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理想与现实之间
作者：张茜
来源：《文学教育》2021年第02期
        内容摘要：沈从文的《边城》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原始、质朴的“湘西世界”，作品中的风土人情与自然景致相互交融，形成了悠远的田园牧歌式情调，但在这样美好的图景背后，也夹杂着一种生命的悲剧感，以及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借助结构主义视角，本文从表层结构出发抵达深层意蕴，体味“边城”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理想 现实 对立
        《边城》注入了沈从文先生对人生形式的理解，在其笔下，一个民风淳朴、风景别致的小城诞生。好山好水滋养着翠翠这样善良的湘西姑娘，成为爱与美的化身。而结局中爷爷带着不舍与遗憾离去，留下翠翠这个让人心生怜爱的姑娘，守着渡船，等着傩送归来。结尾那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①更是留给读者无尽的悲伤与期待。
        对于这样一个带有悲剧意味的作品，我们试图在了解表层内容的基础上，从结构主义的
角度深入作品。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说“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又极其简单：二项对立”，这“鼓励结构主义者采取二项式的思维，在所研究的各种素材中寻求功能性的对立形式”。②我们通过这个角度，来解读《边城》、剥离出几组具有对立性的因素，然后分析各因素与文本意蕴间产生的深刻联系，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
        一.婚姻与爱情结合过程的对立
        对于爱情与婚姻这一主题的叙述，小说先后提及了翠翠与傩送、翠翠父母的爱情以及船总顺顺的婚姻。首先父母的爱情是自由浪漫的，真挚的爱驱使着他们的行为和人生选择，翠翠就是这段神圣爱情的结晶。她的母亲在十几年前遇到了一个茶峒军人，之后二人互生情愫。翠翠的父亲想带着她的母亲一起离开，去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但现实却又无法使他们放下一切，翠翠的父亲是一名屯戍士兵，逃跑有失军人的职责，她的母亲作为一名女儿，就必须离开自己的父亲。面对爱情与现实之间产生的情感冲突，翠翠父亲选择服毒去寻求爱情的永恒。而翠翠的母亲“一面怀了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仍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③翠翠父母的爱情，充满了自由气息，虽然结局悲情苦涩，但二人的结合过程是受自我情感支配的。两个年轻人互相吸引、彼此赏识，不是缘
起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合，他们拥有决定爱情命运的权利，为了至圣纯洁的爱情，可以为之献身，以此达到永恒。
        翠翠与傩送相识于赛龙舟之时，后来傩送又在夜晚给翠翠唱山歌听，两颗心灵开始彼此靠近。他们的情感也萌生于一种自觉的反应之中，像翠翠的父母一样，是自由结合、纯粹自然。翠翠与傩送这对年轻人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冲动，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举，更不掺杂任何金钱与利益交换，是在原始乡村的土壤之上产生的最单纯的男女之情，这种甜美又自由的情感清新而健康。作者不仅对这种不凌驾于物欲的爱情给予热切的赞扬，也热情地讴歌了这对年轻人身上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纯洁、高尚的性灵。
        而船总顺顺的爱情与婚姻与他们不同。傩送迎娶的是一个有产业基础的小寡妇。他们的结合缺少爱情的深厚土壤，更偏向于一种物质上的结合，婚姻中添杂了些在纯粹爱情之外的因素。
        从上述情节我们可以看出，在爱情与婚姻结合过程中不同人物身上产生的不同行为与结果。翠翠的父母以及翠翠与傩送之间情感的建立，是以真正的爱情为基础的，抛却了利益关系，是顺应真实本意的爱情选择。而顺顺的婚姻沒有爱情基础，是在更现实的层面上的家庭
结合。但从结局来看，受爱情指引的前者得到的结局是含有悲剧性意味的，而无爱情基础得以结合的后者却是完满的结局。两种行为及结果的对立，促使我们透过不同的爱情和婚姻，抵达人类的情感困境，引发对自然人性的深沉思索。
        二.碾坊与渡船的对立
        碾坊与渡船是茶峒人民生活中常见的两类事物，一个提供金钱的收益，一个提供出行的便利。碾坊是当地人的一个身份符号，它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是属于当地小财主的产业。
        而渡船作为人们的出行工具，在爷爷那里更是传递着温暖、无私与善意的窗口。他守在这小溪边做船夫已有五十多年，不知他撑的渡船帮助多少人渡过了小溪，“他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④爷爷几十年如一日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日子过得清贫，却不枉图从中谋利。小说里写到：“白日里，老船夫正在渡船上同个卖皮纸的过渡人有所争持。一个不能接受所给的钱，一个却非把钱送给老人不可”，“他送我好些钱。我才不要这些钱！告他不要钱，他还同我吵，不讲道理”。⑤
边城 沈从文
        碾坊与渡船，一个印上了利益与财富的象征，一个是淳朴人性的见证，是不为任何利益相连的自然人性的表现，有爷爷对家园的土地情怀。
