严冬，从2月下旬到3月中旬，阴雨不断。我们家的老房子，多年失修，窗户关不严，四面透风，虽然屋里开着空调，仍不顶事，父亲不得不穿上两件羽绒衣，围上围巾，带上绒帽，坐在房间里看材料写东西。父亲是克制力和忍耐力极强的人，晚期癌病的痛苦，他从不诉说。眼看着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走路都抬不起腿，在地板上拖，可他仍每天坚持起床，坚持工作。到3月20号，寒流突然袭击，北风呼号，竟下起了鹅毛大雪。久病年迈的父亲再也抗不住了，病情突然加重，胸闷头昏，不停地咳嗽，大口大口的浓痰夹着血丝，连喘气都困难了。3月23号，妹妹樊华赶紧将他送进了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
铁医附院的医师立即用抗菌素给他消炎，没想到病情发展得出乎意料的快。开头几天，我们还能搀着他，穿过走廊到对面的卫生间。几天以后，他的腿不听使唤了，不会挪步了，先是右腿，后左腿。弟媳燕平连忙请木工打了一个马桶架子，我们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在病房使用。可两天后，他已经哆哆嗦嗦站不住了，两腿没知觉了。即便病成这样，他还是拚命用两只手撑着床，努力从床上坐起来。喂他吃药时，他要我把药丸交到他手里，数一数几粒，再往嘴里送。没过两天，他的手也不听使唤了，只见他的手直颤抖，药丸送不进嘴里，但他的脑子还清醒，还在考虑金陵研究院的事情。4月20号，医院下病危通知书，经农大和家属要求，铁医组织名医会诊，初步结论：癌性脑膜炎。以后，他就一直处于昏睡状态，再也没说过话。
父亲就这样匆匆走了，没有看到他魂牵梦萦的金陵研究院大楼，没有看到第二届国际食用菌会议的盛况，也没有给子女留下片言只语。他的一生都在奋斗，都在拼搏，都在像老牛一样不停地耕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无怨无悔地走了。
二
父亲求学时，家境困难。他凭着自己的聪慧和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高中，被保送到金陵大学。在“科学救国”思想的熏陶下，立志学农，以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上大学时，由于成绩优秀，获得奖学金资助，方能继续学习，三年级时他已经兼做助教工作了，1933年毕业时获金陵大学金钥匙奖，并留校任教。1940年金大送三名教师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进修一年，父亲是其中之一。一年之后，导师看中了他的才华和勤奋，愿意资助他读博士，问他每月需要多少生活费，他说了一个最低的数字——50美元，这在40年代的美国也是属于贫困线之下的了。父亲就靠了这微薄的资助，度过了三年，取得博士学位。三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室和图书馆度过。在实验室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着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技资料，使他积累了广博的学识，练就了精湛的实验技术，为他日后的厚积薄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留在美国，可以有丰厚的待遇。可是他牵挂着国内的妻儿老小，更担忧着日寇铁蹄践踏下的祖国的安危，归心似箭。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航路受阻。当他听说美国政府组织医药助华会，毅然报名参加。1944年1月，
他跟随医药助华会，上了美军的运输船，冲破日军的层层封锁，历经艰辛，于当年7月到达印度，又乘美军运输机，沿驼峰路线飞越喜马拉雅山，终于回到了祖国。他随身带着刚在美国问世不久的三试管盘尼西林菌种，当时比黄金还贵重，他要用它造福祖国人民。1944年他在昆明西山极简陋的条件下，与朱既明合作，制造出中国第一批5万单位一瓶的盘尼西林制剂，并由他审定了中国学名——青霉素[1] 。
抗战胜利之后，父亲和金大师生一起从成都迁回南京。为了使青霉素早日投入批量生产，他受聘于上海生化实验处任技正。那时他每周往返沪宁两地，忙完了金大的课务后，匆匆赶到上海去忙于青霉素生产中最关键的环节——青霉素菌种的筛选和培育，从而为青霉素的批量生产打下了基础。
解放后，父亲被任命为公立金陵大学第一任教务长。1953年院系调整之后，又被任命为南京农学院副教务长。除农学院本身的教学、科研工作外，还兼任药学院细菌学教授，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那时他年刚四十，踌躇满志，以满腔热忱和过人的精力挑起了行政、教学、科研三副担子，在全国首创了农业微生物专业，并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和研修生。这一批学生日后都成为新中国发展微生物事业的骨干力量。1956年他和陈华癸先生合作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农业院校微生物教材《微生物学》，这本书曾四次重版，被评为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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