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师范大学学报Journal of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第40卷第5期
Vol.40 No.52021年5月May 2021
诗化叙述•苦闷自传•现实转向
董卉川1，2，张宇3
（1.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23 ；
2.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3.江南大学，江苏无锡214122）［摘要］顾仲起在中国现代文坛中如流星一般，转瞬即逝，却留下了独特而闪耀的身影。他那充满 诗意的浪漫诗化叙事，体现岀浓厚的抒情特征。个人的苦闷成为创作的重要来源，他笔下的革命青 年具有浓厚的自叙传彩。1928年他加入太阳社后，他的作品表露岀现实的转向，不论题材、语言 还是人物塑造都有一种新气象与新格局。
［关键词］顾仲起；小说；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12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 -7602（2021）05 -0115 -06
顾仲起，原名顾自谨，号仲起,1903年生于江苏省如皋县白蒲镇西乡顾家棣（今林梓镇顾棣村）。1918 年，顾仲起考入张骞创办的江苏省代用师范学校（通州师范）。1926年他在武汉参加了茅盾、孙伏园、郭绍虞、 傅东华等人组织发起的文学团体“上游社”。1928年他在上海参加了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组织发起的革命文 学团体“太阳社”。1929年1月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顾仲起在短暂的人生旅程中创作了 大量的小说，有长篇小说《龙二老爷》《残骸》，中篇小说《坟的供状》《爱的病狂者》《葬》，以及数目众多的短篇 小说。作为一个多产而又短命的作家，顾仲起以其独特的小说风格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 记。但长期以来，顾仲起的现代小说创作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本文试图全面回溯顾仲起的小说写 作，还原呈现顾仲起被遮蔽的创作风貌。我的七个女神小说免费阅读
一、诗化的叙述
顾仲起1927年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诗化叙述”的特质。“他本质上就是一个诗人，一个热情 澎湃、诗情激荡的诗人。他所有的作品，都流淌着诗的激情，语言上也有着深深的诗的烙印”［1］。他借助诗化 的叙述，抒发生命的哀叹，呈现人生的沉思。
《最后的一封信》《归来》的主人公“KL ”，因命运的不幸、生活的不公，以浪漫抒情的诗化语言一重复、 排比、感叹、反复，在文中恣意挥洒自我对生命的哀叹。语言的节奏形式参差错落、跌宕起伏,“飘
泊的我呀! 孤独的我呀！可怜的我呀！在这死灰的道上进行的我呀！是失败了！是无望了！我的确是一个梦想的青 年了！”⑵“KL ”将自我的生命比喻为在浩浩大水中随波逐流的小舟，比喻为残落了的花瓣上的血丝，悲哀四 处充溢。“KL ”给“W ”的这封信，成为了“KL ”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他表明了要结束自我生命的心迹。 浓郁的感伤主义抒情风格、夸张的姿态，引起了郑振铎以及诸多读者的关注。两部作品之后，编辑郑振铎均作［收稿日期］2020 -12 -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文学学术史研究”（20AZW015）。
［作者简介］董卉川，男，博士，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后，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从事中国现代诗剧及散文诗
