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寒冬仰望人性的星空
  ——重读迟子建短篇小说《红小院》　
      和《罗索河瘟疫》
  　迟晓旭
迟子建成长于中国最北的边陲小镇北极村，那里冬季漫长达半年之久，可谓是凛冽的苦寒之地，并且是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等多民族
的聚居地。极端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共同铸塑了作家的精神风
骨和美学倾向，同时也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魂滋养。迟
子建犹如山间流淌的小溪，带着原初的记忆开启了她的文学道路，在80
年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文学潮流中，迟子建裹挟
着一颗冰清玉洁、果敢坚毅的心走进文学的“伊甸园”，在“众神狂欢”
中始终保持着洗练从容的叙事立场，从未被任何文学思潮同质化。从创作
伊始，她便自觉地在北中国的苍茫大地中寻着文学的灵感，细腻的笔
触游走在山川万物之间，宛若逆行的精灵，用笔端跃动的文字为我们讲
述冰雪覆盖下的历史及其松花江畔的人情冷暖。迟子建以故乡为逻辑“原
点”，在近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上不断地感知岁月的力量，对人世间的荒寒
与苍凉体会得愈发深切，小说中涌动着五味杂陈的生活之流，她用最朴
素的文字和情感呈现出对人性的关注与反思，尽情地展现中国北方世界
的光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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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在迟子建丰富斑斓的文学伊甸园中始终散发着独有的馨香，从处女作《那丢失的……》到新近作品《炖马靴》《喝汤的声音》，作家始终以饱满的激情和睿智扣响人性的“众妙之门”，经典之作层出不穷，曾凭借《雾月牛栏》《清水洗尘》两度斩获鲁迅文学奖。在迟子建的文学旅程中，短篇小说如影随形，即使在构思酝酿长篇巨制时，其间也会不间断地出现短篇小说的踪影。对迟子建的短篇写作而言，
“短篇小说舞台不大，所以作家在起舞的一瞬，身心要在最佳状态，既要有饱满的激情，又要有气定神凝的气质。不要以为舞台小，它的天地和气象就小了。在小舞台上跳得出神入化，大世界的风景就妖娆呈现了。你与天地交融的时刻，会觉得脚下的流水，与天上的银河连为一体了。你既是大地之河的一簇浪花，又是天河中的一片涟漪，晶莹剔透，遍体通泰。而这种美妙的感觉，在长篇的写作中几乎很难感受到。”80年代，迟子建以“小舞台”的短篇小说涉足文坛，用天赋和激情淬炼了早期令其名声大震的作品，在寻常巷陌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中烛照复杂的人性世界，“小”的篇幅容纳了“大”的主题，充分展现了一位青年作家的雄心和自信，彰显了迟子建在短篇小说写作中的才华横溢。
《红小院》和《罗索河瘟疫》是迟子建早期发表在《鸭绿江》上的作品，这两篇小说不约而同地将问题聚焦于人性主题。迟子建在《红小院》中将权力与人性扭结在一起，塑造了淡于人情世故的校长孙谦、精于玩弄权术的县长周孔、朴实直爽的温清芬、具有之姿的柳月兰、趋炎附势的卫生防疫站人员等人物形象，在花火红热烈的隐喻中以温情脉脉的笔致表达了对世道人心的理性思索，将权力、美貌等外力侵蚀下的人性善恶表现得淋漓尽致。孙谦是年过半百而两袖清风的小学校长，举手投足间表征着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周孔则充满了官场上的污浊气息，为一己之私不顾与好友的昔日情谊滥用职权；孙谦的妻子温清芬是地道的农村妇女，粗犷豪放中隐匿着温情；柳月兰则不然，她娇弱风骚的外表下深藏着算计，试图以增添自身历史感的方式掩盖无所作为的事实。面对满院子如火般燃爆的红，温清芬无心的一句“要熬大烟膏，换点钱呢”这样自我嘲讽的玩笑话却遭人举报，直接导致校长递交
辞呈。在鲜明的对照下，迟子建无疑更加认同孙谦一家平淡朴素但不乏诗意的世俗生活，在喧嚣的时代浪潮中依旧保持高雅恣意的生活情趣，在对美与善的追求和向往中绽放人性的光辉。
