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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13期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09）-13-0000-02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其璀璨成就不仅在于小说文本所具有的极高思想性和艺术性，更在于小说的精神内涵所折射出的洞穿时空、经久不衰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根源就是小说的悲剧意识。这部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通过爱情的悲剧来表现一个家族的悲剧，从一个家族的悲剧来展现一个时代的悲剧，又从一个时代的悲剧来揭示人生永恒的悲剧，拓展出一个多重层叠、相互融合的悲剧世界。我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主要表现为四个层面。
一、“叹乌衣非王谢”的家族衰败的悲剧
《红楼梦》悲剧意识的第一层面就是通过贾宝玉和他所在的贾府，以及贾府内外的政治、经济、人际关系，展现了一个家族衰败的悲剧，并围绕这个贵族家庭的兴衰史，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具体、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情世态，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部封建末世的“记录史”。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重大事件来写贾府之盛，以日常琐细来写贾府之衰。表现贾府之盛，主要是通过秦可卿的丧事与元妃省亲两件大事。而表现贾府之衰败，则是见诸于日常生活细节，贾府上下，拚命奢靡，尽情享乐，以至人不付出，手头拮据，最后“树倒猢狲散” 。除了表现物质生活的每况愈下，更为深刻的是小说还揭示了贾府上下在精神生活上的荒淫靡烂、腐化堕落，以及与贾府相连的官府的黑暗污浊和社会上的“水旱不收，鼠盗蜂起”（第一回）。贾府这个座落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堪称大清帝国“乾隆盛世”的缩影，经历几代的繁华，最终一窥千里，曹雪芹通过这种大起大落的对比手法，展现了繁华与萧索共生的悲哀，盛况愈令人惊叹，衰状愈使人哀矜。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红楼梦》用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揭示了这个道理。荣损与俱，
四大家族的最后败落的命运，除了统治者上层争斗的原因外，都有自毁河山、后继无人的问题。曹雪芹是带着某种惋惜甚至痛苦的情绪来描绘四大家族的命运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贵族阶级乃至整个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本质规律。可以说，《红楼梦》既是一曲哀悼旧制度灭亡的挽歌，又是一封对旧贵族之家的严厉的判决书，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蕴。
二、“心事终虚化”的情感夭折的悲剧
《红楼梦》悲剧意识的第二层面是表现了真挚的感情如何被毁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全书的中心线索。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就借空空道人之口说：此书“大旨不过谈情”。脂砚斋曾指出此书是“让天下人共来哭这个‘情’字”，曹雪芹通过悲戚的爱情故事，展现了美好的情感如何被封建社会压制、扼杀的悲剧。这一悲剧意识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反封建性和软弱性共存的爱情观
首先，曹雪芹提出了新颖的爱情观。小说通过贾宝玉对“德、言、工、容”俱全的薛宝钗和从不劝他立身扬名的林黛玉这两个爱情对象的选择上，展开两种思想、两条生活道路的冲突。曹雪芹一方面继承了前代的反封建传统，另一方面又突破了过去爱情描写上的一见钟情、郎才女貌的熟套子，提出一个新的恋爱观，那就是爱情必须建立在反封建主义为内容的，性格相投，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其次，曹雪芹描写了爱情的复杂性，即宝黛爱情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贾宝玉和林黛玉在思想上渴望自由恋爱，能达成现实的婚姻，但在行动上无法突破封建礼教的限制。
第二，封建礼教对美好爱情的摧残
小说在展示爱情的纯洁美好的同时，也表现了两情相知的艰难。首先，《红楼梦》打破了“郎才女貌，夫荣妻贵”的大团圆俗套，描写了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由于宝黛爱情的相互选择，不仅只是情感的投合，更是人生志趣和人格价值的相互确认，这种对宗法制度的厌弃，使他们的感情离封建文化的规范越来越远，甚至成为叛逆，在封建礼法下，他们的爱情只能浸泡在泪水中，难以逃脱被扼杀的命运。
第三，宝黛爱情之外的悲情女子
宝黛爱情悲剧是《红楼梦》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围绕着“木石前盟”这条主线，曹雪芹也写了其他女子的爱情观作为衬托，并连接了众多女子的不幸遭遇等其它线索，把爱情描写引向广阔的生活，这样就使爱情描写具有了更丰富的情感内容。大观园这方土，养育了形形不同爱情观的众多女子，但她们，终逃不了时代的羁绊，只留下淡淡的脂粉香，这样的结局怎么不叫人为之悲叹。
三、“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人生苦痛的悲剧
