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永的“俗词”
在中国古代宋词作家中,柳永的作品一直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其“俗词”上。其中,俗词占柳永全部词作的将近一半。因此,作家作品研究在提及柳永的词时,“俗”几乎可以作为柳永其人其词的代称,王灼《碧鸡漫志》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1];后者如李清照《词论》称柳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2]这些批评其实过于片面,在题材上,柳永的“俗词”并非“雅词”的完全对立,柳永词中的“俗”与“雅”也并非两个完全对立的部分。在词的创作方面,对于形式体制和艺术手法,柳永也做了巨大的创新。我认为,并不能仅以一“俗”字概括柳永的“俗词”,“亦雅亦俗”、“俗中见雅”才是对柳永“俗词”的真正理解。
一、在题材内容上,柳永将大量深入描写市井曲坊中的生活内容与个人情感生活作为词创作的题材。
(一)
柳永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进士满门的封建家庭。柳永也写下《鹊桥仙》、《玉楼春·凤楼郁
郁呈嘉端》、《御街行·燔柴烟断星河曙》等词,希望以此博得功名,但是这并没有如他所愿。但却因为他在初次科举落榜之后的牢骚之作《鹤冲天·黄金榜上》中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两句,在放榜时是被宋仁宗特意错落。这次的失意对自我期望很高的柳永打击自然很大。他在“如何向”的茫然中走向了市井,投入到烟花巷陌,打算在此消磨他的一生。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未完全丢弃入仕的信心和希望。他以“白衣卿相”自称,认为落榜只是偶然的。他只是暂时“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但还是渴望又早一日能被赏识。于是,柳永从未停止过参加科举考试,并终于在五十岁时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榜上提名”,他为此写下了一首与《鹤冲天》的牢骚完全不同的《柳初新》。可命运弄人,及第的柳永还是挤不进士大夫的行列。这又一次把柳永推入了市井。他在《传花枝》仲曾经这样描绘自己的后半生:“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喷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限满,鬼使来追,带倩个,淹通著到。”期间他虽然做过县令、屯田,但均属下等,一生不得志。[3]由此可见,柳永骨子里岁有着世俗的一面,但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浪子。是掌握着大权的皇帝和宋代不公正、不公平的科举制度,将向往功名的柳永一步步推向了烟花柳巷。
(二)
柳永的词多见以、的生活为题材,这也是柳永词一直为人诟病的原因之一。柳永词中所描写的都是生活中遇到的歌妓,如《木兰花》中,“心娘自小能歌舞”、“佳娘捧板花钿簇”、“虫娘举措皆温润”、“酥娘一搦腰肢袅”,直接把歌妓的名字、技艺写入词中。也正因为柳永所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歌妓,所以他了解她们的技艺,也了解她们的心愿;他热爱她们的姿,更同情她们的遭遇。他不但写歌妓对平凡而和满的家庭生活的眷恋:“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他更幻想带她们脱离苦海,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但是,柳永对于词中所写的风尘女子,不仅仅是抱有同情,更多的拥有一份真挚、平等的感情。“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如此深情、真切的语句,是自然流露,不了的。柳永的这种态度,与当时认为柳永难登大雅之堂、俗不可耐的士大夫词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士大夫的观念中,歌妓是玩弄的对象,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甚至可以当作物品送人。“可以尽兴地描写他们的容貌、体态,甚至与她们的床笫之欢,也可以描写她们的相思之苦。但总有一个原则不可动摇,即不能与歌妓平等相待”[4]否则有失士大
夫身份。这便是所谓的“文人风雅”。但相对于士大夫的虚情假意,柳永对于歌妓之间平等的情感,虽然世俗,却又难能可贵。
(三)
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不像其他文人词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少女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中对平等自由的爱情的渴望。如柳永《定风波》写女主人公因爱人外出未归而愁苦。写得坦率、大胆,不受传统礼教约束。又如《锦堂春》所写的市民女子,更是对负约不归郎君既埋怨又数落,设想等他回来该如何软硬兼施地惩治他,使他今后不敢再无端造次。这种泼辣爽直的性格直抒其情的写法,表现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正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
柳永对弃妇题材的处理有自己新颖而独特的方式,并不将弃妇写得悲哀可怜,而是更表现得合符市民社会生活的真实。《驻马听》所写的市民妇女形象具有我国封建时代妇女传统的温良忍耐的品格。虽然遭到遗弃,她并不怨天尤人,而是尽可能地原谅对方,将过错归结为他的乖僻个性。总是设法弥补他们情感的裂痕,分离后还念念难忘,后悔未尽到应有的努力。表现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和温良忍耐。这都说明她是温柔多情的,又有市
