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箭穿心》：悲伤城市和悲剧人物
作者：苏也
来源：《文学教育》 2014年第19期
苏 也
这些年，在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浮华背后也出现了一批关注市井生活、底层人物，带有强烈地域特的电影作品，如《钢的琴》、《浮城谜事》、《桃》等等，它们都选择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讲述一些生活琐碎里的五味杂陈，用一些极其生活化的语言描述一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他们既是自己生命里的悲喜剧主角，也是那方水土、那个时代的具象缩影。
从这个角度来看，改编自武汉著名女作家方方同名小说的电影《万箭穿心》，应该是在展现地域特和人物关系上做得极为出的了。这点尤其表现在电影的武汉方言版本里。虽然男女主角的武汉话还稍显蹩脚，但一个个熟悉的地名、一个个标志性的场景、一个个饱含时代印记的画面都生动地描画了一个上世纪
爱情悲剧九十年代的武汉。灰蒙蒙的江面，壮丽的长江大桥，细雨中的武汉轮渡，热气腾腾的热干面，人来人往的汉正街，人们脖颈上的汗珠，这些画面都是武汉这座城市的独特视觉符号。
一.城市的记忆
电影中有几个镜头，看似无关紧要，但在故事的发展中却充满了浓浓的武汉味道。在火车道口，骑着自行车上班的人们都望着同一个方向。他们都穿着差不多的衣服，工人们穿着蓝布工作服，领导干部穿着劣质的白衬衣，他们等待着火车驶过，一只脚站在地上，一只手提着白塑料袋。那里面装着他们的早饭，也许是面窝，也许是煎饺，也或许是烧麦。武汉的早点文化很是丰富。火车过去，闸口开放，工人们纷纷将自己的早饭放进车前的小筐里，一只脚划上自行车，齐刷刷驶进工厂的大门。他们纷纷打招呼，再快速地分开。武汉工人们的普通一天就这样开始了。这样的细节在许多电影里都有出现，它们的存在与剧情的推动并无直接关系，但它们的出现却让这样的镜头复原了那个九十年代的时间和环境，一种现实感被极其自然地呈现了出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武汉这座城市，伴随着其自身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用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厂、武汉船舶制造厂等名字收获了历史性的荣耀。曾被称作“东方芝加哥”的大武汉有着自己的荣辱记忆，那个曾和“大上海”并肩的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重工业的衰退，城市化进程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人们对于武汉这座城市的感情是复杂的，老武汉人有着不能改变的优越和骄傲，但面对时代变
迁、国家改革，他们又深知自己的落后和不足。人们每天骂骂咧咧地生活，诅咒着这该死的夏天，拥挤的人潮，生活的不如意，但依然奋力地闯荡，用力地过活，卯足劲地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所以，你说武汉人是愚蠢的乐观也好，是偏执的自信也罢，工人的韧劲和闯荡码头的江湖气充满了武汉人的精神。就像是电影里点出“万箭穿心”的镜头一样，女主角在经历家庭变故之后，依然倔强地不“信命”，不“信邪”。你说我的房子风水不好，是“万箭穿心”，在我这里偏要把它变成“万丈光芒”！在缓缓驶向江那边的轮渡上，这个武汉女人眺望着江水，凌烈的风夹杂着些细雨吹打在她的脸上。对面江滩上的景既不绚丽也不浪漫，就是生活的真实彩，日复一日，经历时间的打磨。武汉的景和武汉人的脾气融为了一体。而在一个远景中，船身上几个巨大的“轮渡欢迎你”不痛不痒地立在那里，没有浓烈的商业气息，也没有都市繁华的模样。船上的人们展现着武汉百姓生活的像，有年轻的情侣，有退休的老人，有下班回家的工人，大家都在这里吹着江风，看着滚滚东去的江水，谈论着各种不同的话题，但都是浓烈的武汉腔调，生活的模样就是如此。女主角也是无数个武汉人中的一个，才经历过家庭变故的她，克制着内心的激动，脸看上去依然平静，就像是不动声的长江水。的确，在人中，她是自己家庭悲剧的主角，但也是无数个武汉女人中的一个，千万家庭都有着千万种的不如意，她就好比是这长江里的一滴水，味道或许有所不同，但都逃不脱奔流向东的命运。她或许在那一时刻自己也想通了，看明白了，所以决定承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用一种固执的武汉精神去和命运“斗狠”。
这样的镜头设计和场景安排使得《万箭穿心》这部影片在气质上还原了武汉这座城市，而这种城市精