《红楼梦》悲剧意识的第三层面是表现了人生理想的破灭，这是具有哲学层面的悲剧意识。曹雪芹融入了自身的人生经历和对生命的体验，用贾宝玉这一着力最多、寄托最深且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体现对悲剧命运的沉思，表现了一种强烈的精神苦痛。这一悲剧意识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对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否定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史，可以说是男性操纵的霸权史，男性不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体姿态成为社会权力金字塔机制的顶层，还由此成为主流文化话语的占有者。贾宝玉是贾府里荣国府的嫡派子孙，作为贾府振兴的希望之所系，他本该为了家族的利益，遵循传统的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道路，成为一个标准的封建士子和孝子，但与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传统男性迥然不同的是，贾宝玉逃避男性主流话语，拒绝父权意识形态，俨然成为一个父权社会的游离者，毫不留情地否定了封建社会的这种价值观。
第二，自我实现的人生价值的落空
贾宝玉不能苟同于封建社会畸形腐浊的价值人格追求，建立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他追求人性自由，整日厮混于裙钗脂粉当中，而不愿与峨冠博带的士大夫来往。他尊重女性，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而“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 （第二十回），也曾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他讲求“赤子之心”，常常以“好”来对抗“好德”。他追求爱情婚姻自由，极力抵制封建家族的安排，冲击了封建礼教的桎梏。然而，当曾经百花齐放的大观园荒
芜破败，当唯一能够理解他的林黛玉泪尽而亡，人生的全部意义都付之一炬了，他想要的人性自由也就成了南柯一梦，留给他的只剩对人生意义的质疑。
第三，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痛
鲁迅先生说过“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贾宝玉看见了许多黑暗，看见许多美好的东西被毁灭而无力相救，经历了家族的巨大变故，可算是一个有些迷糊的梦醒者，这使他经常陷入巨大的内心痛苦之中。他在思想上常有超前的闪光，意图走向新生活；但又离不开富贵的环境，消极而软弱；他既不为新生活所认同，更不为旧势力所容忍，成了一个“多余人”的形象。贾宝玉的悲剧正是精神失落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曹雪芹未知路在何方，所以才塑造了贾宝玉这样的艺术形象，并熔铸了个人的人生经历与情感，表现了反封建的倾向，这既是历史、时代的局限，也体现了一个时代先知先觉者的巨大悲哀。
四、“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性命运的悲剧
家族没落、情感夭折和人生苦痛，共同构成了由时代、制度和文化折射出的整体悲剧，在这样的大悲剧的震撼下，曹雪芹表达了梦醒后的彻悟，而彻悟的结果就是彻底的毁灭，用一切美的毁灭来证明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对生命的摧毁。这就是《红楼梦》悲剧意识的第四个层面：女性的悲剧命运。这一层面的悲剧意识主要从两方面展开：
第一，极乐的大观园与悲苦的女性像相对照
曹雪芹摒弃了古代言情小说惯用的大团圆结局，采用“始于欢乐，终于零落”的悲剧性结构模式来展开情节。曹雪芹描绘的那个多姿多彩的大观园，既是一个完美、平等、至善至美、充满幸福与快乐的理想世界，又是最真实的女性世界，活跃着一生动可爱的女性。在塑造的人物中，“金陵十二金钗”堪为众女子的形象代表，她们“红颜未衰身先死”的命运也最令人叹惋。至于大观园里其他的小、丫头，无一不是悲剧结局，大观园最终变成“落叶萧萧，寒烟默默”一片凄凉颓败景象，与此前“千红万艳”的美好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加凸显悲剧的况味。
第二，时代悲剧和文化悲剧的双重含义
大观园里的悲剧构成了一个无可逃遁的命运之网，这些身在官宦之家的薄命女子的人生也是封建社会现实生活中诸多女性命运的缩影，反映了封建社会千年以来女性无法自主的悲哀。曹雪芹将其纳入时代悲剧的框架，同时，也体现了文化悲剧。无论是迎春的善良懦弱、逆来顺受，还是宝钗的自觉严守礼法、服从道德规范，她们的悲剧都是伦理文化造就的典型的人格悲剧。“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女性命运，正是曹雪芹在完成了对家族没落、情感夭折和人生苦痛的悲剧的层层揭露后，上升的一个新高度——那就是以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彻底的悲剧意识，让所有的美与丑、善与恶最后同归于尽。
总之，《红楼梦》的悲剧创造，是曹雪芹在经历和体察了花柳繁华、温柔富贵及荣枯无常的历史与现状之后，陡然梦醒，带着无奈和感伤来追忆一个美好的梦想或者说记录一个美梦的破灭。在悲剧意识的支配下，曹雪芹不仅再现了一段封建末世的社会史和家族史，而且赋予了悲剧更为深刻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意蕴，所放射的巨大的悲剧能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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