《罗索河瘟疫》这部短篇小说没有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讲述的也并非瘟疫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值得品味之处在于领条一家人悲剧命运折射出的人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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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领条生活在罗索河边的罗索镇，十一岁时因为肺炎高烧变成了旁人眼中的智障，他病后时常精神恍惚，脑子出现空白，忘记了许多事情，“但是去河边的路他没有忘记，他想只要一走出家门，朝最潮湿的地方走去，就一定会到达河池”。事实上，罗索河对小镇里所有的生命都具有特殊意义，瘟疫中死去的家禽和牲畜都被掩埋在河边。别利谋杀阿里后在河边销赃，最后被母亲杀死抛尸于罗索河中。领条和母亲也选择在此地终结自己的生命。可以说，罗索河既是一切真相的见证者，也是所有生命的归宿地。领条自杀后的夜晚，母亲和哥哥到河边寻未果，此时的“罗索河盛开着平板而柔和的月光，两岸寂静无声，全无人影，他们便认为领条并不在河边，就返身回家。天忽然阴起来，乌云浓重，一阵狂风过后，雷声隆隆响起，窗根被震得哗啦啦地怪叫，暴雨愤怒地鞭打着罗索镇，雨一直下到天将明时才止息。”迟子建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总是与她热爱的自然紧密相连，罗索河边的故事伴随着狂风暴雨进入高潮，风雨间裹挟着一切愤怒和真相席卷大地，仿佛那些逝去的人在哭诉某种不甘，抑或是罗索河为埋葬在身体里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悲歌。
领条和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阿来《尘埃落定》中康巴藏族土司的傻儿子如出一辙，他们看似痴傻，却是小说中唯一的清醒者，掌握着一切真理。迟子建在《罗索河瘟疫》中，充分融入了自己对小人物平凡人生的精神感悟，将领条灵魂世界的孤独、无助和凄凉诗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原生家庭看，缺失关爱构成了领条原初生命体验的记忆缩影，父亲酗酒而亡使他自幼丧失父爱，母亲却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她唯一信赖的儿子别利身上，领条唯有将更多的情感投注到手中拖着的死狗身上，用不舍的泪水将它深情埋葬。当公安局的人来调查哥哥别利时，领条试图勇敢地讲述自己在罗索河边看到的真相，执法人员却只是无奈地笑笑，并嘲讽道：
“你还很关心罗索镇呢。”哥哥则将他的头塞到鸡窝里威胁道：“记住，你什么也没看见，否则我会杀了你。”此时的领条如同一个掌握着真理的独语者，没有人给予他温暖和抚慰、理解和同情，同时他洞穿了人世间一切虚伪的皮囊，深知真相只能被无情地埋没，但是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时刻凝聚在“我看见了，可我什么也没看见”的矛盾之间，最终，在精神孤独与语言孤独的双重桎梏中，“他朝河水中央走去，他的头渐渐地被河水吞没”，选择用死亡的方式带走这个未曾说出口的秘密，以此守护心灵的最后净土。《罗索河瘟疫》中的疫情仅仅局限在动物中蔓延，并没有像《白雪乌鸦》中的鼠疫那样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吊诡的是，领条一家都以不同方式走向了死亡，其中深藏和绵延着没有硝烟的人性“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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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本质上就像物体光与影的两面，显性的光亮展现在他人面前，隐性的暗影则留给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注意到了被光照耀的正面，而漠视了影子里隐忍、孤独、哀伤、矛盾的秘密人生，但生活的本真大多数存在于影的一面。“母亲从医院妇产科退休后做了接生婆，就一直忙于接生，只要在街上碰到大肚子的女人，她就像到了什么宝贝似的把人家领回家中，用她的医学知识和多年的临床经验跟孕妇交朋友，结果她总能赢得别人的信任”。母亲给无数人带来善意和博爱，在所有孕妇眼中，母亲是“生”的代言人，温和地迎接每一个新生命的降临。但是，当她发觉阿里和领条的死都与别利有关时，人性“影”的一面显露出来，她用冰冷的匕首毫不犹豫地刺入别利的心脏，以“我能生你，也能灭你”对别利进行了死亡判决，随即投河自尽终结了自己的生命。迟子建在小说中将古往今来存在的复杂人性捕捉出来，用温情之光穿透死亡的阴霾，她书写了小人物的“假面人生”，让读者感受到人性的丰富与驳杂，正如作家所言：“文学不是做法律的道德判断，而是做人性的价值判断。”
