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提，我们必须认识到，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败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它不可能按部就班地步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在这个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这是一个逆来顺受的阶级，却起义反抗了，可见，他们陷入了多么水深火热的境地，甚至于绝望，可即使是这样，他们也并不想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更无心推翻封建王朝，他们只求一口饱饭，一方安稳。
3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农民阶级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而是落后的小生产者，因此单纯的农民战争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但是，在中国，农民阶级又是一个庞大的队伍，所以，虽然农民阶级不能作为领导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却必然以主力军的身份参与革命，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后发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了成功的验证。
4其次，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如果按照正常的社会发展路线，成为领导阶级的应该是这个阶级，可是，我们前面提到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由于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因而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主义、封建势力存
在矛盾，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这就决定了它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这些决定了它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一定的依赖关系，又有软弱性、妥协性的一面。这些局限性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不能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众进行革命，它所领导的一系列运动都失败了。
5中国新生资产阶级与历史上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有著一些根本的不同。后者是在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强行诞生的，取得统治权之后曾任意驱使本国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使国家成为资本扩张的工具。而中国资产阶级则是由强大的国家政权出于改革的需要一手创造出来的，本质上是国家的一个经济工具，只能依附在中国庞大的官僚系统的羽翼之下。简单说，西方资产阶级崛起时，资本在权力之上；而中国资产阶级崛起时，权力在资本之上。权力在资本之上，或者说资本归根结底还是为权力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国家服务，注定了这个资产阶级只能是一个受控的、功能型的、暂时不具备独立阶级意识的阶级，一个没有政治之头、只有经济之身的资产阶级。
6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资产阶级也不可能作为领导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更不可
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近代的中国，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已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市场已瓜分完毕，搞资本主义必须有的广阔市场以不复存在，中国已不具备走资本主义的条件，走资本主义是没出路的，康梁变法搞资本主义改良，孙中山、蒋介石搞资本主义革命都失败了就是证明。
7最后出场的也是这场历史剧的压轴——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诞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它具有三个突出的优点：一是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因而革命最坚决也最彻底；二是集中程度高，便于宣传和组织斗争；三是与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有利于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从它产生之日起，就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但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力量的弱小而未能担当起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奠定了阶级基础。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引起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开始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正确理论指导下，中国革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得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1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在中国，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无法领导革命取得成功，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和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
12农民阶级铺就的路，是一条重蹈覆辙的路，他摆脱不了封建主义的思想和观念；资产阶级铺就的路，是一条弱不禁风的路，他没有勇气革命到底，没有力量突出重围；无产阶级铺就的路，是一条救国兴国的路，路旁没有鲜花，路面崎岖不平，却倔强的延伸到了希望与幸福的终点。
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历史启示
1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靠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才能完成。从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斗争，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地主阶级改革派、农民、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站在斗争的第
一线。他们代表了当时人民众的愿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表现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使他们的斗争成效甚微，都不能使中国摆脱被凌辱的半殖民地的命运，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不能把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事业引向胜利，历史呼唤新的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
2 ．近代中国各个阶级提出了不同的救国方案，但未能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地主阶级改革派是想在保持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技术，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结果失败了；洪秀全作为农民战争的领袖，提出了具有平均主义性质和带有资本主义彩的救国方案，也很快遭到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运用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结果也行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实践经验，制定了三民主义纲领，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第一次实践，是近代中国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成果，但这个方案在短时间内就破产了。
