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飞 西北师范大学
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3]419。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人们不免感到悲痛与震惊，这就是悲剧。路遥的小说中写得最多的就是悲剧，比如《人生》中的爱情悲剧。爱情的产生源自双方的相互爱慕，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盘算了。情侣之间的相互倾慕因为外在，因为志趣而交往。但是，这种情侣在路遥的作品里却总是难成眷属，爱情总是以悲剧收场。一、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人生》里的刘巧珍是一个带有母爱关怀式的女性形
象，当高加林生活遇到挫折，为了安慰心灵受伤的高加
林，而来到他的身边，给高加林母亲般的爱，刘巧珍深爱
高加林就像深爱着自己的孩子，而高加林本身投进巧珍的
怀抱，就像受伤的孩子希望得到母亲的爱抚。高加林一开
始并未考虑到自己是不是真的爱巧珍，所以他们的爱情揉
进了太多的母性情感。一方是付出者，一方是接受者，这
样的爱情模式是一种母性化的爱情。这也是在农村的大背
景下，他们可以相恋，可以相爱的基础，因为这是高加林
此时的心理需求，在刘巧珍的这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是
他们可以在一起的现实可能性。
高加林和刘巧珍的这种母性化特征的爱情，也为最
后的悲剧式收场埋下了痛苦的种子。高加林身上打着无法
抹去的农村烙印，可是他面对乡村的土地充满了逃离的意
念。和刘巧珍在一起，很可能就要做一辈子的农民，这根
本不符合他的追求，所以这也注定了只要有新的做一个城
市人的机会，摆脱农民的身份，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背
叛。这也可以看出在刘巧珍那里寻求的不是爱情，只是暂
时的慰藉而已。而这对刘巧珍来讲，无论爱得有多无私多
痴情，也挽回不了爱人。人活者就会有痛苦，这大概就是
生而无奈。但是高加林和巧珍没能走到最后，我们并不能
全部归咎于高加林的负心，他们确实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巧珍是一个文盲，在她这里高加林在精神上永远不会得到
满足，而这种鸿沟，刘巧珍无论多么痛苦也是迈不过去
的，这就是悲剧发生的必然。
二、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爱情悲剧
黄亚萍是一个富有才情的城市女孩，她不仅可以满足
高加林追求爱情的虚荣，还可以在事业在帮助他，这样看
来，他们的确更容易产生情投意合的爱情。黄亚萍受过现
代教育，她和高加林一样，有理想，有追求，焕发着新时
代的知识女性气息，注重恋爱双方的理解与共同语言。所以她和高加林之间的爱情是现代的。从一方面来看，黄亚
萍也是传统的。她与高加林的爱情悲剧主要是传统的门户
之见造成的，注重高加林的非农身份。黄亚萍喜欢的是通
讯干事高加林，而不是农民身份的高加林。
黄亚萍与高加林的爱情故事在小说中是有其社会现
实性的。首先他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基础，所以是可以生活
的。但是小说设置了一个矛盾，就是高加林不能再留城市
生活，这样地域的差异就失去了共同的地域基础，在小说
中我们也看到高加林走后门在县城工作的事情被克男的母亲举报，从而导致不得不回到乡下的命运。那么就完全隔断了黄亚萍与高加林生活的可能。社会的现实加上黄亚萍门当户对的择偶观，一起扼杀掉了他们的爱情。人生大概就是这样的充满不确定性，充满着起落。“作家写小说，总免不了以己度人，只有把自己放进去，描写才会具有深
爱情悲剧切的力量”
[2]154。路遥的写作往往从自己的人生出发，所以他对人生的变幻莫测，对幸福充满着不信任感，那种悲剧意识流露出来，增加了作品的悲剧底蕴。三、结语在路遥的小说《人生》里，那些经历了爱情悲剧的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这些青年人，即使经历了这样和那样的不顺与挫败，但是他们依然有应有的责任和承担，坚强地生活着，这些在人生苦难中所应该具有的抗争品格，才是路遥在悲剧意蕴下所推崇的精神。《人生》的结局是开放的不确定的，高加林还有选择人生的机会，他向往城市，所以有机会还会选择离开农村，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他本是个有知识，自强不息的青年。从这个层面说，这部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到路遥对生活还是有希望的。“任何伟大的悲剧归根结底又必然是乐观的，因为它的本质是表现壮丽的英雄品格”[3]418。在作品的扉页，写到“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4]1。也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每一个转折都是重要的，或许我们不知道这个转折之后，会有怎样的人生轨迹，但是它真的关系到今后的发展。因此，在面对人生的选择时，不要急躁，要认清自己，给自己的未来一个定位。在努力学习知识的同时要时刻提醒自己，每一个选择也同样改变命运。这大概
是小说《人生》最大的现实意义。参考文献：[1]鲁迅.鲁迅散文[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王晓明.潜流与漩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4]路遥.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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