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伤逝》中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
谢越
（西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08级4班  222008308011302）
摘要：
《伤逝》是鲁迅的一篇短篇小说，也是唯一的一片以爱情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它讲述了“五四”时期两个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涓生和子君因相爱而结合，最终却以悲剧而结束，让读者在叹息的同时又多了几分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美好爱情最终走向了悲剧？ 在认真的阅读和思考后文章给我展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伤逝》 子君 涓生 爱情 悲剧
正文：
    小说的主要内容大致是主人公涓生和子君在相爱的过程中，尽管遇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各种阻挠，但他们无所畏惧，毫不退缩，子君的态度尤其坚决。面对父亲和叔父的反对，她坚定地
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正是靠这种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态度，他们终于冲破重重阻碍而结合，实现了婚姻自主的理想。
但两人婚后的“安宁和幸福”并未维持多久，他们的爱情悲剧恰恰发生在恋爱成功，婚姻自主之后不久。首先来临的打击是涓生被解聘。失去职业后，他们的生计成了问题。虽然他们尝试用其他办法“来开一条新路”，但都没有走通。这使他们的爱情生活蒙上了阴影。加上结婚后，子君以为追求的目标达到了，便日渐沉浸在小家庭琐碎的生活中，不再去上进了，变成了一个目光短浅的甚至有些庸俗的家庭主妇，甘愿做靠丈夫养活的附属品。实际上，子君尚未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停止了追求。软弱而自私的涓生在感受到婚后生活的平庸和生活的压迫时，只想着“救出自己”，并自欺欺人地把抛弃子君作为自己“向着新的生活跨出去”的第一步，结果是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而他自己也并未真的跨入新的生活，整日在悔恨与悲哀中消磨着生命。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美好爱情的毁灭？通过对当时时代背景以及人物性格的分析，我得到了以下几点。
一、经济来源断绝
    在爱情走向悲剧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巨大经济压力。当涓生和子君同居的消息传到涓生供职的机关，局长为了维护封建传统道德，很快就把涓生解聘了。丢掉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对涓生和子君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为了生存，涓生偶尔往报社投点稿，或者艰难地翻译点
爱情悲剧
东西，可是挣的那点钱连最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持。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把子君养的几只瘦得皮包骨头的鸡都煮着吃了。
    在这种情况下， 涓生和子君之间的矛盾便显现了出来。子君对涓生的不满化为了冰冷的脸，涓生对子君的不满化为了厌弃，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忍受生活压迫的痛苦，主要是因为子君，而子君却如此浅薄，连这一点都想不到，只知道拽着他的衣角。涓生冷静回顾过去，反思这大半年来自己的所作所为，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第一要义，
首先是生活。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没有一定的经济保障，牛奶和面包是不会有的。涓生还发现了与社会相隔离的孤独，发现了孤独者不是强者，但是他又不能战胜这种孤独。为着“救自己”，涓生最终对子君说出了“我不再爱你”的话，最终导致子君在痛苦和寂寞地死去。可见， 经济上的压力也是导致他们爱情毁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所说的：“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没有
一定的经济来源， 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小舟最终在汪洋大海中搁浅，以致沉没。
二、封建传统道德和社会舆论
子君和涓生，从相识、相爱到同居，从始至终都承受着来自封建势力的传统道德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等新思想，可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在大部分国人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习惯势力依然强大，青年男女的婚姻一般还都是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子君和涓生的来往一开始就遭到父辈的激烈反对，叔父甚至不再认她为侄女；会馆里的“鲇鱼须的老东西”和“擦着半瓶雪花膏的小东西”，以及涓生供职之处的局长，等等，全都敌视他们建立的这个新式小家庭。另外，来自于周围人的反对和鄙视也时时刻刻伴随着他们。当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会时时遇上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这些眼光常常令涓生不寒而栗。几个反对的朋友也都陆续和涓生绝了交。结合，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离亲叛众。来自社会的这些不理解、讥笑、轻蔑和反对，使他们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结合之后，他们成了真正的二人世界。子君，整天就是做饭，一日三餐，不再读书、散步，成了与世隔绝的全职家庭主妇。涓生，两点一线，由家到局，由局到家，到家之后，相对无言，只好呆
