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故事文学作品的时代内涵
——以《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为例
 高一语文组    王亚楠
摘  要：历史作为一般的事实，在被带有价值取向的精神介入和解读后，会变得扑朔迷离，但是这种扑朔迷离并不是残害历史，而是把尘封的史实活化为生动的现实图景。这样，历史事件就转化为了文学题材，历史人物就演化成了文学形象。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故事是古代文学作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编著最多的原型故事之一，他们的故事以永不衰竭的生命力，成为唐以后历代文人骚客咏叹不已的主题。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自从产生之日起便成为后代文人骚客不断加以敷衍的文学题材。在中国文学史上，帝王本身就是威严而神秘的象征，帝王的爱情故事更是很少成为文人描写的对象，但是唐玄宗李隆基和其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却是一个特例,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传统的专门研究题材。本文力图以《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为例，探求历代文人何以对他们的故事进行不断的加工，润和再创造，这其中反映的社会时代内涵。
关键词：  《长恨歌》  《梧桐雨》  《长生殿》  社会时代内涵
 绪论
历史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作为一般的事实，在被带有价值取向的精神介入和解读后，会变得扑朔迷离，但是这种扑朔迷离并不是残害历史，而是把尘封的史实活化为生动的现实图景。这样，历史事件就转化为了文学题材，历史人物就演化成了文学形象。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故事是古代文学作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编著最多的原型故事之一，他们的故事以永不衰竭的生命力，成为唐以后历代文人骚客咏叹不已的主题。
唐玄宗李隆基，又称唐明皇，是唐朝历史上一个颇受争议的帝王。他因“开元盛世”而备受史家赞颂，又因“安史之乱”而遍受史家的讽刺。杨玉环是杨玄琰的女儿，开元二十二年（734）被册封为玄宗之子寿王李瑁为妃，后被玄宗看中，先度为女道士，后纳入宫中，天宝四载（745）正式册封为贵妃。唐玄宗对贵妃专宠十年，“情之所钟，乃帝王家罕有”。[1]天宝十四年（741），安禄山起兵叛乱，唐明皇避乱幸蜀。天宝十五年至马嵬驿，“兵士围驿四方，及诛杨国忠、魏方进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2]。这就是李杨故事的基本原型。从唐至清，从杜甫的《丽人行》到洪昇的《长生殿》，不断被历代文人所演绎。文人们何以对“李杨故事”不
断进行敷衍？本文将以《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为例来阐释李杨故事所体现的社会时代性。
一李杨爱情在《长恨歌》中所体现的文人情怀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冬，白居易与陈鸿，王质夫结伴到盩厔（今周至县）仙游寺游赏，论及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杨玉环的故事，不免为半个世纪前的这段悲欢怨曲感叹唏嘘。经王质夫提议，白居易作《长恨歌》，陈鸿以文配诗作《长恨歌传》。
白居易的《长恨歌》首先讲述了唐玄宗宠幸杨贵妃，沉溺于声歌舞之中；接着写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被迫缢死贵妃，导致李杨爱情的毁灭；随之讲述玄宗回京后对贵妃的无穷思念；最后通过幻境，从杨太真的角度写李杨的密誓和意愿，尽情抒发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情怀。对这首《长恨歌》主题的探讨，历来莫衷一是。主要有“讽喻说”、“爱情说”和“讽喻爱情双重主题说”，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长恨歌》主题的见仁见智，恰恰是其艺术生命力的魅力之所在。