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诗人、诗歌译者、资深媒体人。著有诗集《胭脂》《在受着磔刑的悲怆的大地上》《唯有清澈的孩子可以教育我们》《给你的信》，译诗集《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曼德尔施塔姆诗选》《盖瑞·斯奈德诗选》《严酷地带：查尔斯·西密克诗选》《每天都在悲欣交集中醒来：佩索阿诗选》《我听见斧头开花了：保罗·策兰诗选》。译诗集《西奥多·罗特克诗选》以及《曼德尔施塔姆诗选》全新修订版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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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易丝·格丽克诗歌译记
柳向阳
最后一刻之后的最后一刻，我决定将策兰1963年那部诗集的名字改为“从未存在者的玫瑰”。之前我将英译的“the no one ”译为“不可活者”，听上去更像一种命名，最后还是觉得这一想法应当搁置。盯着德语原文的那个“nie ”看了很久，决定改为较稳妥的“从未存在者”。
之所以顽固地将white 和true 译为单音节的“白”与“真”，是因为我担心用“洁白、雪白、白”和“真实、真挚、真诚”，不足以涵盖白与真，有可能偏离策兰本意。这个本意应该非常古老。之所以顽固地将几乎所有的word 译为单音节的“字”，是因为“词”和“词语”总给我这样一种感觉：尽管“词语”是早已取得合法地位的外来语，并且我也会在很多时候毫不犹豫地使用，但具体到策兰诗歌的汉
译，“词语”二字总有一丝移植后遭本体排异的意味，而单音节“词”尽管一直就是汉语词汇，但有时，甚至经常，我就是觉得它受了“词语”的牵累，带有外来语的味道，不如单音节的“字”来得质朴有力。
大致是2005年，我经常出没于“诗生活”网站的翻译论坛，和同好们交流讨论，第一次读到了露易丝·格丽克的诗。一首很短的《爱之诗》，讲一个经历多次婚姻失败的妈妈一直把儿子带在身边，给儿子“织出各种调的红围巾”，希望儿子有一个温暖、幸福的童年，但结果呢？诗中不露面的“我”对那个已经长大的儿子说：“并不奇怪你是现在这个样子，∕害怕血，你的女人们∕像一面又一面砖墙。”
这首诗让我惊讶，于是开始在网上到处她的诗，记得在“诗歌猎手”网站（poemhunter ）到了十余首，其中就有那首击中我的《幻想》，仅仅开头两行，已经让我震惊：“我要告诉你些事情：每天∕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这句话戳中了人的痛点，而这个“人”，不是某个个体的人，而是整体的人类，由此具有了普遍意义。如今想来，这两行诗也应和了诺奖授奖辞中所说的：“因为她充满诗意的声音，冷峻的美使个体的存在具有了普遍性。”
进一步说，这两行诗与邓恩的那段名言可谓异曲同工，后者由于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一书中的引用而广为人知，我们不妨温习一下：“谁都不是一座岛
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冲掉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
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敲响。”
读到格丽克的诗《幻想》后，我选了一家美国网上书店阿利伯瑞斯（Alibris ）邮购她的英文诗集。还不算太麻烦，准备好信用卡就行，我一口气订购了她的所有诗集，还有一本随笔集。结果左等右等，超过预定到货时间两个月，还没收到，就给对方写邮件，回复说书早就寄了，分了两个包裹，希望我再耐心等一个月。但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收到，又催，回复我说好吧，我把你的钱给你退回去。没想到不久就收到一个包裹，我就告诉了对方。她说好，我把你的钱扣回来。还叮嘱我另外那个包裹要是收到的话也告诉她。后来大致明白了，一次不要买多了。但一直到现在也不明白，她真的能在我信用卡上把钱再扣回去吗？我也懒得细问，但这件事特别难忘。后来转到亚马逊买书，就流畅多了，但也没有这么好玩的事了。
现在买外文书方便了，恐怕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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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麻烦。当今中国译诗界有一位前辈，赵毅衡教授，他1943年出生，正好和露易丝·格丽克同年（其实月份也相邻），十多年前我在四川大学拜访他，刚聊了几句他就问：你的原版诗集从哪里来的？