        当傩送在面对要碾坊还是要渡船这两个选择时，坚定地表示要渡船，不要碾坊。他对翠翠已产生了懵懂的感情，无论面对怎样优质的物质条件，他都不动摇，陪伴翠翠守着渡船，做一个平凡的渡船人，这才是他真正想要拥有的生活。
        碾坊与渡船作为我们分析梳理的第二组对立因素，从中依然可以看到它与小说整个主题意蕴的一致性。这两个在茶峒百姓生活中存在着的重要的对立因素，服从于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美好构想，为小说内在深刻性注入了更真切的情感体验，是从不同现实事物的对立出发，引申出对不贪图利益，顺从自我内心的自然人性的赞美。
        三.白塔的倒塌与重建的对立
        小说中的白塔不仅仅是作为一座现实中的普通建筑出现的，它在人物的情感世界里也具有独特的意象内涵，贯穿《边城》始终。
        白塔既看着翠翠一天天长大，受自然滋养，也看着她爱情萌芽，经历人事变迁，然而白
塔却在爷爷去世的那个晚上，伴随着电闪雷鸣一夜间倒塌。沉重压抑的自然环境暗含着爷爷生命的终结，充满了浓重的悲剧彩，以及对命运隐伏的深沉的悲痛。
        白塔作为传统湘西文化的重要象征，同时也代表了世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百姓们的精神寄托和希望。而它的倒塌，更重要的是暗指湘西文化在面对现代文明侵袭时，难以逃脱的没落命运，这样的生存境地是湘西人民无法回避的。小说结尾中白塔被重建，翠翠将继续守护着渡船和白塔。然而如果我们以更清晰的目光、更宏大的视野去审视这个现状，便会想到即使塔能重建，但是在现代都市文明的强烈影响下，湘西古朴的乡土文化也很难再恢复原貌。正如汪曾祺先生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⑥
        四.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立
        沈从文的作品大多以乡村与都市作为背景，用田园牧歌情调的笔触描绘出了远离尘嚣的湘西世界，作为现代都市社会的对应和参照物，反观都市现代进程中的人性问题。
        那个小山城茶峒有着清新秀丽、纯净自然的美好风光：流淌着的碧溪岨，河边一座座吊
脚楼，水上来往的渡船，溪边那座静默的白塔……，一切景物都充满了浓郁的湘西地域彩，令人神往。依山傍水的边陲小城哺育和滋养出像爷爷这样老实忠厚、勤劳善良的老一辈;像翠翠这样天真纯洁、活泼可爱的少女，以及傩送、天保这样豪爽、勇敢、诚挚的少年。在人物的情感表达中，有爷孙二人相互依偎、守望生活的亲情;傩送与天保间相互尊重与理解的手足之情;以及三个年轻人间朦胧含蓄、略显错杂的爱情。人性的自然光芒在小说中发散，与他们的生活环境相互映衬。《边城》里的世界就是不受现代都市文明过度浸染的一方净土，这里留存了爱与美的理想。因此，可以说湘西世界不仅由那些山青水秀的自然之境所构成，也由背后原始、质朴、浓厚的文化底蕴共同支撑着。
        沈从文在往日高度发展的都市生活中，见识了人性的伪善与狡诈、冷漠与压抑。现代都市人在物欲横流之下，被金钱、利益裹挟，体现出现代文明的病态。而现代文明的潮流不可阻挡，位于都市边缘的乡村社会里，那種原始自然的风俗民情也势必会受到浸染和影响，传统精神与文化在强大的现代文明的压迫下，日益消逝，成为过去的梦境。对人性的关怀、对社会的沉思，使他宣称要建造一座关于人性的“希腊小庙”，用回归乡土的情怀与视野，通过对湘西人民美德的歌颂，批判眼前的现代社会，唤醒对人性之美的追求。他企图用这样一种田园牧歌式、超越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达到自己的目的，重建民族品德和人伦，
坚守生命、人性、自然的和谐统一，形成自己爱与美的人性天国。
        五.小结
        我们以由浅入深的视角，从“婚姻与爱情结合过程的对立”、“碾坊与渡船的对立”、“白塔的倒塌与重建的对立”这几方面进入到更深层面的“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立”之中。在比较思维的审视下，这几组因素已不仅仅是作为人物的活动背景与环境、行为选择的驱动力出现，更重要的是被刻上了来自作者深刻思想的烙印，寄予了沈从文内心真诚的呼唤与渴求。我们从整体分解出部分，再由部分回归整体，可以发现作者的创作始终围绕着一个基本点：《边城》是一部隐含着理想与现实强烈对立的作品。
        沈从文深知理想世界难以实现，只能借助美好的幻想，在文字间去寻和唤醒业已逝去的人性之美。“边城”的成功塑造，使他重返精神家园和灵魂净土，他张扬的美好人性最终在那里得到回归和再现，外在的自然之景与内在的生命形态完美融合，以此反抗和抵御外在现实的纷扰与喧嚣。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保持对人性美的永恒追索，尊重与崇尚自然本真的生命形态，重造民族文化的优良品德更是我们必须思考与践行的生命方向。
        注 释
        ①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152页。
        ②乔纳森·卡勒著，盛宁译，《结构主义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37页。
        ③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64页。
        ④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63页。
        ⑤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86页。
        ⑥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又读<边城>》，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100页。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