研究；张宇，女，讲师，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了“西谛附记”。在《最后的一封信》文后，郑振铎对顾仲起流露出了莫大的同情与悲悯:“他竟是自杀了幺?竟是自杀了幺？唉！眼望着一个人跑上井栏往下跳去，我竟不能救他幺？哎!”⑶在《归来》中，郑振铎向读者宣告顾仲起并未自尽，“现在仲起君又有这封信来了，他并没有自杀”[4]。褚保时、昌英、翰苓等人均对《最后的一封信》发表了热烈的评论，“希望他对于这紧迫的生活无抵抗的忍受着罢”[5]。昌英则直言自己读完这篇小说后“血泪也涸了”，“从他这封缠绵凄恻的信里，便可以看出现今一切被经济压迫青年的呼声，和被人们以讪笑无情的对待的羞怒，奋烈激昂，痛哭流涕，一腔被压迫的怨气，从他一息
尚存的心坎里，悲慨迸出”⑷翰苓更以更加煽情的文字表现自己读完这篇小说后的“深叹”和“悲泣”一“心弦紧张得几乎欲崩断了”[7]。顾仲起这篇充满了“滴滴的泪”和“丝丝的血底痕迹”的小说，让他对世界、社会、人生发出最强烈的诅咒。此后，也有不少题名为《最后的一封信》的小说仿作，足见顾仲起这篇声泪俱下的诗化小说所具有的影响力。
在《风波之一片》中，“嗣父”屡次出在“仲起”的梦中，向“仲起”发出诗化的生命哀叹，“日呀！你是光明的，你能照澈我的心的……我愿他中途而止吗？……不过我的力量确是难呀！……日呀！你是光明的，你能照澈我的心的……我的这种家庭，是我愿意的吗？我愿在这种家庭里过活吗？我何尝不要早早地到黄泉之下去呢!”[8]顾仲起的生父顾乐亭和伯父均为清末秀才。由于伯父没有子嗣，顾仲起从小便过继给伯父。后来，伯父娶妾生子，待他渐薄，未能给他足够的学费。他因此无法交纳读书的各项费用，有几次几乎被迫停学，因而对伯父颇为不满，满怀希望企图求得生父援助。然而，生父也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使他败兴而归，陷于困窘之境。后来，“仲起”一顾仲起，逐渐理解了“嗣父”一伯父的难处与苦衷。在小说最后，“仲起”一顾仲起以大段的抒情独白向“嗣父”一伯父表明了自我的心迹，“唉！嗣父呀，我的嗣父呀！我亲爱的嗣父呀！现在我醒悟了！我也不诅咒你了！我也知道了你确是爱我，和你飘摇于风波里的悲剧了！嗣父呀，我的嗣父呀！我亲爱的嗣父呀！你果真死了吗？如果我的梦是确的，那末，嗣父呀！我将用着我忏悔的泪，洗刷着我的心，把我赤裸裸的心放着你的灵前，使你知道我现在确是醒悟了而饶恕我从前的冤枉你”⑷。对伯父的原谅，恰恰是顾仲起人生沉思后的判断与抉择。
《离开我的爸爸》通篇均以“爸爸!”作为每段开头，不加节制地倾泻感情，由此塑造了一个饱含情绪、追求自由独立的抒情主体形象。“爸爸！我爱你，同时我又恨你，憎你，怨你！爸爸！我离开了你，我将永远地离开了你！一资本主义的社会不崩溃，我是没有回归的时候!”[9]这些来自灵魂深处的激烈呼号，反映了“五四”一代从父权制挣脱出来、寻求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强烈诉求。《碧海青天》描写了青年学生“肯波”与故乡一位不幸沦落风尘的青年女子“云娥”之间的爱情悲剧，控诉了黑暗的社会与丑恶的人性。“云娥”的悲剧命运源自前爱人“M”的始乱终弃和偶遇的同寓之人的嗜血贩卖，他们将“云娥”掷入了恐怖的地狱之中。小说最后，以“肯波”的诗化独白抒发了对生命的哀叹，“故乡呀！故乡呀！罪恶的故乡呀！我不愿再来我的故乡了！可是我今天又回了我的故乡来了！”[10]。《游浪的孤灵》全篇没有任何情节，完全是一首抒唱自我情感的诗作，“诗灵彩蝶呀！/你是我爱人之魂;/你说我爱人悲凄音乐之声。/我送你到广寒宫里,/葬你在嫦娥的后门。/嫦娥的后门。/下有长流泊泊的水声,/上有蓊深郁郁的树林。/每在风露之晨,/嫦娥们一/在水中送出歌曲的乐音,/在树林凭吊你之影。/月儿清明,/满天繁星。/广寒宫已快临。/呀！前进……/^[11]117-118。该作与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文体相去甚远，从外延到内核均呈现出一种抒情的特质与诗意的特性。与爱人的分离，令“我”变成了“游浪的孤灵”，使“我”的人生只剩下生命的哀叹与苦痛的呻吟一诗情。