那时，对做诗歌翻译的人来讲，这是一个类似生命线的问题。我说是花银子买的，从阿利伯瑞斯买的，他说他知道，还告诉我说：这家书店的名字（Alibris）中间不就是一个表示“书”的词根（libr）吗？真不愧是前辈啊，博学多才，又风趣好玩。
最后一刻我和格丽克没有见过面，只在一次通过电话联系上她，是她学校办公室电话，略加沟通后，她把电话给了另一人，居然是一名中国女孩，听声音似乎是学生，把她的版权代理的联系方法告诉了我，让我联系她的代理。以后无论什么事，包括联系她来中国这样的事，都是通过代理联系。
我在格丽克诗集中文版的译序中提到：早在2007年，翻译格丽克作品之初，我即同她联系，希望出版一本她的诗选中文版——
—这是一种常见做法，但她不同意，而是希望《阿弗尔诺》《七个时期》等诗集一本一本完整翻译出版，特别是当时那几本新的诗集，一定要一本一本完整翻译。即使在美国国内，格丽克几十年来也一直拒绝出版诗选！在全世界的诗人中，这恐怕也是非常少见的。有道是：“贱日岂殊众，贵来方觉稀。”但露易丝·格丽克不是这样，从一开始，她便与众不同。
她对在中国出版蛮热心的。她一旦认可了我的翻译工作，就主动寻求在中国出版。临近出版时，我们决定把中文版做成两本，她也很难为情，我记得代理转达了她的话，大概是说每本那么厚，怎么行呢？她还是想一本一本薄薄地出版。当然，中文版最终还是做成了两本——
—她得了诺奖，这个出版愿望应该能实现了！2012年她的英文版《诗1962—2012》出版，是她十一本诗集的合订本，600多页。我想她事前不知道要犹豫多久啊。不过我想，她的底线应该是对每一本诗集不增不减，不加改动吧。
中文版《月光的合金》和《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包括了她中期、后期六本完整诗集，和早期五本诗集的精选。仅以早期五本诗集的精选本而言，似乎已经触及了格丽克的底线？实际上，译者当初与出版方的翻译合同也确实只有六本完整诗集，只是在全部译事接近结束时，我手上已经译了许多她的早期诗作，而且下了不少功夫（只要看看从研究著作中摘引的注释就明白了），不忍心弃置不用，就跟她沟通，得到她的首肯后，精选一部分，以附录的形式放在后面。
我译格丽克诗歌是从2006年起，到2015年初交稿，2016年出版，前后十年。这十年的业余时间大多都用于翻译她和杰克·吉尔伯特的作品，说大多，是因为在译吉尔伯特时，也译了他的女友、诗人琳达·格雷格的数十首诗。我译杰克·吉尔伯特从2008年开始，寻出版的过程中屡遭挫折，甚至我首先自费出版了他的一个单行本诗集《拒绝天堂》，极受爱诗的朋友们喜爱，但《诗全集》仍多年出版无门，后来签约一家出版机构，交稿四年后到2019年2月才出版，没想到一出版就火爆，到2020年8月出版合同到期前已加印两次。而格丽克这边呢，2016年4月出版，到2019年1月才加印一次。如果不是她突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恐怕也只能是幽咽泉流冰下难了。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格丽克？
我特别喜欢的一本书，《自性的显现》（版译作《转化之旅——
—自性的追寻》），其中有一个理论，说人在中年有机会发生一些本质的变化，真的可能毛毛虫变蝴蝶。以大诗人里尔克为例，他早年的诗不引人注意，很纤弱，但后来完全变了。我特别喜欢这个理论，而诗人格丽克的成长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格丽克的前辈自白派诗人，包括希尔维亚·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约翰·贝里曼，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种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它是某一类人的悲剧，甚至是延续到下一代的悲剧。格丽克超越了这些，她克服了这些，又成功地把这些东西转化成了伟大的艺术，就像你把电闪雷鸣变成了发电站！真的伟大，对我们的人生也非常有启示。当然，对她的喜欢或许还与我对金牛座的一贯喜欢有关吧，轻松一些，摩羯跟金牛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亲缘关系。
就我亲历，露易丝·格丽克两次与中国读者错过，殊为可惜。
2017年3月，《世界文学》杂志主编高兴老师联系我，说北京大学“中坤国际诗歌奖”拟定授予露易丝·格丽克，并定于6月中旬在北京举行仪式，条件是她确认到时能来中国受奖，高兴老师受评委会主任、北大谢冕教授委托，希望我代为联系。联系格丽克的助理时，我特意注明了历届获奖诗人：博纳富瓦、阿多尼斯、谷川俊太郎、扎加耶夫斯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以及奖金、费用等等。但助理在回复中表示，格丽克询问是否为商务舱？然后几天没有消息。我直接问：是否确认不来？对方说格丽克对得到认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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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荣幸，因为一向畏惧长途旅行，反复沟通多次，对方最终回复，说格丽克6月份因事无法离开美国，助理甚至提出由我代为领奖的想法，但最终不了了之。
