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沈从文的“白日梦”
《边城》:沈从文的“白日梦”
面对一部作品，要从三个方面来解读。第一个就是作品的文字表面，也就是一个故事，比如乌鸦喝水，小马过河，这些都是表面的情节，看过的人都能复述出来;第二个就是作品的寓意方面，或者是象征，这是比较深层次一点的，复杂一点的作品就不是人人能够领会得了;第三个就是作品中总有作家投射的影子，或是书愤，如司马迁写《史记》，就说“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或是圆梦，弗洛伊德曾说作品就是作家的“白日梦”，“梦是愿望的达成”，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面对这样一部作品，有几个关键词要抓住：老船夫、翠翠及其母亲、野花与虎耳草、军人、“边城”。
老船夫
老船夫是翠翠的祖父，七十多岁，住在溪边白塔下，管理一只渡船，在管理渡船的五十年来把船来去渡了无数人，他惟一的朋友是渡船和一只黄狗，惟一的亲人就是翠翠。这不禁让人想
边城 沈从文起废名《菱荡》里那个摆渡人张老汉和洗手塔的情境。老船夫“凡是一个良善的乡下人，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全得到了”，他老了，总为翠翠的未来担心，终于有一天，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老船夫带着无尽的落寞与不甘离开了人世，那个夜里，渡船被冲走了，白塔坍塌了，二者是老船夫人生最好的注脚，于是自然成为了他的陪葬品，仿佛一切都是命中的安排，就像他有预感似的，在死去的那个夜晚，他还在不停地打草鞋，虽然床头上已经有了十四双。
翠翠及其母亲
首先是“翠翠”名字的由来。“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逼人而来”，于是老船夫给她取名“翠翠”。在中国古代，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梅、兰、菊、竹则被合称为“四君子”，竹子象征着生命的弹力、长寿、幸福和精神真理，大诗人苏东坡则留下“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名言，因此，“翠翠”这个名字有着极其深刻的象征含义。 翠翠的母亲是一个既美丽又善唱者，曾经俘掠过无数青年的心，其中就包括最后和翠翠一直相依为命的杨马兵，可最后，她选择了那个一样迷倒无数少女的军官，二人可以说是佳偶天成，可惜又造化弄人，最后只能在生完翠翠后，自杀而死，追随军官去了。这无疑是一个浪漫又伤感的故事，耳濡目染，对尚且年幼的翠翠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于是对自己的爱情朦胧中有了定位与主见。
野花与虎耳草
相信每个人对这句话都不陌生：第一个把女人比成花的人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才。女人是花，女人更爱花，而花则是美好的象征。
在小溪边有时候过渡的是牛、羊，或是新娘的花轿，这时候“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地攀引缆索，让船慢慢地过去，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站在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且独自低低地学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或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 在沈从文另一篇小说《夫妇》中，也出现过野花这个刀具，当璜先生把那束村人因恶作剧而缚在年轻妇人头上的花要来留作纪念时，他看到了自然人性的被扼杀。
韦勒克说：“一个意象反复出现就构成了象征。”
可见，伟大的作家在人类某些共同的情感方面是相通的，不论他是法国、俄罗斯，还是中国，也不论他是贵族小，中产少妇，农奴，还是村人或革命者。
花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在《边城》中，还有另外一种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植物：虎耳草。
翠翠在梦中“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
虎耳草的学名非常奇妙，从拉丁语直译过来就是“割岩者”，这是因为虎耳草喜欢生长在背阳的山下及岩石裂缝处的缘故。所谓水滴石穿，虎耳草代表耐性超强，能够持之以恒，在小说里象征着坚贞的爱情，小说最后翠翠的持续等待也正暗合了虎耳草的象征意义。
军人
翠翠的爸爸是个军官。“翠翠的父亲，那个又要爱情又惜名誉的军人，在当时按照绿营军勇的装束。如何使女孩子动心。又说到翠翠的母亲，如何善于唱歌，而且所唱的那些歌在当时如何流行。”在同翠翠母亲发生了暧昧关系后，“军人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这比牺牲在战场上还要壮烈!
掌水码头的船总顺顺也曾是一个军人，为人正直、义气，不仅自己深受人们的信任，同时还把自己的两个
儿子教育得非常出。
在《(长河)题记》中，沈从文表达了对家乡受“现代化”影响变化后的深深失望，尤其是年轻人的壮志、雄心和锐气都被消磨殆尽，而这些美好的东西幸好还能在几个军人身上看到。“当时我认为惟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以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轻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像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道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这样的军人是沈从文精神上惟一的安慰，正如苏雪林所说，作者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机利”。
“边城”
“边城”本是一个和谐、自足的体系，作者所精心营造的“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当大老天保“坏了”之后，失去了平衡，发生了倾斜。沈从文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五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六月中夏雨欲来的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好人受难”本身就是悲剧。
《边城》正如废名的《菱荡》，主角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城，是由所有的人物构成的那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可以洞见生活的平凡与莫测，人性的挣扎与坚守。沈从文在创作上有自己的见地，甚至是“傲慢”。“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谈及创作，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就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雄心或者叫野心。人性，本是个中性词，然而在人们的理解中，总是愿意接受并使用其积极意义的一面。在《边城》中这种美丽而富有感染力的“人性”，就表现在翠翠的等待中。因为翠翠的等待，使人看到了命运的无常，也因为翠翠的等待，使人看到了“人性”的力量。二老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正是在这种不可知中，才更加有力地彰显出翠翠身上的美德，这种美德是属于翠翠的，也是属于民族的，即使世界化为灰烬，这种美德依然在不起眼的世界角
落一隅闪闪发光。
沈从文在《边城》的题记中曾动情地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地)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翠翠的母亲用自杀，亦即死，成全了自己的爱情。而翠翠，则用等待，亦即生，圆着自己的爱情梦。在翠翠的等待中，沈从文的“白日梦”得以实现，因为我们在其中感受到的，正是那种令人备感鼓舞的“勇气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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