3 ．中国革命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自战争以来，中国各个革命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总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的。但是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局限，他们
不到也不可能到一种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利用宗教来组织和发动农民起义的。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在革命发动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宗教既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自然也不能正确指导现实斗争。维新派是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为理论指导进行维新变法的，虽然影响很大，结果还是失败了。孙中山借鉴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提出了三民主义，并以此为指导，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但辛亥革命也失败了。可见，在近代中国各个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探索国家出路的斗争中，一切旧的思想武器都败下阵来，都不能救中国。中国革命的发展，要求有崭新的革命理论来指导。
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可说独秀一枝前无古人，但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以失败告终？古今中外的史说、史论歧义纷乘。若将此段史实放到当时当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去观照，可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1，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不仅不是决策大失误，而且是历史大功绩；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失败是历史的安排、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失误所能造成；3，导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三大客观因素是——悬殊的正反力量对比；强烈的政见落差和冥顽的思想障碍；缺乏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关键词：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三大客观因素。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皇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伟大的里程碑。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由于种种原因，革命胜利的果实却被反动军阀所窃夺，孙中山意欲创建民主共和国家制度的革命目标和理想未能实现。有鉴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史称旧民主革命）失败的历史事实，古今中外对中国近代史和孙中山的史说、史论，在关乎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上，必然会涉及对孙中山是非功过的评价。
在浩翰丰富的孙中山史论、史说、史作（指文学、影视艺术创作）各类文章作品中，对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历史要义和伟大功绩，人们总的评价都是一致的；但在涉及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具体史实时，由于人们所持的视角和论旨的不尽相同，却出现了种种歧义。例如，小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说成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大失误和主要原因；大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缺乏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的指导思想、缺乏先进的建
党理论、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认作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等等。笔者以为，若从孤立的视角或者单纯的逻辑去分析，这样的论点和说法都顺理成章，似乎并无不当；但若将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的实践放到当年当时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去观照，这样的论点和说法就失去客观性和准确性了。
一·让位于袁世凯是孙中山的历史大功绩
1911年的武昌起义，实际上是革命党人策动清庭驻汉新军举行的一次武装。武装起义的胜利震惊全国，南方各省军政要员在革命党人影响下纷纷宣告独立，促进了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满清统治岌岌可危。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在各省代表的拥戴下于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建立起全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敲响了统治旧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丧钟，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当此时，腐朽没落的满清皇朝仍在北京苟延残喘，大军阀袁世凯任清朝庭总理大臣要职，手握军政大权，威胁革命政权的生存。时隔不久，就发生了南北对话，在袁世凯公开答应“逼清帝退位”和“绝对赞成共和”的条件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让位于袁世凯，致使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夺。
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
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笔者认为，如果将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请看当时整个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袁世凯身为清庭鹰犬，手握北洋军重兵，背靠帝国主义列强的财政支持，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皆势雄力厚，武昌失守不久，便派兵南下攻占汉阳，在英国领事策划下，与独立各省代表谈判，以“拥袁当政”为条件达成停战协议，然后通电南京，以派兵镇压要挟临时政府；而当时武昌起义的成功，虽为黄兴等革命党人组织策划，却只是对武汉守军的一次策反，南方各省的独立之举更是一时的革命影响所致，并无明确的革命目标，即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也因缺少统一指挥的军事力量，加之财政窘迫和革命阵营混杂的立宪派、旧官僚的内讧捣乱，其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势单力薄，无法与袁世凯相抗衡。在此情势之下，假如孙中山硬着头皮抗袁，在南京一隅坚守临时大总统职位，维持民主共和新政，那也是以卵击石暂延时日，必遭袁军弹压，不仅可能导致革命政权崩溃坍塌、革命阵营土崩瓦解的不良后果，而且可能造成清庭傀儡长
历史的教训存、共和制度消失的可悲结局。正是伟哉孙中山，站在国情大势之高度，从民主革命之大局出发，利用袁世凯伪装“赞成共和”的姿态，以革命者的博大胸怀辞让大总统职位，先迫使袁签下谈判之约，实践逼清帝退位，继之又迫使袁在议会公开接受《临时约法》，不得不在表面上履行共和政制；唯其如此，才用一个“让位于袁”换取彻底推翻封建帝制和共和大潮有进无退的巨大成功，不仅为继续革命保存了革命党的有生力量，而且为民主共和思潮广泛深入民心开辟了道路，这正是孙中山审时度势为民主革命继续发展作出的一大正确决策和历史贡献。其让位之后的历史事实表明，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虽然篡权窃国野心得逞，一朝权势倾国，不仅实施假共和真独裁，甚至明目张胆地策划登基称帝，然而，随着其反革命复辟面目的大暴露，孙中山借机领导了护法运动和二次革命，全国各地讨袁呼声汹涌澎湃，加上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激化，大权独揽的袁世凯也仅仅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便宣布“废除帝制”一命鸣呼了；这便是孙中山“让位于袁”之决策正确和成功的历史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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