神影响下的武汉人情则是故事剧情推进的重要因素。一个女人的爱情家庭悲剧被最终归结于其自身的性格和选择，而这种与生俱来的脾气和品格又不能与生她养她的城市分开。人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一种相辅相成、互相慰借的关系。观众看着李宝莉的生活悲剧，一边恨着她的泼辣不讲理，一边爱着她的坚韧和担当；面对这座灰蒙蒙的江城，人们一边埋怨着她的衰落和蛮横，一边又在向往着那份真诚直率和自由。这种对于人物命运和环境气质的讨论既反映了原著中对于身份和地点的关系思考，也在电影语言中体现了创作者的生活态度。
无论是视觉景象还是人物语言，《万箭穿心》都展现了导演的“新写实主义”精神。纵观导演王竞的所有作品，关注社会现实和民生状况是他个人的一贯主题。从个人或家庭这种微观视角出发，探讨更广意义的生命存在是他反思现世、批判现实的一贯作风。而与其早期作品相比，如《一年到头》中展现的春运大潮、《无形杀》中的网络暴力以及《我是植物人》中的医疗黑幕等社会热点话题，《万箭穿心》显得更加没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一个关于“家庭”和“自我”的辩证思考和社会心理环境下的反思被平实的语言、残酷的现实展现了出来。在这个万箭穿心般的家庭悲剧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凡女人的大半生，一个女人作为妻子、母亲的身份在家庭、社会中的形象，一个女人自身的沧海桑田和周遭的人情世故。这种由性别、身份、文化引发的家庭悲剧发生在生活里的每时每刻，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大变革组成了一个民族形象的命运。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普通人组成的小家庭里，产生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和不安，这个叫做李宝莉的女人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就是我们自己。
二.女性的选择
无论是电影艺术还是文学作品，中国文化血液里总是不乏出现坚强的女性形象。我们对于“母亲”的赞誉和崇拜很容易延伸到我们对于一整个民族使命和民族未来的积极歌颂中。生活的环境越是艰苦，伟大的女性越能闪耀光辉。在这种民族心理中，一个女性在家庭中、社会上展现出的刚毅和不拔是顺应人们的情感需要的；然而，女性在悲剧环境中的坚强奋斗固然可贵，但这种个人家庭的悲剧，甚至是时代背景的残酷是否也和女性个体的选择相关呢？我们在看到坚强女性形象的光环同时，是否应该反思女性的心理和选择？悲剧到底为何而成？
在这个问题上，《万箭穿心》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在讲述李宝莉的个人悲剧、家庭不幸的同时，在刻画大时代背景的影响之下，这个故事还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女人的选择，反思了一个女性角在家庭构成中的作用和意义。
电影一开始，李宝莉便伴随着粗鲁的骂声出场。她能干、精明、泼辣，但嘴上不给人情面，内心是一副小市民作派。她面容姣好，但毫无气质可言；她有着生活的热情，但也充满了恶狠狠的江湖气。与她截然相反的是其老公马学武的形象，他是一家国企的小干部，平时为人谦和，在老婆面前唯命是从。电影伴随着李宝莉一家搬新家开始，热热闹闹，鸡飞狗跳。李宝莉一面咧骂着搬家工人的坐地涨价，马学武一边偷偷地给工人送烟赔不是，最后被老婆逮了个正着，又被狠狠骂了一通。看得出来，这样的日子
不是一两天了，马学武每天都在忍耐，而他们的儿子小宝也每天看着妈妈“欺负”着爸爸，心生恐惧。最终，马学武决定和李宝莉离婚，其后出轨被李宝莉发现。愤怒中的李宝莉打电话报警举报了正在与人通奸的丈夫。马学武在重重打击之下，决定跳江自杀，在遗书中依然对李宝莉充满怨恨，对自己的妻子一句话都没留下。丧夫之后的李宝莉化悲痛为力量，独自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为了供养儿子和婆婆，她辞去了原本在汉正街卖袜子的清闲工作，毅然决然地扛起扁担，做起了这个只有男人才做的粗活累活。就这样，李宝莉早出晚归，十年如一日，终于供儿子成人，顺利完成了高考。本以为可以过上日子的李宝莉没想到这才是她悲剧生涯的开始，成人后的儿子小宝基于多年对父亲跳江的耿耿于怀，对母亲关怀的不理解，居然做出了断绝母子关系、赶李宝莉出门的决定。这一系列的家庭变故和默默付出的付诸东流让李宝莉感到万箭穿心，心灰意冷。最终，情感上备受折磨的李宝莉选择退出，使用了那根十几年历史的扁担扛起了自己的简单行李，离开了这个让她“万箭穿心”的家，开始了自己未知的生活。
