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元末明初小说《剪灯新话》与越南改写本《传奇漫录》存在相同的“现实爱情”母题，表现这一母题的作品在主题、情节、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在排除中国对越南“单项影响观念”的因素外，还源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的一致性”。文章旨在透过分析比较两部作品的“现实爱情”母题，着重探讨“相同母题，不同底蕴”的特点及差异。
[关键词]中越；传奇小说；现实爱情母题；比较研究
一、引言
在世界文学史或地域文学史中，有不少文学作品都是在传到其他国家后才得到人们更广泛的重视。元末明初的中国文人瞿佑的代表作《剪灯新话》，是一部具有跨国界影响力的古典小说集。此书出版不到一百年，便开始风靡于汉文化圈的日本、朝鲜和越南。《剪灯新话》传到越南，对阮屿的《传奇漫录》的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越南第一部传奇类汉文小说。学界普遍认为《传奇漫录》是中国作家瞿佑《剪灯新话》之仿作，重点关注其在语体形式及思维创作上受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即以“单向影响观念”为主，但这种影响不能掩盖两国文学独自发展的事实。
中越传奇小说创作者有着相似的生活体验和人生经历，他们在面对生死、离别、爱情等人生问题时，会表现出共通的情感反应。于是，产生相同的文学母题研究。母题属于主题学研究，是指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生死、离别、爱情、时间、空间等。“爱情”是文学最重要的母题之一。
中国《剪灯新话》与越南《传奇漫录》两部传奇小说中以爱情为母题的作品很多，尤其体现在对现实爱情母题作品的描写和比较。根据男女主人公相遇的方式将爱情类作品分为以下三种类型（见表1）：第一，现实类，指现实中描写男女主人公相遇后相爱的作品。第二，从现实到非现实类，即现实中男女主人公相遇后相爱，其中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都因某种原因死去，最后变成幽灵，他们的爱情故事就延续到非现实生活的“世界”。第三，非現实类，即现实中的男子与非现实的女鬼（幽灵、神仙、动物的转世等）的相遇和离别，或者女鬼向活着的男子复仇，男子死去后最终男女幽灵一同出现在非现实世界。
《剪灯新话》和《传奇漫录》四卷，20个故事另附两篇附录中，爱情类故事均为9篇，占45%，其中，现实类爱情作品占爱情类作品的33%。
二、“现实爱情”母题
（一）主人公身份设定
《剪灯新话》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份设定，主要强调权利和风度，女主人公要求设定为才貌兼备的商人或富家之女，以此反映元末明初江南都市经济和人们的生活面貌，如《联芳楼记》中的粮商之女和《渭塘奇遇记》中的酒肆之女。男、女主人公为18-22岁已到婚期的青春男女，这符合他们积极向往浪漫和对自由恋爱的渴望与追求。在《渭塘奇遇记》中未注明女主人公的名字，其他作品的男女主人公都以中国式名字命名。《联芳楼记》中一男子同时与两个女子相爱，意在反映当时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并抨击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
《传奇漫录》中男、女主人公身份都有详细描述。《快州义妇传》和《南昌女子录》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差距大、反差明显。男主人公虽然人物出众却是奢侈的富家子弟或疑心重的豪门家族，而女主人公是才兼备、心地善良却出身穷苦的普通女子。差距明显的男、女身份是女主人公在争取婚姻爱情生活中表现被动、消极的根本原因。进而反映受儒教“三纲五常”封建礼教束缚下女子的悲惨命运，故事中的两个女子成为传奇类故事中封建社会中的理想女性。《翠绡传》中歌姬出身的女主人公翠绡在现实爱情中始终勇敢积极与命运做斗争，最终成为传奇类故事中幸福女性的代表。
（二）相遇情节设置
根据传奇小说的特性，爱情母题中男女主人公的相遇通常设定为男女问偶然地奇遇，或因小家庭互相往来的关系，或者经媒人的介绍等方式。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剪灯新话》中现实类男、女主人公的相遇设定在以前就有来往的关系，这对刻画整体作品的现实性起到重要作用，意味着主人公在争取爱情方面比较自由。《传奇漫录》中男、女主人公的情感交流点在于男、女青年的婚姻需要外界的因素如媒人来促成。这样使得现实性将微逊于《剪灯新话》，这与国籍不同的作者对爱情欲求旺盛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和结合方式的观点不同。即瞿佑对年轻男女之间的自由爱情表示默认态度，可阮屿因为受自身阶级立场的影响而对此却表现出否定的态度。
（三）相同母题，不同结局
故事的结尾通常反映作者自身对时代或世界的态度，以及向读者传达信息的核心内容。现实爱情母题作品中蕴含悲剧和喜剧彩，比非现实爱情母题的悲剧彩更具说服力和说教性。
从表3中我们看出：《剪灯新话》中以喜剧结尾的两个作品：一个男子与两妹相爱，或通过梦的空间主旋律展开的两篇故事是出于作者单纯为了给读者带来快乐而创作的作品。而以悲剧结尾的《秋香亭记》实际上是瞿佑的自传体小说。瞿佑将与初恋没有结成姻缘的遗憾表现为《秋香亭记》这一作品。《剪灯新话》中的悲剧主因归结为战乱。战乱破坏青年男女的爱情，作者通过作品来表达战乱时期自己的委屈和对社会的愤怒之情。
阮屿直接将战乱融入小说中，凸显屡遭战乱带给人民的痛苦与不幸。在《快州义妇传》中，有一段徐蕊卿的亡魂叮嘱仲逵的话颇能体现越南民族坚强不屈的性格和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妾常奉侍左右，窃听诸仙语，谓胡朝讫篆，丙戌岁兵戈大起，杀伤攻刺，二十余万，掳掠者不在，自非迈于种德，只恐玉石俱焚。时有真人姓黎，从西南方出，勉教二子坚于追随，妾虽死不朽矣。”
《翠绡传》对翠绡的塑造更能突出本土特。女性对爱情的追求更主动和勇敢。作者向越南女性传达：只要抱着希望勇敢面对生活，不顾身份如何，最终都可以到幸福，给当时的越南女性带来一线希望。
三、结语
“爱情”母题是人类的基本行为，是一种精神现象，它源于人的一致性。因此，在异质文化的民族、国家的文学作品里，会出现相同的“爱情”母题。本文重点将中国《剪灯新话》及仿制改编作品越南的《传奇漫录》中现实爱情母题进行比较。从故事展开的特点、人物、男女的情感交流、故事结局等方面展开比较分析。
以现实爱情为母题的两部作品均呈现出诸多共同点：受男权社会、封建礼教、屡遭战争和地理气候条件的背景原因。塑造两类不同主人公：一是个性张扬、反对封建礼教、向往并大胆追求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二是忠贞守节、善良的符合中越古代传统儒教思想的理想男、女主人公，形成悲喜并存的结局。
爱情悲剧在对两部作品的深层意义与价值的解读中，我们领悟并为之震撼的是“人类的本性是不甘于向命运低头的”。即使为之承受风险、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美好的爱情，没有束缚的生命自由，将永远是人类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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