顾仲起以内在情绪的流转，建构全篇，配之以外在节奏的变化，通过长短句、停顿、空行、断句以及复沓、排比、对称、反复、并列等手法，使外在节奏形式参差错落、跌宕起伏，甚至直接以自我的心灵感
受和情感反应取代了情节叙述，呈现出典型的诗化小说气质。顾仲起以诗人的激情，以抑扬顿挫、跌宕起伏的外在节奏形式，揭示了现代人自由开放的情绪以及敏感多变的精神世界。
二、苦闷的自传
顾仲起先祖显赫，族祖顾延卿与南通张謇、范当世交游。但到顾仲起父亲这一辈时，家里只剩下十来亩田，勉强维持生计。父亲顾乐亭是清末秀才，生有四子，将顾仲起从小过继给伯父。1918年考入通州师范学
校，于是离开养父一家，到南通住校就读。随着顾仲起考取通州师范，厄运却降临了。他的养父娶妾生子，渐
渐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他转而求助其生父，结果也是空手而归。有一年夏天，为了筹措学费，他不惜挑着西瓜在烈日下叫卖。这一充满艰辛的生活经历在他日后的小说如《风波之一片》《游浪的孤灵》《老妇人的三儿子》《残骸》等作中不断复现，足见这一经历给他带来了持久的灵魂创伤。
就读通州师范时，顾仲起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发表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白话文。后在郑振铎、茅盾的帮助和指引下，它连续在具有全国影响的《小说月报》《学灯》等报刊发表作品，迅速登上中国现代文坛。但顾仲起的“左倾”倾向引起了学校的不满，将他开除了。他回到家里，遭到父母的一番埋怨和责备。
他离开家，到了上海，典当了身上的马褂、长衫、棉袍，到码头上卖苦力、拉货车、卖小报，甚至做乞丐，尝尽了生活的辛酸。因此，顾仲起自称是“为家庭所遗弃，为亲戚所痛恨，为朋友所咒骂，而仍然坚决地抛弃了一切封建关系的小人“面孔瘦削而黝黑”的穷青年是他给自己的自画像，现代社会生活中苦苦挣扎的痕迹则成了他最偏爱的题材。对革命的热烈憧憬以及性格的激烈敏感，都使顾仲起笔下的革命者显得十分独特，“别要拿着笔
在纸堆之中，别要在爱人的怀抱之中，要在工农兄弟血潮尸身之中呀！要在敌人的声之下呀「‘⑴]130
《笨家伙》中的“笨家伙”是一个革命青年，有着“愚鲁的面孔，和终天含着泪水现着怯懦与迟钝的眼睛，以
及和人讲起话来好像生硬不能运动的那张嘴”他受到革命的蛊惑，从优渥的家中跑出，励志要反抗这不
公的世界，以热血洒在自由之花，以头颅创辟自己的世界，消灭社会阶级，实现世界大同。然而，他四处受到排
挤，在上海穷困不堪，最终冻毙在寒冷的冰雪中。同“笨家伙”一样，《自杀》中的革命青年“景印子”因为思想
和行动陷入剧烈的矛盾而自杀。小说为日记体形式一“景印子”的自杀日记，袒露了一个在革命中彷徨、挣
扎的灵魂。“景印子”是向往革命的，却没有完成革命的试炼，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始终操纵着他。过于强烈的
个性、过于浓厚的主观彩以及牺牲精神的缺乏、经济的迫压使青年“景印子”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他远离
革命回到家乡，被捕入狱，出狱后贫困无依，又不愿意投入反革命的阵线，最终在极度矛盾下痛苦自杀。“我
悲哀着我的前途，悲哀着在迷茫之中彳亍而行的我，生活的魔王，又来张开了可怕的大口，猛凶的爪牙桎梏了我的生命！”[15]72
《爱的病狂者》的主人公“时铁民”身上有着浓厚的“于质夫”的影子，是一个颓废堕落、伤感抑郁、浪漫敏
感的零余人。二十四岁的“铁民”遭受着强烈的性的苦闷与经济的苦闷，导致他人格扭曲、精神变态。在性的狂热的驱使下，他常去F公园，或紧贴女人的肉体，以此获得性的短暂满足；或企图吊膀子，获得丽君夫人的青睐；曾发狂招妓……当他准备勾引“丽君太太”的行头时，妻子从H县过来。“铁民”却因精神
