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霜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摘 要：众多学者在社交媒体繁荣的当下对新闻业出现的“后真相”症候进行分析和探讨，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廓清其中的利弊，并对可能危害到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弊端从社会环境营造、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以及受众媒介素养三方面提供解决思路。
关键词：后真相；新闻真实性；媒介素养
一、问题背景
“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美国，当时出现的“水门事件”“伊朗门丑闻”以及“海湾战争”等事件都呈现出媒体与政治合谋的特征，将民众置于被欺骗、被哄弄的地位。而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社交媒体兴起，“后真相”内涵也在逐步丰富。2016年牛津词典官方将“后真相”认定为年度词汇，其含义是指“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
技术对普通民众赋权使以往的新闻消费者转变为新闻信息的生产者或参与者。社交媒体逐步取代大众传媒
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信息超载且呈现碎片化发展。但“人人都有麦克风”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是合格的新闻生产者，新闻生产专业素质的缺失，导致“后真相”的情绪化、非理性特征在当下的新闻传播领域凸显出来[1]。虚假新闻、反转新闻不断上演，媒体公信力下降，人们对真相的追寻变得不那么迫切，媒介在商业利益下迎合受众口味，营造 “真实”，使后真相症候更加严重。因此，在后真相时代强调对新闻真实性的坚守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研究基础
新闻真实性，作为新闻的生命应当始终被相关新闻从业者强调和坚守，但公民参与的新闻信息由于被极度挤压的时空感，其真实性遭到了破坏。学者们对当下新闻业出现的“后真相”症候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对可能危害到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弊端提供解决的思路。
1.后真相时代，新闻传播从大众化转向社化
张华在对中国新闻业的“后真相”“症候”进行分析中发现，基本“症候”就是“舆情反转”，而“舆情反转”“反转新闻”反映的是在信息丰富的社交媒体时代真相的稀缺。“为一条信息做深度调查的人越来越少，而评论、解构的人越来越多”。他将原因归于新闻传播从大众化转向社化。社化的基本特征包括去体制化、秉承需求理念、以社为服务对象以及以“传通”为价值目标。社化的路径转移对新闻客观性的冲击是巨大的。针对此冲击，张华的应对策略有三，分别是借鉴西方经验、重思并丰富新闻价值内涵及坚
守传媒的公共性本质，媒体是公民参与的平台。
2.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业本质上是社交媒体传播范式的革命
陈海峰就“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与真相进行分析，他认为“新闻往往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真相”。在大众传媒时代，新闻一直在面向真相而行，尽管抵达真相之路艰难曲折；而到了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生产成了制造“真相”的生意，原因是受政治权力逻辑和商业利润逻辑的力量支配，典型事例便是英国“脱欧”和2016年美国大选[2]。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业本质上是社交媒体传播范式的革命，这场“革命趋势无法阻挡，但新闻作为追求真相的一项事业应得到继承”。
3.“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的标准变化。
学者易艳刚则是以“罗尔事件”为例，探讨了“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的标准变化。他指出在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当下，新闻的时新性向实时性准变；显要性向实用性转变；接近性向亲近性转变；趣味性向媚俗性转变。新闻价值标准的变化对新闻行业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在于有助于新闻行业从宣传本位回归新闻本位，有助于让新闻报道更有温度；有助于拓展新闻报道的范围。而消极一面则在于新闻走向低俗化、媚俗化、碎片化以及假新闻泛滥等问题。
4.后真相对主流媒体话语权的冲击
熊江武将后真相时代的形成原因总结为媒介的技术赋权与社交平台中的图层文化。后真相对主流媒体话语权的冲击体现在媒介流量导向下，假新闻泛滥与把关人缺位；情绪极化下理性坍塌，舆论生态畸形以及新闻连接事实纽带的断裂导致信任异化危机。针对这些冲击，熊江武提出的话语权建构策略分别为在内容上坚守新闻专业主义，打造深度报道；在传播渠道上[3]，主流媒体要积极融合智能技术，创新新闻横线方式；在公共议题设置上做到及时有力，增强受众粘性。
5.后真相时代与假新闻“对决”要将防线前置化
托马斯·史班达在后真相时代认为与假新闻“对决”要将防线前置化，即从传播源开始。因为在心理学家梅兰妮格林和约翰多纳休的研究中发现伪新闻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一旦某个消息被公开披露，要撤回或消解影响课可能为时太晚。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新闻“发布前坚持进行核实、在可疑的情境下宁可推迟或延缓发布（以阻隔不实信源抵达至受众端）而不要去‘抢新闻’”。
三、解决思路
1.营造良性发展环境
互联网技术赋权，社交媒体发展，公民新闻兴起，我们的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主流媒体在新兴媒体面前机制运作稍显僵硬，不够灵活，而新兴媒体又因为缺少采访权往往是众声喧哗，难以生产更加专