2019年4月，广州诗人黄礼孩拟将他名下的“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授予露易丝·格丽克，请她来中国领奖，请我代为联系。黄礼孩兄曾早于诺贝尔文学奖一年向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授奖而传为美谈，我自然希望成全此事，又将上次中坤邀请一事向他说明。最终，礼孩兄考虑到她来中国有些困难而没能坚决把奖颁发给她。一年半后，礼孩兄说：为她高兴，祝贺她，也为自己错过她而多少感到遗憾。
柳向阳，河南上蔡人，诗人，诗歌译者，翻译出版美国诗人杰克·吉尔伯特诗集《拒绝天堂》《诗全集》，露易丝·格丽克诗合集《月光的合金》《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加里·斯奈德诗集《砌石与寒山诗》《山巅之险》。
我看波兰现代诗歌
李以亮
去年“新诗界小翻译”系列收入了我选译的《波兰诗人二十八家》，这是一个经过反复筛选的作品选集，由于各种限制，所收译诗并不是很多。如果往前追溯，2006年我就自行编译过《波兰现代诗选》，算是一个先导。同样由于各种限制，此书也只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差强人意。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我对于波兰诗歌的情有独钟、始终不渝。沉浸于波兰诗歌越久，就越相信一向有些傲气的布罗茨基做出的一个判断：“波兰诗歌是世界诗歌最为丰富的一个宝库。”我所做的，似乎就是在证实他的所言不虚。
波兰现代诗歌何以令人着迷？作为一个纯粹的译者，这个问题要回答起来，我深感困难，但是也难以回避。关于对波兰诗歌最大的阅读感受，我曾经说过：我感到他们在写正常的诗歌，他们也力图成为正常的人。他们的大天才都是如此，牢牢地占据着正席，引导着潮流。为什么如此？从诗歌内部说，这就是所谓正声。即便存在不同的声音，也只是作为次要的补充。从历史上说，这跟他们的民族命运有很大关系，因为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条件，他们就愈是向往和营造它们。如果他们的先锋艺术（包括诗歌），不能呼应这一根本的愿望，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对此，我自觉说得过于简单了一点，尽管是我真切的感觉，针对性也非常明显。首先，“正常”一语就过于宽泛，至少还不够具体。其次，“正常”虽然可以在特定情况下显示出其独特和必要性，但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超出一般的丰富，达到卓越。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停止思索。我一直想使自己的感觉与判断更具体、更清晰一些。
针对目前比较普遍的那种单一、碎片化的诗歌写作，以及在生命诗学和文化诗学上的精神对峙与分裂（主要表现在偏执于生命诗学或文化诗学的一端），有识者多有不满；而部分有着充分诗歌史意识的诗人，也在呼吁和实践一种更具有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诗歌写作。我认为这是对的。如果我们足够谦虚，就不难发现波兰诗人——
—“波兰诗派”——
—其实已经实现了这种综合。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写出了我们理想中的诗歌！所以无怪乎我们在阅读时常常要惊叹他们写得那么好，惊叹一个国家能够涌现那么多卓越的诗人。
众所周知，波兰的历史可谓多灾多难。波兰是世界的一个小国（虽然历史上也曾是欧洲一个大国），波兰语是典型的小语种，但是，应该不止我一人认为，在文化/诗歌上，波兰是一个真正的强国（虽然诗歌最好是从语言上而不是以国别去定义）。这么设想一下，布罗茨基会说：波兰语写出了二十世纪最好的诗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波兰有四位作家和诗人问鼎过诺贝尔文学奖，后两位都是诗人。新世纪里又出现了一位，主要是写小说。显然，这不能说是偶然。在此我简单梳理一下波兰现代诗歌的历史：从1918年波兰复国算起，至少出现了四次诗歌高峰。在20年代，“青年波兰”时期的诗人大多健在，“第一次先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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