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23日晚，永新县城，边界特委领导朱倡偕等人，在中央特派员彭清泉的主持下，请来红五军部队协助，率部包围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住处，当场将袁文才击毙在床上，王佐闻声跳窗而逃，溺死在永新县禾水河中。这就是震惊江西苏区的袁、王被杀事件。袁文才、王佐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非常器重的人物，为何会被自己人杀害呢？以下通过具体分析事件中的这些人物，来探讨事件带给我们的深刻的血的教训。
一、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事件中的历史人物解读
（一）袁文才、王佐。
民自卫军，任总指挥；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率农民自卫军在茅坪坚持斗争。同年7月，会同王佐攻克永新县城，营救出60多位共产党员和众。同时，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和赣西农民自卫军，任自卫军副总指挥。1927年10月，迎接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并接受整编，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2月，袁部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任团长；4月，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编为红4军第11师第32团团长。先后率部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新城、龙源口、黄洋界、坳头陇等战斗。曾被选为湘赣边界工农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4军军委委员。1929年1月，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袁文才任红4军参谋长，随军出征。后擅自返回井冈山，1930年2月23日，于永新县被害。
王佐，江西遂川人。贫苦家庭出生，裁缝，客家人。1923年参加了绿林武装；1925年所部被地方政府收为新遂边陲保卫团，任副团长、团长；1927年，将所部改称农民自卫军，支持遂川农民运动；同年7月，率部攻克永新县城，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旋任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后在宁冈坚持斗争。同年10月，对率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1928年1月，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任红四军第一师第三十二团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红四军军委委员、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7月，任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1929年1月率第三十二团协同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时任第三十二团团长，多次打退敌人重兵进攻；3月，成立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5月，任红八军第六纵队司令；7月，任红五军第五纵队司令，率部在井冈山坚持游击斗争。1930年2月23日，与袁文才一并于永新县被害。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尽管袁文才和王佐早期曾加入“历史的教训绿林队”等“土匪”武装，但他们是贫苦农民出身，尽管身在“绿林队”，但所作所为属杀富济贫，不能与“土匪”相提并论，而且，经过的改造，已是革命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他们成为事件中的被害人，被自己的战友杀害。全国解放后，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历史陈案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追认为革命烈士。
（二）边界特委领导人。
邓乾元，（1904—1934） ，湖南溆浦人。1926年初，在长沙组织“溆浦学友会”，并引导该会学友加入反帝组织“非基督教大同盟”。同年冬赴武昌，入中共两湖党校学习，年底结业后，被派往湖南汉寿县，负责筹建中共汉寿县委，指导农民运动。1927年4月任中共汉寿县委书记。1928年8月参与中共湖南省委制定秋收计划，被指派为醴陵县委书记。同年9
月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后随军上井冈山，任湘赣边前敌委员会秘书长。年底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领导边区军民坚持井冈山斗争，逐步恢复了边界各县的红政权。1932年初，调瑞金中央军事学校任教。1933年，在“”中被“左”倾领导诬为“AB团分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34年长征前夕去世。1945年，党中央在延安为其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朱昌偕（1908—1931），江西永新人。1926年参加革命，任永新县青年工人联合会委员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任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主席，9月，任永新县委书记。1929年被选为边界临时特委书记、永新县委书记。1930年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委会执委。1931年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管西路分委工作，被误指为“AB团主犯”后自杀。朱昌偕从一个裁缝工人走上革命道路开始，直到担任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赣西南特区委常委，最后在梅花山自尽几年的时间里，他革命坚定，斗争性强，为革命作出了一定贡献。最后在“左”的错误路线下，被误指为“AB团主犯”而被迫自杀。王震曾回忆说：“朱昌偕是裁缝工人出身，工作表现好，犯过错误.功大于过，不是AB团子”。人民政府对朱昌偕也作出了公正评价.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龙超清（1905—1931） ，江西宁冈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策动袁文才部在宁冈起义。后任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赣西南特委委员、西路行委书记，参加创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策划杀害王佐、袁文才，最终导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丧失。1930年10月在中被诬告为AB团。1931年底在江西广昌被杀害。建国后被中共江西省委追认为革命烈士。
王怀（1906—1932），江西省永新县人。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回永新开展农民运动。9月任纠察队队长。10月当选为县农会委员会。1927年4月，中共永新临时县委成立，被选为县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在九陇山、宁冈等地坚持革命斗争。1928年2月，任中共永新县委副书记。1929年3月在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上，被选为特委候补常委。年底，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1930年3月，被选为赣西南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同年10月，任江西省行委委员兼西路行委书记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1932年5月在万泰县被错杀。1945年党的“七大”，由亲自提名，为王怀恢复名誉，并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通过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上述边界特委领导人，并不是他们革命不坚定，相反他们是坚定的革命者，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他们错误地杀害了自己人。