的扭曲，冰冷地尽着丈夫的义务。灵肉失和加剧了他的变态，只是利用妻子来发泄压抑的狂暴的性欲。在这种扭曲人格的作用下，他变得愈发暴躁、嫉妒、多疑，甚至怀疑妻子和好友有私情，自认为是“爱情过渡者”[16]105，因而更加虐待妻子，显示出其可怕的灵魂。《坟的供状》中“我”是“人类的零余者"，时代的烦闷、失业、幻灭、爱情的无望、经济的压力都使“我”扭曲堕落。“我对着火光也曾去怅望，我对着血响也会去欢畅，可是我是落伍在沉沦的歧路，我是新时代的叛徒，我终于回到我荒凉的冢上。”[17]2在多重外力的绞杀下，“我”在酒醉之中杀死了一个女人。酒醒后“我”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和堕落，决定要奔向新生，回到火与血的战垒中，制造打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大炮。《创伤》中的“张股长”性情古怪，敏感，个性强烈，意志坚决，刚毅果决，但主观彩很重，又有浪漫精神，投奔革命后，受到新同事的怀疑和排斥、孤立、戕害。伴着他的只有工作，“生命上，灵魂上，给人们刻画了深深的伤痕”[18期。
《箱子》的主人公“科君”来上海一月有余，早已身无分文，投稿被拒，房租又付不起，无奈之下向同房“进
君”兜售自己的皮箱，却受到对方傲慢的讽刺、侮辱。当拿到六元稿费后，“科君”决定维护自己可怜的尊严,
再也不卖箱子。现实生活中的顾仲起因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加之父母的责备，令他无比悲哀
与恼怒，自此离家出走，来到上海，典当完一切随身物品后，只能靠出卖劳力谋生，通过劳动换取金钱。这段人
生经历与《箱子》中“科君”的遭遇如出一撤。“科君”以此为经历创作起了小说，决心走上文学之路，“拿出了稿纸，动手做文章，开头就写着’箱子'两个大字”[19]。而在现实生活中，顾仲起始终未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对
缪斯女神的追逐。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情感来源、题材来源，创作了诸多的“苦闷自叙传”。《残骸》中充满了“血泪的漫画，骸骨的雕刻，追求光明奔流疲倦的尸身，对于这社会最后的叹息”[20]8。小说刻画了忧郁苦闷的青年“叶子”脱离家庭参加革命的成长轨迹，揭示了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叶子”受到启蒙思想的浸染，一心要“冲破这封建潜力的墙围，而创造新的火花”[20]6，但同时又处在极度苦闷之中，家庭的黑暗、亲情的淡漠、事业的不顺都增加了他的忧郁丿20]8叶子全心投入到革命中，参加五卅运动，参加北伐，极力挣脱“时代的囚”的境地，然而终究失败了。
在顾仲起的文化人格结构里，暗藏着非常浓厚的虚无主义思想。他对革命是狂热的，在受到现实的打击时又容易自我放弃。他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他的精神自传。从《最后一封信》开始，就充溢着悲观与绝望的人格底。《笨家伙》中的笨家伙，《自杀》中的景印子，《笑与死》中的尘……这些被时代车轮碾轧的可怜人与青年革命者，正是顾仲起矛盾苦痛的精神写照。
三、现实的转向
顾仲起初登文坛的作品均是充满浪漫与感伤的个人书写。1928年后，他实现了革命文学的转向，作品风格由原来的凄美抒情向现实主义转变。他呼吁,“要站在十字街头来描写我们的文艺”“在现代矛盾的社会中穷困的我们，好似深夜中莽原中的孤独者，生活上都含着血的痕迹。”[21]顾仲起对“革命文学”的转型有着清醒的认知，指出“由主观的到客观的，由自我的到社会的，由浪漫的到写实的，从唯心的到科学的”[21]，是文艺的科学的新趋势。在他看来，主观、自我、唯心、浪漫的文艺创作容易形成偏见。他决心要从“黄金之宫”转移到“十字街头”，着力于“科学的”“客观的”“写实的”作品。同时，要进一步张无产阶级文艺的大旗，“我们不应当再在那里唱愉快美丽醉梦的歌声，我们应当要凶恶着我们的面孔，到那边去一打毁资产阶级的艺术之宫!”[21]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下，顾仲起创作后期的小说，发生了由浪漫到现实的转向。