作家汪曾祺曾说：“一个作者写小说总有一个动机或是一个目的，作者一生的作品大都有一个贯串性的主题。”的确如此，纵观迟子建的文学创作，她不断以女性的独特视角演绎着对人性、苦难和死亡的深入思考。对于“人性”，迟子建坦言：“我要把一个丑恶的人身上那唯一的人性的美挖掘出来，我很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因为他把人性中的美阐述得非常完备，一个恶人向善，不能完全靠经文教条，因为经文教条太过间接，而生活中的温暖，却能直接感动人，我相信人性的光辉，并且还会追求它。”对于“苦难”，迟子建在访谈中曾明确认为：“没有描写苦难，诗意怎会呈现？温暖也是一样，没有冷作为底
尘封的记忆衬，没有用笔化解寒凉，它从何而来？如果作品一味地展览苦难，却没有希望的微光闪烁，这样的苦难就是真的苦难了，而如果苦难里有柔软的光影浮动，苦难就不是深渊，它会散发着湿漉漉的动人光泽。所以我很喜欢弘一法师林中手书的‘悲欣交集’，它道出了人生的真相，也道出了艺术的真谛。”对于迟子建而言，她始终相信悲伤和苦难之上，从不缺乏人性的阳光，也从未停止在苦难与死亡帷幕下探寻人性的光芒。
伴随岁月轮转和人生履历的充盈，迟子建的笔致越发老辣，对人性的思索渐趋深入，小说人物的塑造打破了早期作品中单纯的善恶，不断深入书写复杂环境中的真实人性。在折桂首届鲁迅文学奖的《雾月牛栏》中，迟子建完整地再现了继父失手打傻宝坠后的精神困境和心灵救赎，相比于对《逝川》中吉喜、
《亲亲土豆》中秦山夫妇人间真情的单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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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继父的形象无疑更加丰满和立体。在氤氲的雾月，宝坠一家似乎被神秘的自然打上了天然的马赛克，在苦难中跋涉的重组家庭每个人内心都有说不尽的苦楚和心酸，人性中温暖与苍凉的双重矛盾由此生发。继父无法释怀对宝坠的伤害丧失了性能力，惹来母亲的终日抱怨，他几乎将全部的温暖和关爱一并投放到宝坠身上，甚至从未抱过自己的亲生女儿，试图减轻自身的罪恶，直到生命的尽头依然只留下了“宝坠啊……”这一声哀叹，也让雪儿与宝坠心生嫌隙。迟子建在继父与宝坠、雪儿与宝坠、母亲与继
父、雪儿与母亲的多重矛盾中尽显乡村世界的人性本，不回避小人物人性的幽暗之处，同时肯定其闪现的人性之光。新世纪以来，迟子建的历史意识逐渐明晰，开始触及东北地区较为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在文本中被重新开启，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伪满洲国》历经多年资料整合，以浩浩汤汤七十万言，塑造了姿态万千的人物形象，以百姓的生活映射时代变迁，详尽地书写了东北地区溥仪就任伪满皇帝、平顶山惨案、匪患等重大历史事件，高度还原了特殊时期的历史样貌。《白雪乌鸦》则是迟子建将历史灾难与人性书写高度融合的有效尝试，作家在“体”死亡的阴霾中拨开累累白骨，寻根植于个体灵魂深处磷火般的微光，将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王春申在鼠疫发生前遭受妻妾的双重背叛，内心仍对谢尼科娃充满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瘟疫无情地带走他唯一牵挂的儿子，他顽强地振作精神，以勇士之姿走出马棚加入抬埋队为逝去的灵魂送行；翟芳桂在历经父母被杀害、自己被并卖到妓院等一系列苦难后，终在阴霾散去时迎来了简单的幸福；于晴秀秉持人道主义情怀，将点心铺子改成伙房为隔离人员提供餐食，儿子喜岁送饭过程中不幸感染鼠疫而亡，她却表现出异乎常人的超脱；傅百川牺牲自身利益竭尽所能平抑物价，在危难时刻彰显人性魅力…… 迟子建在苦难中挖掘人性的光辉，用温情的日常叙事化解死亡的寒凉，在悲喜交集的人生旅途中体悟生命的韧性，讴歌了底层人民“向死而生”的人性之美。在长篇小说《烟火漫卷》中，迟子建再一次将视角从熟悉的北极村转移到城市哈尔滨，在充满戏剧性的情节中演绎了人性的“罪与罚”，揭示人性多重面相的同时为人性的挣扎、人生的无奈做了最好的佐证。刘建国放弃灵魂和肉体的享受，用毕生精力寻铜锤试图弥补当年的过失，却在途中猥亵了年仅六岁的武鸣；从乡村闯入城市的黄娥热情朴实内心柔软，却自编自演
了一场丈夫失踪的闹剧；妹妹刘娇华对黄娥慷慨相助，背后隐藏着对哥哥走向正常人的生活轨道的希冀；犹太血统的于大卫对刘建国的宽宥看似出于同情，实则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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