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中国北宋末至元末明初，即12～14世纪200年间在中国南方最早兴起的戏曲剧种，我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南戏有多种异名，南方称之为戏文，又有温州杂剧﹑永嘉杂剧﹑鹘伶声嗽﹑南曲戏文等名称，明清间亦称为传奇。南戏在体制上较元杂剧自由。
四大南戏：元末明初出现的著名南戏《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被称为“四大传奇”，简称荆、刘、拜、杀。
经典穿越小说美丽家乡绘画四大声腔：中国戏曲四大声腔的概念随历史发展有所变化，如明初时指昆山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地方戏兴起后的中国戏曲四大声腔系统。天津天津
花雅之争：花雅之争是清代中叶以来戏曲花部和雅部之间的竞争。一般认为，雅部就是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 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调，统谓之乱弹。所谓雅，就是正的意思，即奉昆曲为雅乐正声；所谓花，就是杂的意思，言其声腔花杂不纯，多为野调
俗曲。故花部诸腔戏，又有“乱弹”的称谓，曾长期受到上层社会、士大夫的歧视而登不了“大雅之堂”。雅部与花部的划分，对戏曲声腔有明显的褒贬评价，是古代封建正统的“雅”、“俗”观念对戏曲认识上的具体表现，所以戏曲史中把此时期“花部”诸腔和昆曲争夺剧坛地位的历史称为“花雅之争”。
楔子：元杂剧四折以外所增加的独立段落。篇幅短小。一般放在剧首，有时也用在两折之间，衔接剧情，类似现代戏曲中的过场戏。
散曲：剧曲相对而言，与科白情节无关，可以独立存在的文体。其特性有三点：一是他在语言方面，即需要注意一定格律，又吸收了口语自由灵活的特点，因此往往会呈现口语化以及曲体某一部分音节散漫化的状态。二是在艺术表现方面，他比近体诗和词更多的采用“赋”的方式，加以铺陈叙述。三是散曲的押韵比较灵活，可以平仄通压，句中还可以衬字。
小令、套曲：小令又称"叶儿"，一般是独立的单只曲子。套曲也称"套数"、"散套"，由同宫调的三支以上只曲组成，也可"借宫"，一般套末应有尾声，全套必须一韵到底。散套有北套、南套、南北合套三种形式。
曲词：曲词也就是曲辞。古代戏曲语言；曲词是元曲的文字部分或者说是戏剧人物的语言，戏剧中的人物语言往往具有鲜明的个性彩。首先，曲词具有充分地展现人物思想性格的特征。其次，曲词具有强烈的抒情性。
宾白：宾白为古代戏曲剧本中的说白。中国戏曲艺术以唱为主，所以把说白叫做宾白。明徐渭《南词叙录》：“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一说“两人对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
科介：也称“科范”，古代戏曲创作与表演中，用于表达人物动作、表情以及舞台效果的提示。科多用于杂剧，介多用于南戏。
末本戏、旦本戏：元杂剧一般分别由男主角或女主角一人主唱，由男主角演唱的杂剧称为末本戏，由女主角演唱的杂剧为旦本戏。
诸宫调：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流行的说唱体文学形式之一，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长篇，以说唱长篇故事，因此称为“诸宫调”或“诸般宫调”。又因为它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又称“弹词”或“弦索”。
曲状元：指的是元代曲作家马致远。马致远从事杂剧创作的时间很长，名气也很大，因而
有“曲状元”之誉。其代表剧作有《汉宫秋》、《青衫泪》、《陈抟高卧》等以及小令《天净沙·秋思》。
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四位元曲作家在元曲创作中地位最为突出，故称。
元曲四大悲剧：元杂剧的四大悲剧是指：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以及纪君祥的《赵氏孤儿》。
关汉卿：是元杂剧最优秀的代表作家。他亲自参加戏剧演出实践，并以毕生精力从事杂剧创作，写出大量符合戏剧艺术特征的典范作品；不仅在一剧四折、一人主唱等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而且在戏剧的布置结构、情节安排和语言运用方面意匠经营，在草创阶段为杂剧体制的完备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代表作品有《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等现存18部。
窦娥冤：元朝剧作家关汉卿的杂剧代表作。《窦娥冤》全称《感天动地窦娥冤》，是元朝关汉卿的杂剧代表作，也是元杂剧悲剧的典范，悲剧剧情取材自“东海孝妇”的民间故事。《
窦娥冤》是中国十大悲剧之一的传统剧目，是一出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广泛众基础的名剧，约八十六个剧种上演过此剧。
救风尘：《救风尘》，杂剧剧本。元代关汉卿作，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古典喜剧。写恶棍周舍骗娶红尘女子宋引章后又加以虐待，宋引章的结义妹赵盼儿见义勇为，设计将宋救出。全剧共四折。
拜月亭：《拜月亭》，又名《王瑞兰闺怨拜月亭》， 元代关汉卿作。共四折一楔子。剧情是：战乱逃亡之中，王瑞兰与母亲失散，书生蒋世隆也与妹瑞莲失散。世隆与瑞兰相遇，共同逃难中产生感情，私下结为夫妇的故事。后来元代施惠对其进行了改编，名为《闺怨佳人拜月亭》，有《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本、《元人杂剧全集》本。
“三桩誓愿”：出自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窦娥被污入狱杀头，她原本不想和现实生活作对，可是黑暗的现实却逼得她爆发出反抗的火花。她骂天骂地，并发出三桩奇异的誓愿：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她要苍天证实她的清白无辜，她要借异常的事向人间发出强有力的警示。