坐着。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人的合作…………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人，离开了社会，没有了任何社会关系的涓生，只好孤独地坐着。这样孤立的两个人与整个社会对立，“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结果可想而知。
三、爱情基础的薄弱和思想性格的弱点
    如果没有精神和经济上的压力， 涓生和子君的爱情之舟是不是就会平稳前行呢？细读文本，答案依然是否定的。作品显示，涓生和子君在失业的威胁尚未到来之前，爱情已经“凝固”。这是因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基础本身就不牢固。比如， 两人的文化修养和社会阅历差距比较大。涓生大学毕业，在政府机关工作，文化修养比较高，见多识广，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子君虽然也有点新思想，可和涓生比起来，差距还是很大的。两人当初
恋爱的时候，涓生对子君大谈家庭专制、打破旧习惯、男女平等、伊孛生等话题，子君“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可以看出，子君在涓生面前，只有听的份，并不具备平等对话的条件，实在只不过是一个小学生罢了，在子君望涓生的眼神里，充满了被启蒙者对启蒙者的崇拜和仰慕。接下去涓生指着一张雪莱的半身像给子君看，“子君只草草一
看，便低了头”，显然是不好意思了。子君实在只不过是一个封建思想依然浓厚又憧憬
美好爱情的少女罢了。至于恋爱半年后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 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 这样坚决而透彻的语言，实在是涓生启蒙的功劳。在爱情面前，女人往往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是的，在爱情的鼓舞下，子君变得比涓生“透彻、坚强”多了。这种因爱情而膨胀的坚强与无畏，让同样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涓生敬佩不已，以至于看见了不远的将来中国女性呈现出辉煌的曙光。涓生向子君热烈地求爱了。热烈的爱情蒙蔽了他们对彼此的清晰的观照，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子君作为一个个性解放主义者，依然保有深厚的封建思想观念，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束缚。
    这样，结婚以后，子君也就又回到了中国旧式女子所走的“女子治内，服侍丈夫”的老路。整天沉湎于家务琐事之中，养了四肢小油鸡，一只花白狗。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更不要说看书了，完全一个家庭主妇，生活圈子也仅局限于二人世界的小家， 对社会所知更少。可以想象，他俩在一起能有多少共同语言。小说这样
描写：刚结婚的时候，他们俩人还经常耳鬓厮磨，可仅仅三个星期之后，神秘的新鲜感过去了，涓生对子君也有了更清醒、真实的了解，揭去了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真的
隔膜的面纱。这时，二人的共同语言渐渐少了，除了相对回味过去，不再有其他新的话题。涓生就有了一种危机感，他对子君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还劝子君读一点书。可子君却依然固我，完全沉浸在做家庭主妇的忙碌里，丝毫没有觉察到二人之间渐裂的感情距离。
    就在情感出现裂痕的时候，涓生被解聘了，唯一的经济来源断绝了。接到解聘书的那一刻子君变了脸，露出了怯弱。这让虽有心理准备但同样底气不足的涓生不禁有所失望。随着生计的艰难，涓生和子君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来大，涓生清楚地认识到子君“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这空虚却并无自觉”，对平庸的子君越来越不满，越来越认为子君是他重新飞翔的累赘， 后悔自己大半年来为了这盲目的爱而把
别的人生要义忽略了。爱，已经成为过去，虽然子君又开始了重温过去的课题，想温暖彼此之间的冷漠，但这只能招来涓生的暗笑，加速离开她的步伐。涓生更加坚定了离开子君的决心：要想开辟新的道路，只有分手；丢掉了累赘，自己才能振翅飞翔。涓生终于向子君说出了“我不爱你”的话。子君变，默然，最终又被父亲领回了家中，在严威和冷眼中死去了， 剩下涓生沉浸在悔恨和悲哀之中。子君的遭遇，恰好印证了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
中的预言：“娜拉或者也只有两条路： 不是堕落， 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
回顾两个人走过的道路，不难看出，在爱情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作为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争取获得个人幸福，他们彼此鼓励着，依偎着，勇敢地向封建势力展开了挑战，家庭的束缚、社会的非议被他们置于脑后。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到了自己的幸福爱情。但是随着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涓生在孤独支撑中，自私、卑怯的心理膨胀了起来。“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活还宽广得很。”子君成为了他的累赘，尽管他也想到离开子君， 会导致她死去， 但还是在分手时自欺欺人地说出：“……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 勇往直前了……于你倒好得多……”可以看出，在生存危机面前，涓生为着求生，是多么自私、卑怯。从这些分析来看，他们的悲剧也是自身的悲剧。
《伤逝》深刻的艺术描写告诉人们，个性解放在当时只是知识分子觉醒的起点， 但是如果不超越个性解放思想的水平，并且把视野扩大到社会解放上去，他们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仍然是渺茫的；如果社会经济制度不改变，即使争取到个人幸福也是很容易失去的。当然，争取到
自由婚姻个人幸福之后，还要向更高的理想境界奋斗，否则，爱情幸福依然会失去。涓生和子君的悲剧有力地说明了这些。
参考文献：
［1］鲁迅小说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2］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3］郑万鹏.中国现代文学史.华夏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