（三）事件中的其他人物。
1、中央特派员——潘心元（潘心源、彭清泉）。潘心元（1903—1930年），又名潘心源，化名彭清泉，湖南浏阳人。192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底，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协助夏明翰建立浏阳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26年10月，主持召开中共浏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中共浏阳县委，任书记。1927年2月，组织农民武装，建立浏阳工农义勇队，任党代表。1927年四五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支持等提出的武装工农的主张。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叛变革命，发动“马日事变”。潘心元率领近万名浏阳农军参加围攻长沙的斗争。1928年，任湘东特委副书记，带领游击队支持彭德怀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同年冬，任湖南省委委员、农民部部长。1929年任中央巡视员，1930年2月当选为红四、五、六军总前委常委，曾任红三军代理政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参加了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之战。1930年9月，由周恩来安排，潘心元赴浙南地区巡视党务工作和军事工作，同时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1930年2月，主持并参与了边界特委诛杀袁王行动。1930年12月，因叛徒出卖，在浙江省玉环县被捕，英勇不屈，壮烈牺牲，年仅27岁。
2、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彭德怀（1898—1974），湖南省湘潭县人。彭德怀于19
28年7月22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率部在湘鄂赣边转战数月，建立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后率5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朱德领导的第4军会师。1929年1月为了配合第4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担负留守井冈山、钳制湘赣敌军的艰巨任务。1930年2月，在接到边界特委领导朱昌偕等人的求助后，未经调查核实，派部配合，终酿大错。
二、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原因分析
从目前党史界的研究来看，袁王被杀的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一）客观方面原因就是当时党中央左倾路线的影响。
具体来讲就是中共六大决议中提到“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前加以适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二）主观方面原因，主要是事件中涉及到的上述这些历史人物态度和行为。
首先，土客籍深刻的内部矛盾是主要原因。代表土籍的边界领导人，与代表客籍的被害人袁、王有深厚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边界特委领导人是事件中的主谋。其次，袁王本人也有很大责任。他们个人身上的毛病和错误，这也是导致被错杀的重要因素。再次，中央特派员彭清泉和红五军领导人在事件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彭清泉作为中央特派员派到江西苏区巡视，一个重要任务是按中共六大决议来解决湘赣边界所谓的土匪问题，但他在工作中并没有认真做细致深入的调查，而只是听信边界特委的报告，并以中共六大决议为“尚方宝剑”，主持并参与组织和决定边界特委诛杀袁王的行动。另外，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未经调查核实的情况下，派出部队配合边界特委，终酿大错，后彭德怀同志在其自传中自称在袁王被害事件中犯了“偏听偏信”的错误。
三、历史教训
袁王被杀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丧失，直到全国解放。这深刻的教训教育我们：
（一）必须肃清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
当时党内一些“左”的政策，是造成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主要原因。1928年7月在莫斯
科召开党的“六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对土匪要“杀戮其领袖、争取其众”。“六大”精神传到井冈山之后，永新县委的王怀、宁冈县委的龙超清等人，主张把袁、王杀掉；等人则反对，最终还是统一到等人的意见上来。1929年下半年，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在遂川于田召开会议，议决用军事手段解决袁、王。
（二）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的影响，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是存在于边界、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袁文才、王佐是客籍人的领袖，而地方党组织的一些领导人是土籍人。“土籍的党，客籍的”这句话，划出了两籍争端的鸿沟。率部上山后，采取了组织措施，化解矛盾。1929年下半年，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的矛盾开始恶化。当时在湘赣边界特委工作的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1929年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也认为“……照六大会议的指示解决之。”边界特委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不仅受党内左的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带着强烈的个人恩怨与成见，边界特委1929年5月至8月边界情况的一个报告也说：“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对我们现在处处怀疑，袁有另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
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由此可见，边界地方党早对袁、王二人深恶痛绝，埋下杀机，边界特委对这场历史悲剧应负直接责任。
（三）必须坚持调查研究，防止轻听轻信。
红五军执行特委的错误意见，未作深入调查便草率派兵解决袁、王，对事件的发生也负有一定责任。湘赣边界特委向中央和红五军领导反映袁、王的问题，有些问题并不是实事求是，但由于各种原因，红五军领导只听了片面之词，草率行动，派兵解决袁、王。“……﹙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正如彭德怀自己的《往事回忆》一文中所说的：“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与事实不符，那么我就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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