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杨贵妃取自寿邸的史事只字未提，对杨贵妃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也讳而不现，而是以“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3]代之。这种超越史实的虚构写法，固然不排除白居易本人的“为尊者讳”，因为白居易在写《长恨歌》前八个月，刚刚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试，关于唐玄宗，他在试策中是这样写的：“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当二宗之时，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远无不服，近无不和”，“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此矣”，“洎自天宝以降，政教寝微，寇即荐兴，兵亦继起，兵以遏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年。”[4]可见白居易对唐玄宗极为推崇，把他和唐太宗并列，比之历史上周朝成康、汉朝文景之治。对天宝以后的荒淫失政，只是略有批评。即使这样的中正态度，制试的结果仍以“言直，入四等”，只授了周至县尉。这件事使白居易在论及朝廷事时，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写《长恨歌》时，不论是出于封建士子忠君的要求，还是出于艰难应试九年始为县尉的谨慎，白居易都不得不对唐玄宗和杨贵妃采取“为尊者讳”的态度。不过，从另一方面看，白居易这样写也是一种从文学表达的角度的考虑。如果直言李杨结合的真实内幕，即使再大幅度地渲染他们之间的至深爱情，也不免会让人怀疑他们之间感情的真实性。所以隐去秽事不谈，也就使得诗歌后半部分描写二人之间生死不移的爱情显得更顺理成章，也符合“一篇长恨有风情”的论断。
论及《长恨歌》所表现的爱情主题，亦需提到白居易在写《长恨歌》之前刚刚结束的一段热烈深沉而又没有成为婚姻的爱情。据考证，他与一个叫湘灵的姑娘有长达八年的恋情，这段情缘为他提供了真实的爱情伤痛体验，并由此形成了深刻的爱情理念和强烈的爱情追求。诗歌虽然是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为题材，相当多的部分却是借此寄托自己对已逝爱情的追忆，抒发自己对理想爱情的追求，是作者“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兴于咏叹”。[4]正如何其芳先生对《长恨歌》的评论：他们的故事“在某些方面”和“普通男女的不幸爱情故事具有相同之点。”[5]是《长恨歌》的成功和魅力所在，更是《长恨歌》为人们所喜爱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临邛道士鸿都客为玄宗上天入地寻觅杨妃，而杨妃竟在缥缈迷离的仙境出现的情景，从中可以看出，在唐代，儒、释、道思想兼容并包的状况。《长恨歌》显然受到了佛教变文乃至道教仙化故事的影响。
此外，陈允吉先生在《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一文中说：“杨玉环的死被普遍地看作象征着一个值得怀恋的时代已经过去，从这里再不断地激发起人们怀旧和伤逝的情绪。”的确，杨玉环作为盛唐美的典型，她活着时“千官起居环佩合，万国会同车马奔”
李隆基和杨玉环
（白居易《江南逢天宝叟》）；她死后“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杜甫《阁夜》）。她的生和她的死几乎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分界线。安史之乱之前，唐代社会极为稳定，百姓极为富足，思想较为开放，唐帝国处在一种上升的趋势之中，就这一时期的文士状况而言，来自朝廷、社会的压力不大，乐观、自信、张扬。安史之乱虽然最终被平息，但唐帝国的国力已大不如前，号称中国封建社会繁荣之巅的开元盛世，随着惊天动地的渔阳鼙鼓之声响入京师而成为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与初盛唐时期文士乐观自信积极进取相比，中唐以后的文士更多的是对大唐盛世的深切眷恋和无尽的思念，十分典型地反映出文人的一种怀旧情怀。
二李杨爱情在《梧桐雨》中所体现的时代内涵
《梧桐雨》又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是元代剧作家白朴所作的杂剧。白朴“幼经丧乱，仓皇失母”，[6]心灵饱受创伤。长大后曾漂流于大江南北，饱览了社会凋残、山河破碎，心情沉重。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感到无法应对，执意不参与政治，“放浪形骸，斯于适意”。或流连于青山绿水之间，或在风月场中与勾栏歌妓往还。南宋灭亡后，白朴长期在南方居住，经常和耆老聚饮，题咏前朝名物，借以流露沧桑之感和失落之哀。