在人物刻画上，顾仲起不再一味沉溺于个人苦闷的抒发，开始着重坚毅、勇敢的革命者形象的塑造，早期小说中潦倒无依的青年被付诸坚决行动的实干家代替。《镜子》中女主人公“镜子”的原型是顾仲起的女友潘封镜。她温柔、聪慧、诚恳，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抱定了为真理去奋斗的目标，做一个时代的牺牲者，为革命不惜牺牲一切。受到她的感召，顾仲起写作了《镜子》来赞颂女友的坚毅性格与超人智慧。然而，潘封镜却不幸在长沙中被杀害。女友牺牲后，顾仲起受到莫大的刺激，实现了由革命思想到革命行动的转变，决心要“为直接革命的斗争而死”。“文字生活这算得什么？现在已经是剧烈的斗争
的时代，我们不需要文字，工厂中需要我们呀！农村中需要我们呀!”[12]“镜子”原本是一个家境优渥、浪漫美丽的艺术家，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美食华服、众星捧月使她逐渐走向空虚，倾心于艺术的象牙之塔。在她看来，“艺术的幽灵非常的清高与伟大，艺术中含着了人生的歌音，与盈藏着人生的生命，而且是一回非常荣耀与尊贵的事件”[22]25。在偶然间，她读到了“秋田”所做的《时代之牺牲者》，受到了革命的启蒙与感召,“开始反对礼教，反对家教，反对法律……并且牺牲了家庭，爱人，集中了精力去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22]32“镜子”果决地抛弃了那些小资的精神食粮，专心于革命理论与革命书籍，并为此消瘦。“一个人可以不要幸福，但是不能不要意志和思想”[22]41,“人生应当为着他所信仰的事业去奋斗”[22]43“秋田”被捕后，镜子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变成了“一个果决、刚毅，努力于被压迫阶级之解放的革命的女郎”[22]54,“只有未来的事业与伊的生命在那里决斗着”[22]56。
《笑与死》中的“吟女士”与“镜子”一样，亦是坚定的革命者，并由此与小资产阶级“尘”发生了激烈的理念冲突。“尘”的脆弱动摇、浮浪不定、缺乏勇气都是“吟”所反对的。而当“尘”要去上海过文字生活时，两人的感情也发生了裂痕。“吟”觉得无产阶级者没有恋爱，并写了文章要开除“尘”的党籍，导致了“尘”的自杀。但“吟”却觉得,“这种矛盾的死是无意义的”[23]27。可见，对幻灭动摇的小知识分子，顾仲起在前后期已经有了不同的叙事伦理与叙事旨归。如果说早期小说中忧郁动摇、敏感纤细的尘是被赞美的对象，那么在创作后期以尘为代表的的小知识分子是被批判、被改造、被拯救的对象。冷静果决刚毅、牺牲一切、不断奋斗的革命者形象，才是值得赞颂的。顾仲起1928年以后的作品，显示出深厚的现实关怀以及
奔向“十字街头”的奋勇努力与挣扎。描写革命者的凄苦的流浪生活、革命的苦闷、性的苦闷、经济的苦闷是顾仲起早期小说的一大特
。在转型之后，顾仲起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开始给予了冷静、理性的观照，在创作主旨、审美风格、艺术技法等方面明显呈现出与之前创作相异的特质，由浪漫感伤的个人心灵探秘转向了对严峻社会问题的透视和剖析。他不再陶醉于个人伤感的抒发，而是以诚挚、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关注现实人生、同情弱势体，以温润、理性的现实主义的笔端透视严峻的社会问题。不管是在题材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实现了重要突破，也带来了创作的新变。
顾仲起饱蘸人道主义情感，以充满温情的现实主义笔触描摹底层人民的艰难生存境况。《老妇人的三儿子》里，老妇人家里富有，充满慈爱的母性，一生为丈夫、子女操劳，做牛做马，为了家人而生活。儿女们把母亲当做佣人，丈夫也是一个贪婪、吝啬的乡下商人。三儿子过继给伯父后，受到虐待，回家来要学费，遭到丈夫的冷酷拒绝。老妇人爱莫能助，为三儿子忧心不已。三儿子最后去了江南，杳无音讯，使老妇人凄然、憔悴。《大阿与小阿》通过陈老爷家里的仆人大阿和宠物狗小阿的命运对比，表达了“穷人的命不如富人的一条狗”㈣107的强烈愤慨。“大阿”因为一辈子做奴隶而蠢笨呆滞，常常遭受老爷家里的拳头、手杖、茶水。“小阿”丢失后,“大阿”被痛打，终于爆发了一句反抗的话语:“我坐在牢狱里的生活也不过这样”[24]107，然而却被浇热水。“小阿”被重金悬赏回来,“大阿”却一命呜呼。《雪夜》模拟工人的口吻，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发出了诅咒。雪中的上海是灰白的世界。工厂异化的劳动，磨碎了他