业化的内容。公民寄托于公民新闻来反抗封闭、专业、层级、单向的新闻生产过程的想象被打破，而“后真相”的到来又使公民干脆跳出主流媒体话语的包围圈，使得新闻的内涵发生改变，变成“一种被消费的大众文化”。既然被消费，就需要迎合消费者。很难说是因为这一需求催生了算法推荐、数据新闻技术的发展，还是本身技术的发展使新闻生产变得功利化、市场化。社会需要谨慎的是技术作为一种中立的工具，它的好与坏完全取决于掌握技术、使用技术的人手中。算法设计需要加强把关作用，剔除质量低的媚俗新闻，回归健康的媒介环境。严防市场利益与政治利益对新闻传播的入侵和操控，需要在社会范围内建立相关监督机制，对新闻事实进行核查。
2.新闻机构与从业者
（下转第39页）
（上接第37页）
在媒体面临转型的当下，稳定的新闻采编流程早已形成的职业道德伦理规范与专业的新闻素养始终是新闻从业者的利器。越是众声喧哗的时代，越需要专业过硬的新闻机构与新闻人为民众拨开迷雾。因此深耕新闻内里，把握住时代的脉搏[4]，在各个体中寻最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不失为一项对策。报道要综合考虑各方体的需求，在报道过程中寻求共识。
其次，要携手社交媒体，对新闻做到及时跟进，发挥“把关人”的作用，并且要反应迅速，依靠专业从业人员敏锐的信息搜查能力来设置议程，争当“意见领袖”。当下多次的“反转新闻”换角度考虑也是在提醒我们“新闻真实”是一个过程，而社交媒体的实时性使新闻的滞后性消失需要不断的跟进、补充甚至纠正来完整体现新闻的真实。
3.受众新闻素养
后真相时代下，影响人们参与网络舆论的重要因素分别为“情绪”和“观点”，网络的分布式结构使得每个在网络参与信息构建的人都成为一个传播的节点，也就成为自身发布信息时的第一把关人[5]，因此掌握一定的新闻素养，在发布信息时进行冷静、理智的思考是非常有必要的。真相并非不存在，而是人们往往在网络这个信息的狂欢场中，选择在舆论发展的过程中参与互动，将客观真实等要素让位于情感的表达，于是真相如何似乎没那么重要了。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人往往引导舆论的走向。身处信息时代，受众要清楚地明白“媒介构建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是有差距的”，要对媒体有清醒的认识并持一定的质疑态度，不要偏听偏信。
、微博、微视频等自媒体平台，全然成为新闻信息的第一落点，传播路径随之走向社化，人们结合更多出于心理上的接近，如情感、兴趣爱好[6]。于是社内意见的交流往往是相似和互相认可的，这会导致信息的固化，固有偏见被加深。打破这种封闭性，还需从内部发力，敲碎壁垒。尤其是作为网络
原生民的年轻一代，从小生活在信息爆炸、娱乐至死的时代，新闻信息发展从文字发展到图片再到当下火爆的短视频，人们易于沉湎娱乐，消解真实，丧失思考。后真相时代给了民众自主创作、自主传播和自主表达的权利，但权利与义务始终如影相随，故在后真相时代中把握机会，传达真实、正确的新闻信息是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结论
后真相时代的发展显示出对一切传统的反叛，但反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停滞。变革的时代，风险同时蕴藏着巨大的机遇，坚持新闻真实性，亦要守正出新。
参考文献：
[1]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新闻大学,2017(03):28-33+61+147-148.
[2]陈海峰.“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与真相[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7,24(05):2-7+143.
[3]易艳刚.“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的标准之变——以“罗尔事件”为例[J].青者,2017(04):17-19.
[4]熊江武.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话语权的消解与重构[J].新闻战线,2019(16):59-62.
[5]胡翼青.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4(06):28-35.
[6]陈力丹.树立全民“新闻素养”理念[J].新闻记者,2014(04):61-63.
可能导致消灭市场。频道细分要求类型化水准高的栏目，具备一定的采编力量和节目源才能做到。在覆盖地域和受众差别中塑造个性，按照受众喜好、收受习惯或地域特征把整体新闻市场划分为若干类型的受众和销售对象，电视台才有助于提高产品适应消费的程度。
三、新闻消费的需求与生产成本
新闻消费一般通过市场表现出来，是受众支付货币对新闻需求的一种满足，表现为每个受众对新闻产品的购买量，受众要买什么或买什么新闻产品，这些都决定于他的个人爱好。新闻产品的价格有一种效用，即价格越低，受众的购买量越大，新闻产品的价格会影响需求，但影响新闻需求的重点是新闻的内容。另外，媒介的同质化在更大程度上抑制受众的需求，一种新闻产品可以用另一种代替，受众需求的扩大就会受到限制。假如日报和晚报的内容大体一致，看日报就不必看晚报，这就是同质化的后果。但买报纸的人同时每天看电视，两者对他了解新闻有补充作用，因为它们是不同质的。可见，人们对新闻产品的需求既取决于自己的意愿，也取决于媒介产品的差异和质量。
媒介在决定生产多少新闻产品时，必须核算一下生产成本，能有多少回报。加入能了解生产者的费用和收益，就能够判断他们的市场力量有多大。但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保证生产者的利润［2］。具有市场力量的生产者力图操纵需求，从而扩大利润，还要看生产成本是否低廉。在媒体竞争情况下，新闻生产者想增加他们的利润，另一个办法就是降低生产成本。
这种费用就是新闻生产的成本。新闻产品的成本通常称为成本开支，包括耗费的物质资料的支出和劳动报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原材料、稿费等费用；（2）办公费、水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等；（3）媒介全体员工的工资、奖金；（4）销售商品的运输费、包装费和管理费；（5）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列入成本的其他费用。媒介产品的成本是社会成本而不是个别成本，在以社会成本为基础制定价格时，必须正确处理价格构成中的各种成本形态。
参考文献：
拨开迷雾[1]邹东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人民出版社.2000-4-1
[2]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重庆出版社.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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