李宝莉是这个故事的绝对主角，她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左右了整个故事的最终走向。作为一个打拼在社会最底层，用尽所有心血来维持一个家庭的女人来说，她是伟大的；而作为一个体贴懂事的妻子，称职而有榜样作用的母亲来说，她又是不合格的。所以，最终李宝莉遭到丈夫的背离和儿子的唾弃这样的人生悲剧，都是自身性格和行为所决定的。即使在情感上，观众面对儿子对母亲的对立和决裂感到无法接受，但在理性层面，这份虐心的结局却又是那么地可以理解。所以说，相较于其他一味地、盲目地拔高女性形象，歌颂无上道德情操的女性电影来说，《万箭穿心》真实残酷得可怕，因为它戳中了社会的痛
楚：再大的家庭悲剧归结起来都是个人行为的自作自受。在这样的反思态度之下，《万箭穿心》显得十分世俗，但更具人情味，也更加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对于李宝莉这个人物的塑造，观众和影评人都用最热烈的语言赞誉了这个形象的表演者颜丙燕。形容她为“全身心地投入”完成了一次“殿堂级”的、“伟大”的表演。李宝莉的形象不仅展现在颜丙燕的语言和肢体上，更多地来自于她的呼吸、背影、眼神，甚至是沉默之时。她走路时的风风火火、旁若无人，她嗑瓜子时的不屑一顾、骄傲从容，她挑扁担时的重心倾斜、腰背弯曲，这一系列的细节体现展示了生活在一个女人身上留下的沧桑痕迹。当“十年以后”的字幕闪过后，观众还没有看到李宝莉的脸，却看到了她挑着扁担的背影，那份心酸和苍老就已经印入眼帘、催人泪下了。那个背影意味着十年的艰难岁月在一个女人年华里的作用和意义。
这个积极且性格泼辣的女人，在生活里强势、倔强、刀子嘴豆腐心。李宝莉的身上展现出了某个特定时代的女性特质：她们出生于60年代或70年代初期，在少女时期遇上了，而在成年之后又赶上改革开放，在青年时代遭遇了下岗大潮和经济变革的冲击。她们很务实，以家庭为重，为小康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打拼。她们的身上打烙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善良、勤劳、朴素，又具备了新时代女性的一些特征：精明、独立、执着。而丈夫马学武则是上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形象，他应该是第一批通过自己的努力，读书成材，从农村进驻城市的人们。作为一个个标准的凤凰男，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前途，成为了许多都市女孩的理想选择对象。在这种时代的背景之下，不同阶级出身
的两类人组成了我们如今城市家庭中的大部分构成模式。
这种带着性别差别和身份差距的家庭组合是造就李宝莉性格缺陷和家庭悲剧的重要因素。在李宝莉对闺蜜小景的真心话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她对于自己正宗武汉人的身份骄傲，对于马学武农村人出身的不屑一顾。这种心理上的城乡差别和阶级歧视成为了她无理自信的资本，也正是由于弥补身份差异而产生的文化差异使得李宝莉的知识和教养都远落后于丈夫，这才最终导致了夫妻的分离。至始至终，武汉女人李宝莉都不能理解丈夫为什么要去自杀，就像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离婚一样。她对生活的态度直接且目标明确，积极而莽撞。她是生活中的强者，也是家庭中的霸王，对家人的态度既简单又粗暴。她爱丈夫，但并不了解他；她爱孩子，却不懂得与他沟通。在家庭关系中，丈夫无疑是弱的一方。他有主见，但无法主导生活的方向；他有担当，却受制于妻子的蛮横。或许他试过与妻子沟通，却屡屡受挫而变得无力，只好选择沉默。作为一个知识份子，他本能地渴望温柔的女性，也更渴望能够和理解并欣赏他的女人在一起。而在妻子面前，作为一个农村人，他很难得到一个男人、一个丈夫的尊严。这种心理的需求和不平等并不少见，这几乎是上世纪的中国社会所存在的最为普遍的家庭问题。随着物质生活的好转和丰盛，人们的情感世界却发生着剧变。人们不再满足安稳的生活，转而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夫妻之间的矛盾往往都是沟通上的问题，没有对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为基础，生活质量一旦好转，情感世界便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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