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普通话)历史
    1913年2月15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会上提议各省代表无论多寡均为一票，议长吴稚晖支持一省一票。
  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依照李光地《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字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国音”。
  “老国音”是一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虽然最大程度上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也因此成为一种“人造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也就没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国音”进行交流沟通。
  “京国之争”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之为 “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
  国音虽然概括为“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但是也有人后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京
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两派争吵非常厉害。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经常发生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互相争吵的事。他们的国语听起来很不一样，很多字的读音也不统一，教的人觉得难教，学的人觉得难学。就连灌制国语唱片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也不无感叹地说：“在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中国也开始推广国语。
  “国语”这个词在民国时期得到当时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
  由于“老国音”基本上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因此，语言学家们主张用京音代替“老国音”。 
  “老国音”的推广恰逢五四运动，此时全国舆论都倾向于全面西化，一大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生也参与到了汉语改革的讨论中来。
  随着文学革命的爆发，留学生中“废除汉字”的言论也随之兴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随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也著文支持钱玄同。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简化语音，以比较简单的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推动下，“京国之争”很快呈现一边倒的趋势。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讨论《国音字典》的增修问题时，吴稚晖放弃了维护“老国音”的主张，代表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以漂亮的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凡字音概以北京普通读法为标准”。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正式确定“新国音”为标准读音。
  “新国音”确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借助学校教育和电影、广播等手段，大力推行国语统一运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沦陷区的国语统一工作陷入停顿。抗战结束后，紧接着又是三年国内战争。因而，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政府在全国统一国语的目标仍远未实现。
  “普通话”诞生
  近代的“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那么，现代“普通话”标准是怎样确定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
  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请讲普通话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就普通话的方言基础产生了激烈争论，最后，大会决定采用投票办法，从覆盖汉语区的15种主要方言中，选出一个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 当时的投票结果是：北京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52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话(以西南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获51票，以一票之差名落孙山；第三名是吴语(以吴语为基础方言，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获46票；粤语(以粤语为基础方言，以广州语音为标准音)获25票，名列第四。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话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准。
我国古人十分重视各地方言的统一，于是出现了“雅言”。《辞海·雅言》条说：“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孔颖达在《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周朝的国都丰镐（今 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为当时的全国雅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周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但多数仍以京城语言为标准。 普通话并不是古代正宗的汉语，而是变味的汉语。
这是因为普通话是满清官话，是清朝的时候满人统治者的专用语言。英语称为mandarin。
其中man就是满族的意思。普通话是满人学习北京汉人讲明朝官话时产生的，其发音跟明朝官话已经有较大的不同，因为满人学讲明朝官话的时候，由于受满语的影响，带有了浓厚的满语腔调，发音不伦不类，在当时的北京人听起来很蹩脚，当时的明朝官话是江苏话，是吴语。
当时的外国传教士进入北京时，曾把北京人讲的明朝官话的拼音记录下来，发现只有z c s ,没有zh ch sh ，是典型的吴语特征。
语言专家的考证证明明朝官话是吴语。另外，即便从常理考虑，朱元璋定都南京，他讲的就是吴语，他儿子当然也讲吴语，迁都北京后，明朝官话还是吴语，当时的北京人也讲吴语。普通话脱胎于明朝官话吴语，但是经过满人的口后和吴语就不大一样了，变音变调了。
由于满人是统治者，通过政权的权力，本来只是满人专用的满清官话就在全国推广传播，后来就被称为国语或者是普通话。所以普通话是经过满人改造后的汉语。是满人创造发明的。
南方的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由于天高皇帝远，古代汉语保留的很好，没有被满清官话也就是普通话消灭。所以现在的南方人还讲明朝以前的古代正宗汉语，北方人居然称它们为鸟语，这是无知的表现，唐诗宋词用南方的鸟语来念，非常顺畅，压韵压得非常好，但用普通话念，就有问题了．因为唐宋诗人词人他们不讲普通话。他们讲的是古代汉语。跟南方鸟语一样或者相似或者相近。
普通话的历史只有400年，400年前中国没有现在所谓的这种“普通话”。现在的普通话是满人
的专用汉语！是满人发明的。深深的打上了满人的烙印。大家如果不相信，去问问语言学家就知道了。孙中山恨满人统治者，曾想用广东话（古汉语）作为国语（普通话），但没有成功。因为满清官话势力太强了。
后来民国政府投票。普通话比四川话多了一票成为了国语。其实四川话和普通话是同一种语系的语言，只是腔调不同而已，能听懂普通话的人也能听懂四川话。 （注：这是以讹传讹，实际上是由专门机构，一个字一个字的定音）
北京话，明朝的时候是吴语，后来和满清官话（即普通话）相互的影响，逐渐接近。所以北京话和普通话极其相似，但是不会完全相似．他们只是相互靠近的关系。
我们的民族共同语经历了从雅言、通语、天下通语到官话、国语、普通话的漫长历程。
1.春秋战国时期与方言同时并存着天下共同语，叫做“雅言”。这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你想啊，当时天下百家争鸣，论辩和游说十分盛行，法家、名家、墨家、儒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各派人物周游天下鼓吹自家学说，能说别人不懂的家乡话吗？只能说天下各国都听得懂的雅言。苏秦、张仪奔走七国宣传合纵连横也必须说雅言。记载孔子言
行的《论语》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说孔子在诵读《诗经》、《尚书》和主持典礼的时候，都是说雅言而不是说自己的家乡话鲁国方言。孔子有来自天下各国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可以推想孔子在讲台上一定是说雅言而不是说鲁国话。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成集的《诗经》，收集的是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诗歌来自如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各地，大多数来自民间创作，本来应该反映出各地方言语音的差异，但经过文人（例如孔子）的修订和删改，在押韵方面已经很成熟，说明《诗经》是用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定稿的.
2.通语:
汉代以后至宋代，虽然没有指代共同语的一个名词，但是共同语是一直存在和应用的。今天我们用普通话诵读唐诗宋词，觉得大多数作品在音韵上都是很美的，只是少部分作品好像押韵不太严格，有的平仄有点问题，是不是唐宋的诗人们不太注意诗词格律呢？其实不是。因为古代至现代，语音变化很大，例如古代的入声字在今天的普通话里都分别派入阴阳上去四声了，声母、韵母都有不小的变化。唐宋诗人们用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音韵，而且不管原作者的籍贯是哪里，他们在音韵格律上倒是高度一致，因此我们也能断定唐宋时期仍然存在着
一种能跨越方言障碍的天下通语。事实上，从魏晋六朝历经隋唐南北朝到宋朝，虽然没有出现新的类似“通语、凡语”这样的共同语的新名称，但是产生了大量供写作诗词韵文使用的韵书，比较著名的有魏·李登的《声类》、晋·吕静的《韵集》、梁·沈约的《四声谱》、隋·陆法言的《切韵》、唐·孙愐的《唐韵》、宋·陈彭年等人的《广韵》、丘雍等人的《韵略》等等。韵书的作用是正音，以何为正？当然是通行天下的共同语，决不会是一方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