白朴在《梧桐雨》中对“李杨故事”的敷衍具有显著的特点，首先是毫不隐讳地加入了两个细节：其一，杨玉环本为寿王妃，李隆基娶杨玉环是父纳子妃。剧本的第一折这样写道：“开元二十二年，蒙恩选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乃主上圣节，妾身朝赏圣上见妾貌类嫦娥，令高力士传旨度为女道士，住内太真宫，赐号太真。天宝四年，册封为贵妃，半后服用，宠幸殊甚。”[6]其二，安禄山和杨贵妃的私情被披露。如安禄山在离开朝廷赴渔阳节度使时说：“别的都罢，只是我与贵妃有些私事，一旦远离，怎生放得下心？”[6]在七夕乞巧之夜，杨贵妃心中想念安禄山，剧中这样写道：“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6]在第二折中安禄山自陈叛变的动机：“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6]其次，结局没有以虚幻的方式安排帝妃二人相见，而是极力渲染唐明皇失去爱妃的痛楚，写成了一出“纯粹的悲剧”。
《梧桐雨》是一出末本戏，没有展开对杨玉环的细致刻画。楔子交待开元盛世，明皇得杨妃，张九龄押兵败的安禄山交明皇处置，却被明皇赐予贵妃做义子，同时点出安禄山与杨贵妃之间有“私事”，为全剧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第一折写李隆基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乞巧排宴，恩恩爱爱，情意绵绵，“靠着这招新凤，舞青鸾，金井梧桐树映，虽无人窃听，也索悄声儿海誓山盟”，[6]相约生生世世，永为夫妇；第二折写李杨的享乐和安禄山的叛乱；第三折
是故事的转折点，安禄山倡乱，李隆基仓皇逃走，到马嵬坡六军不发，李隆基在“不能自保”的情况下，忍痛让杨玉环自缢；第四折写李隆基退位后到西宫养老，他满怀愁绪，思念死去的杨玉环，怀念过去的月夕花朝。在落叶满阶和虫絮聒的气氛中，李隆基做了一个朦朦胧胧的梦，梦中杨玉环请他到长生殿排宴，不料才说上一两句话梦就被惊醒了，梦醒后“窗儿外梧桐上雨潇潇”，“一点点满人心碎。”[6]
白朴为什么会这样来结构全剧呢？这首先与时代环境有关。作者生活在金元之际，历经丧乱，国破家亡的灾难在他的心里投下了浓厚的阴影。从总结兴亡教训的目的出发，他对唐明皇的荒淫误国以“纯粹的悲剧”的形式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对杨贵妃的秽事也毫不讳言。从安史之乱的责任人着笔，写出了李杨堪称历史罪人的一面，毫不留情地揭露其爱情的虚假实质。但是，作者又有感于自己亡国失母的身世，在作品中抒发了一种沧桑之感，流露出对李杨难以抑制的同情。如在第三折中生死诀别一场写杨玉环求生之切：“陛下，怎生救妾身一救？”[14]在哀告无望时则无限哀怨：“陛下，好下的也”[6]。从中可见作者的同情，以及对杨玉环的这种自然人性的祈求的认可。
另外，蒙古族入主中原，游牧民族入关前程度较浅，对思想的控制也相对较松，这也造
成元代文人对正统伦理道德精神的不自主的背离。杂剧这种形式的产生渊源是民间，这又使得其在创作时需要适应市民审美需求。所以剧中描写了李隆基夺儿媳，以及杨玉环与安禄山私情秽事的传说，对一代帝王失却了传统的敬畏和尊崇。在整部戏中，李隆基一直表现出对男女之爱的热烈、执着追求。从因为“一个太妃倾国倾城”而致“朝纲倦整”；从长生殿钗盒寄情，七夕盟誓到“兵权在手，主弱臣强”，“大军心变，寡人不能自保”的叹息；以及被逼赐死杨玉环之后“凄惶泪洒”的痛伤。一代帝王的神圣尊严完全丧失，舞台上出现的是一个为情所迷、昏愦软弱、可怜可叹的俗世男子形象。李隆基有值得同情之处，但并不单在于第四折的滴血伤痛的倾诉，而更多在于他的经历更像凡世家庭的不幸——妻子不忠，丈夫不辨，昏昏愦愦中又遭家破人亡的变故等。特别是剧中通过李隆基之口来谴责满朝文武的怯弱无能：“文武两班，空列些乌靴象筒，金紫罗斓，内中没个英雄汉”，[6]以及对杨玉环罪非其当的辩解：“他又无罪过颇贤达，须不似周褒姒举火取笑，纣妲己敲胫觑人。”[6]我们看到，这其中包含有元代历史特点所造成的元剧作家对汉族政权覆亡的深深痛惜和爱而不能的怨愤，《梧桐雨》的强烈时代特点和独特的审美倾向也正是在这些地方凸现出来。作者对杨玉环不避其秽行污事，但也不像正统的卫道者那样，因为这一点就彻底否定这个人物，把国家之亡的罪过全部加在杨玉环的身上，就像李杨的爱情在《梧桐雨》里并不纯洁但依然深挚动人一样，这与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审美心理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