民对爱情热烈追求的特点。在词史上,柳永也许第一次将笔端伸向平民妇女内心世界, 为他们述说心中苦闷忧怨。
二、柳永词语言较通俗。虽然柳永为读书人,但柳词要满足市民们的审美要求,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彻底的通俗化。
(一)柳永擅长描写青楼和漂泊失意的文人等下层人物的生活和心理,词里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市井平民,对他们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柳永词离开了达官贵人的呃歌宴闺房而走向了社会的中下层,反映的生活面更宽广了,这是柳永对此的传统题材的突破。他吧生活中汲取的通俗化、口语化的俚语俗语运用到词里,表情达意生动真切,柳永的词中很少使用典故,这促进了词文学的口语化和通俗化。如,《鹤冲天》云:“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悔恨无计那,迢迢良夜,自家只恁摧挫。”副词“得”、“么”、“那”、“恁”等,使其词的白话彩突出;如,《金蕉叶》中的“就中有个风流”,《忆帝京》中“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鹤冲天》中“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等口语的使用,使得柳永词句句明白如话,以市井方言俚语入词,激活了词的生命力,使词重新回归民间,成为市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
雨霖铃 柳永
模拟人物语气。柳永有时应歌妓的要求写词,供歌妓演唱。为了演唱得委婉生动,柳永在揣摩歌妓心理,模拟歌妓声口方面下了功夫。他用第一人称代言,把歌妓的内心淋漓尽致得表露了出来,如《定风波》中“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等等,完全是模仿歌女的口吻来写的。这种拟声语在当时是高雅词人绝对排斥的,文人言语以雅为工,“以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男女以喻君臣”,而柳永为歌妓代言拟声,且又声情并茂。
(二)柳永选用的词牌及词风之俗。柳永不但独创的词牌多,如《戚氏》、《望海潮》等;而且他在填词时常常将旧有的曲式加以改写。把欧阳修的《定风波·把酒花前欲问君》与柳永的《定风波·自春来》作比较,就不难发现,柳词在字数、曲式上,有别于文人惯常使用的词牌,却为下层市民喜闻乐见,这也正是柳词通俗的重要原因。不是柳永不屑用旧调,而是这个放荡不羁的作家对待文学创作同样“放荡不羁”,作新词、赋新声、唱新曲,是他很喜欢的做的一件事。
柳永常年流连于烟花巷中,喜欢放浪形骸,为歌妓舞女们撰写词曲。生活的状况决定了他的词偏向于市井俚俗。在柳永为歌妓们所创作的词中大量的结合了歌妓舞女对于生活的无奈,
以及柳永自身对于仕途失败的失落寂寞。所以小令的词派声调也无法满足柳永为歌妓们谱写用于演唱的词曲,于是柳永用长调铺叙的手法创制了大量慢词,增加了词的容量,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与柳永同时的晏殊、张先、和稍后的欧阳修等作品较多的词人,所写长调不过30余首,而柳永创作的慢词就多达87种种125首。柳永对慢词长调的大量书写,从根本上改变了小令 一统词坛的格局。”[5]当时,他的这类词侧重于叙事的完整、描写的细腻,叙述描写直观浅露不求含蓄,毫不掩饰其从俗的态度。当时,慢词仅流行于市井,因此受到士大夫的轻视与不屑一顾。所以,柳永的出现,把长调慢词这种体制大胆引入词坛。如《雨霖铃》一词中,以白描的手法铺叙景物,写临别以及别后的种种设想,倾吐心情,层次分明,语意明确,绝少掩饰假借之处,符合市民们的接受习惯。
因此,可以说柳词之俚俗实质上是以市民们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城市生活中市民们的思想感情;也可以说在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对词这一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对词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柳词的俗与雅,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评价。柳词中确有一部分只为艳情而作、只为满足寻欢作乐的萎靡气氛的低俗劣词,但柳词俗中有雅、雅俗共赏的上乘之作,是绝对不能否认
的,应该高度评价的。这里的“俗词”指深入浅出、化俗为美的词作。柳词大量运用市民化语言、近似直白和口语的词,有一种俗不伤雅、俗不乏美的审美风格。
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柳永词总体较俗。其俗词创作在中国词史上具有重要的贡献和地位。他的创作丰富了俗词的艺术技巧,提高了词的表现力,还细致地表现了市井生活,扩大了词的社会内容,从而使词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推动了词的发展。“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正是对柳永俗词的价值、贡献和历史地位的生动说明。
参考文献:
[1]王灼. 碧鸡漫志[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2]王仲文.李清照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4
[3]黄红霞,杨仲义. 高卑兼有,“词”出有因——浅论柳永的歌妓词[J] . 铜仁学院院报, 2009, ( 3 ):57
[4]董春伟. 柳永词的雅俗观的表现[J] . 语文学刊, 2008, ( 11 ):31
[5]蔡燕. 从庙堂到街市:柳永文化身份的游移与词的俗话[J] . 大理学院学报, 2010, ( 9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