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号召开展学习运动时向全党提出的要求。也可以说，这是的历史观。
如何阅读历史
青年时代就开始喜欢阅读历史，认为中华文明的经、史、子、集著作，“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除了热爱优秀的传统文化典籍之外，最爱的还是历史典籍。1909年，他在故乡韶山的私塾阅读了中国通史读本《纲鉴易知录》，初步了解了从太古神话时代到明朝4000年的历史本末。1912年，他在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就读时，得到了国文老师借给他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正是因为读了此书之后，“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开始了长达半年的自学生涯。这两部历史典籍可谓是读史的入门书。
热爱中国历史，对历史书籍尤其珍惜。他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
在阅读中，不仅圈点、断句，还细心地改正书中的错别字。为了更方便现代人阅读，在1954年将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交给历史学家吴晗，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方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后来，他又请吴晗组织史学家编辑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与此同时，他还提议组织并大力支持齐燕铭、范文澜等历史学家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全部加以标点、整理。
“不动笔墨不读书。”在阅读《二十四史》中，圈点批注最多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比如，在阅读《史记·陈涉世家》时，对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进行了批注，认为他们起义失败有“二误”：一是他们功成忘本，杀了旧时的伙伴，脱离了本阶级的众;二是他们任用朱房、胡武等人不当，偏听偏信，脱离了同患难的干部，本来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且万众一心，结果却众叛亲离，短命夭折。在阅读《三国志·张鲁传》
时，批注说：“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又说：“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在他看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读史，尤其喜欢读人物传记。在阅读史书的同时，不仅把自己阅读的经验与他人分享，还积极推荐一些优秀的篇目给大家阅读，希望大家从中得到教益。比如《三国志·郭嘉传》《汉书·贾谊传》《后汉书·黄琼传》《后汉书·李固传》《史记·贾生列传》等等，他经常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和江青及身边工作人员阅读，希望党的干部既有革命热情，又有科学态度;既多谋，又善断;既敢于说真话，又善于听真话。
学而思，才有进步。阅读历史，用的是三种眼光，一是俯视，二是平视，三是仰视。对于司馬光《资治通鉴》为什么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的问题，他认为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就是“周天子命韩
、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就当代人修当代史的问题，借《资治通鉴》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去写。”
说：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他喜欢阅读的历史是那些起过进步作用的、对旧势力具有反叛性格和造反精神的革新者、改革家和革命家的传记和著作，并对他们给予积极的评价。比如，他十分推崇和欣赏战国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唐朝中期实行政治改革的“二王”（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8名士），明朝大胆揭露假道学的思想家李贽，清朝地主阶级的改革派魏源、龚自珍、林则徐，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等。据逄先知回忆：“章太炎的《驳
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和有关《苏报》案的材料，根据我的记载，就要过4次：1958年2月，1961年7月，1963年3月、7月。对章太炎和邹容的英勇的革命精神和笔锋犀利的文字，深为赞佩。为表示对这两位革命家的怀念，在《革命军》一书的扉页的邹容肖像旁边，挥笔书写了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又提到章太炎和邹容。他说：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这本书看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也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毫无疑问，之所以能写就洋洋数千万言散发着人类思想光辉的著作和雄伟豪迈的诗篇，与他如饥似渴地博览历史古籍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但与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相径庭，与那些言必称希腊、全然不顾现实和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的人也截然不同。他读史学史用史的着眼点就是为了今天，
为现实斗争服务，即古为今用。对于这一点，我们在《选集》和他的讲话、谈话中引用的许许多多的成语和典故中可以看得到。比如“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百家争鸣”“任人唯贤”“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愚公移山”等等，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古典，被发掘出来并赋予新的含义，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为众所掌握，有的成为中共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的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的则成为某一方面工作的方针或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读史，始终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那些历史上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也始终以辩证法的思维给予客观评价。
比如，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可谓赫赫有名，却又是最有争议的一个皇帝，“暴君”“暴政”的帽子曾经写进历史教科书，尤其是焚书坑儒一事，更是受到历代史家众口一词的抨击。但从厚今薄古的角度对秦始皇的这一政治举措给予肯定。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就阅读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
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这一年，多次谈到秦始皇，在11月的郑州会议上，他说：人们从书中得知，秦始皇有焚书坑儒的恶行，因此把他看作是大暴君、大坏人。焚书坑儒当然是坏事，它把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我们对什么事都应当有分析，秦始皇并不是不问什么书都焚，也不是不问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实只有460人。说秦始皇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太武断了。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原来各国的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事关中华民族兴盛的大事，能说不是好事吗？秦始皇还在陕西关中开凿了有名的郑国渠，长三百余里，可灌溉农田四万余顷，直接于生产有益，于人民有益。秦国因此富强起来，终于把六国吞并了。能说这不是好事吗？
1964年和1965年，在接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等外宾时，还曾说：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
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 1970年6月19日，在接见外宾时又说起了秦始皇：“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的，就是这个修长城的皇帝——秦始皇。中国这个字有两说：一个叫瓷器，一个没有A字，就是CHIN（秦朝）。这个皇帝可做了些事情呢。人家骂他骂得厉害。”
对历史人物给予不同于历史世俗评价的另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就是曹操。在旧史学家眼里，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尤其是《三国演义》及其之后各类戏剧的脸谱化的刻画，曹操成了家喻户晓的“白脸奸臣”。在阅读大量史书的基础上，主张为曹操翻案，对曹操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他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是了不起？说曹操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笔杆子杀人呐，那些反动文人垄断了文化，写出东西又愚弄毒害了老百姓，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
对曹操统一北方、屯田政策和“不杀降（俘虏）”政策以及曹操的文学（诗歌）成
就都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曹操是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1958年11月20日，在武汉东湖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陶鲁笳等开座谈会，主题就是谈陈寿的《三国志》。先从读书方法谈起，说：读书的方法无非就是两条，第一条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看书中的人物、事件;第二条要学会当评论员。随即他就以这两种方法开始评论《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说道：你们读《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到此，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们要为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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