“三不从”：出自元末高明所作的南戏《琵琶记》。所谓“三不从”是说故事的主人公蔡伯喈为人忠孝，同赵五娘结婚后不想去应考，父亲不从；中状元后，曾拒绝牛承相招赘，牛承相不从；欲辞官，朝廷不从。这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三不从”，又是导致他一生悲剧的根源。《琵琶记》的戏剧冲突，可以说都是围绕着“三不从”而展开的。
西厢记：元代剧作家王实甫代表作戏剧。《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其书处处表现了道家的哲学闪光。道家哲学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基因,它极大地影响着作为"人学"的济宁景点"文学"。《西厢记》中无不体现出道家哲学上善若水、素朴之美、追求自由的思想。它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在经典古代名著《红楼梦》中，也提到过此书。
梧桐雨：白朴杂剧代表作《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取材于唐人陈鸿《长恨歌传》，取自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剧写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故事。
汉宫秋：元代剧作家马致远的代表作。元曲四大悲剧之一， 《汉宫秋》的主角是汉元帝和王昭君。作品通过汉元帝对文武大臣的谴责和自我叹息来剖析昭君和亲这一事件。作为一
国之主，他连自己的妃子也不能保护，以致演成一幕生离死别的悲剧。
《琵琶记》：元代剧作家高明南戏作品。简介 《琵琶记》，元末南戏，高明撰。写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共四十二出。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是我国古代戏曲中一部经典名著。
《赵氏孤儿》：元代纪君祥所作的一部历史剧。其本事见于《左传》、《史记赵世家》，但两书所记差异较大。本剧主要依据《史记》敷衍而成，但情节上作了较多改动。故事大体上是：晋灵公无道，荼害百姓。赵盾劝谏不听；奸臣屠岸贾残害赵盾全家。赵媳庄姬公主避入宫中，产生一子， 由赵门客程婴乔装救出。屠岸贾闻公主产子，进宫搜孤不得，下令十日内若不献出婴儿，即将国中与孤儿同庚的婴儿均杀死。程乃与公孙杵臼计议，程婴舍子，公孙舍身，救出孤儿。后孤儿成人，魏绛回朝，怒打程婴。程述真情， 回府绘图，告知孤儿过去情景。孤儿遂与魏绛等，计诛屠岸贾报仇。《赵氏孤儿》显然是一部具有浓郁悲剧彩的剧作。剧本最后以除奸报仇结局，则鲜明地表达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完成了复仇的主题。
昆腔：元代后期，南戏流经江苏昆山一带，与当地语音和音乐相结合，经昆山音乐家顾坚
的歌唱和改进，至明初遂有昆山腔之称。明嘉靖十年至二十年间，魏良辅吸取海盐、弋阳等腔的长处，对昆腔加以改革，从而建立了委婉细腻、流利悠远，号称“水磨调”的昆腔歌唱体系。昆山人梁辰鱼，继承魏良辅的成就，对昆腔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改革。他编写了第一部昆腔传奇《浣纱记》，扩大了昆腔的影响。万历末，昆腔传入北京，成为全国性剧种，称为“官腔”。
传奇：明清时以演唱南曲为主的戏曲形式。由宋元南戏发展而来，也吸收元杂剧的优点。但情节处理更为紧凑，人物刻画更为细腻，脚分工更为细致，音乐上采用宫调区分曲牌，兼唱北曲或南北合套。明中叶到清中叶最为盛行。
杨贵妃传奇汤显祖：江西临川人。汤显祖是明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剧作家。代表作有《牡丹亭》，与《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发表了对戏剧创作的新见解。他认为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不能单纯强调曲牌格律而削足适履，所谓“凡文以意、趣、神、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辞俊音可用。
临川派：明代戏曲文学流派。也称“玉茗堂派”。其领袖人物是汤显祖。因汤显祖的祖籍是临川,时人称他为汤临川，汤显祖的戏曲作品总名“玉茗堂四梦”，“临川派”和“玉茗堂派”因而得
名。汤显祖重视创作上发挥作家的想象、语言上讲究“机神情趣”，既要本，又要有文采。他强调“曲意”，主张“意趣说”，反对吴江作家“按字模声”、“宁协律而不工”的主张。此派的曲家还有来集之、冯延年、陈情表、阮大铖、吴炳、孟称舜等。
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前两个是儿女风情戏，后两个是政治问题剧。“四剧”皆有梦境，故有“临川四梦”之说。
吴江派：明代戏曲文学流派。其领袖人物是吴江（今江苏吴江）人沈璟。沈璟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沈璟的理论和吴江派诸作家的实践，对于扭转明初骈俪派形成的脱离舞台实际、崇尚案头剧的不良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沈璟过分强调音韵格律，主张宁肯“不工”，也要“协律”。他提倡戏曲语言要“本”，由于他把“本”狭窄地理解为只是采用“俗言俚语”、“摹勒家常语”，也产生了弊病。属于此派的曲家有顾大典、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袁于令、范文若、汪廷讷等。
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沈汤之争：汤沈之争涉及到明代两大戏曲创作观念的争论，汤即指汤显祖，沈即指沈璟。
其中汤显祖的戏曲创作观念影响较大。沈璟与汤显祖作为明代曲坛上的两大巨人，对戏曲格律与文辞的关系看法不同，汤显祖重意趣，要求格律服从文辞，服从内容。沈璟则强调文辞服从格律，服从腔调。两人持论相对，发生过碰撞文辞，并把同时的许多曲论家卷入其中参与讨论，这就是戏曲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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