们的灵魂，消蚀了他们的生命，让人变得凶蛮、残暴。但他们仍然存有反抗的意识。顾仲起注目于广阔的社会，对种种社会问题进行了细致描写、深刻剖析与批判，流露出强烈的人文关怀。顾仲起对底层人民存有深厚的悲悯与同情，体恤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的艰辛与劳瘁，以不忍之心叙写他们的悲剧。
《龙二老爷》同样表现出了全新的创作气象。顾仲起不再哀哭个人的悲惨境遇，而是以龙二老爷的一生透视苏北乡村中的变迁，展现出广阔动荡的时代背景。不管是在结构上、语言上还是在人物刻画上，顾仲起都表现出长足的进步。小说以独特的地域彩形成了顾仲起后期创作的鲜明风格。对苏北地区民俗民风的刻画，对苏北方言的纯熟运用，都使《龙二老爷》打上了浓厚的苏北烙印。“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土气息泥滋味”“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25]15。小说中，南通方言随处可见，如“胯子”“结毒”“吃大菜”“外洋”“通声气”“夸傲”“官事”“大赌脚”“大出息”，语言富有地域彩，流畅生动，表达力强，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五四时期欧化白话带来的僵化与文艺腔，推进了言文一致的步伐，为语言的民族化、本土化、大众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龙二老爷近来感着很寂寞，只是抽，往老爷学堂跑，也渐渐觉得乏了味。打牌呢？近来的眼睛又不大好，有些眯晞，说不定几块大洋要给猪猡赢了去。因了这，龙二老爷苦闷的很。”[26]70这一段描写简洁洗练、语言干净地道、不事铺陈、白描为主的叙述方式，使小说具有一种客观、理性的风格。在结构上，小说以龙二老爷的一生透视苏北乡村中的变迁，具有广阔的社会含量，以个人史透视大历史的变迁。龙二老爷由穷小子考中秀才举人，成为当地士绅，管理当地事物，并以剥削的手段迅速聚集财产。辛亥革命后，因
为农民，龙二老爷被打。之后，龙二老爷办洋学堂来抬高声望，半雇农种田，但因为剥削过于严重，又引发了农民。
《龙二老爷》融入了晚清到1920年代的历史，编织了一部宏大的时代史诗。“龙二老爷”从起势到失势的过程，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鲜明写照，意味着乡土中国的宗法结构最终将被革命彻底打破。尽管小说并没有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但正是这种克制、冷静的书写显示出革命的必然趋势，也印证了顾仲起的创作转向。
四、结语
顾仲起生性敏感、心思细腻，成长中的磨难给他脆弱的心灵带来恒久的创伤，因此他的小说中充满了个人经历的倒影。他的小说彰显出诗化叙述、苦闷自传、现实转向的多元化特质，而转向后的小说也表现出一种新的格局与气象。然而，顾仲起终究是脆弱的，并没有完全跳出心灵自造的囚室，在政治苦闷、经济苦闷、爱情苦闷的多重压力下[27]247，放弃了奋力的挣扎，于1929年自沉黄浦江，匆匆结束了年仅27岁的青春年华，给中国现代文坛留下了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长期以来，顾仲起的现代小说一直被学界所忽视。顾仲起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江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创作实属一座有待开掘的文学富矿。通过对顾仲起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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