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部《细节决定成败》，在众多国外管理经典和概念、思想的“包围”中冲出重围，将本土管理理念和学者的地位均提升了一大块——这部书的作者汪中求也立刻为业内和读者所熟知。时过境迁，在“细节”之后，他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篇访谈也许会让你看到另一个汪中求。当然，他依然在求变，求新，求深，求索。
工业化必须以工业精神作为支撑
老范行军：我是偶然看到你的这部《中国需要工业精神》的。当时，怔了一下。我马上想到的是“工人”，然后是“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已经很少听到了。不过也没什么奇怪的，沈阳的铁西区曾经是举世闻名的中国重工业区，现在高楼林立，灯红酒绿，一派商业与民居的气象。其实，那个“工业”应该是离我们很近的。
汪中求：客观来说，中国与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发生联系的时间并不算太晚。早在
19世纪中期，先是出于被动接受，而后是出于主动追求，随后中国开始了与西方工业化的接轨。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一百年来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比较缓慢。
老范行军：为什么？
汪中求：我们希望得到的，主要是工业技术和工业成果，而对人家的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则少有兴趣。虽然中国对工业化的学习迭经文化创新和变革，但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老范行军：你又是如何看待这种“缺乏”的？
汪中求：究其原因，这与中国国民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大”不无关系。国人一向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即为文明大国、礼仪之邦，有着世界上最为优秀的文化传统，而近代以来欧美诸国之所以强于中国，无非是那些奇技淫巧，在文化方面则远远落后于中国；欧美国家的富足与强大，不过是技术和工具的发达而已。直到今天，持这种态度的国人依然不在少数。于
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工业化进程中，我们过于片面地引入先进的技术和工业成果，对其背后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却缺少足够的关注与吸纳——这恰恰是制约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关键。
老范行军：由此，中国迫切地需要工业精神了。
汪中求：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工业化必须以工业精神作为支撑。如果仅仅引进工业技术或成果，而抛弃了蕴含其中的工业精神，或者用农业思维来运作工业化，那么孕育出来的工业集合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有魄无魂的工业化的形成也不能说明民族工业化时代的真正到来。
老范行军：那么，缺少“工业精神”的严重性又如何？
汪中求：缺少精神的工业化最大的问题是对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对民族的影响。30多年以来，新一轮的工业化浪潮席卷中国大地。虽然，这一轮工业化的繁荣和光鲜是以往任何一次工业化都无法比拟的，但新的工业化浪潮依然没有很好地摆脱固有的农业思维模式。
老范行军：“农业思维”有什么不好吗……这个话题以后再聊。还是回到“工业精神”上，当然，用一句话定义“工业精神”也不容易，请你阐述得具体一点。
汪中求：具有工业精神的生产者，对待消费者应当永存敬畏之心，绝对不能拿消费者当试验品，绝对不能让不合格的产品流向市场，而是要确保流通到市场上的产品都是精品；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应当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利益的诱惑，将“十年磨一剑”、“一生做好一件事”作为自己的选择，致力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愿意在人才方面进行长期大力的投入，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培养真正的工业化人才；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对员工，特别是生产一线的员工，倡导的是孜孜不倦地对手艺的专注、产品的专注，像瑞士钟表匠一样的精神……其实，中国不是没有机会，但在农业化向工业化的大转型中，中国人行走得过于匆忙，以至于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思考工业化与工业之间的联系。正如文化之于人一样，工业精神对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灵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灵魂却体魄强健的人，同时也很难认同一个只富不贵的暴发户。
老范行军：我们一直在灌输“快”，像“多快好省”、汪中求“大干快上”等等，“慢生活”的理念也是近两年才被逐步得到认同。但我们似乎习惯了在快车道上奔波，以至于很少去关照内心和精神世界。
汪中求：甘地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去品味：“就物质生活而言，这个村庄就是我的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村庄。”
关照别人就是关照自己
老范行军：在这部书里，你将“合作精神”列为一章来探讨，用意在哪儿？
汪中求：进入工业化时代，市场变化多端，供需关系复杂，客户需求多样化，以前那种靠一个能人单打独斗、独撑天下的局面越来越少。现在的竞争，已经不是个体之间的竞争，而是更多地依赖团队的合作和协同，是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竞争了。竞争中的优胜者往往不是个人而是团队，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战胜了另外一个团队。
老范行军：不错。但团队成员的合作不是加法关系，而是力的乘法，这样才能使得团队超越数量的集合，发挥巨大的作用力。
汪中求：这是必然的。团队并不满足于1+1=2，而是利用成员的个性和能力的差异，带来1+1>2的绩效。如果各个成员过分张扬个性而不能协同作战，或者各怀心思而拒绝齐心协力，那么这个团队的绩效可能只有1+1=2，甚至1+12。
老范行军：团队成员的协同、配合自然是关键，但最重要的角还是“领头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汪中求：是这样的。一个团队没有领导者就如同一盘散沙。领导作用的实现，是建立在众多个体服从的基础上。服从意识淡薄，协同合作只能是一句空话。没有个人的服从，就没有很好的执行力。因而，在一个团队中，尤其在生产活动高度流程化的领域，要有良好的协同合作，就必须在各个层面强调服从意识，个体要服从团队的目标，服从团队的制度，服从工作的要求。
老范行军：现在很少提“服从”了，都说“执行”。
汪中求：服从是第一步，是员工职业精神的精髓。员工暂时放弃个人的独立自主，听从领导的决策，遵照指示做事，才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按照要求和标准完成任务。一个人只有在学习服从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团队的利益和自我价值的统一。
老范行军：“服从”也是一门学问，所以，要“学习”。
汪中求：必须指出的是，这里讲的服从精神是工业社会的一种职业状态，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是两码事。强调服从精神，仅仅是要求团队有较强的执行力，以实现整体的目标，并不是排除人格上的平等和自由。
老范行军：遗憾的是，很多人不懂“服从”，给团队和自己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应该把“服从”上升到一个高度上来认识。
汪中求：在一个分工细化、协作密切的现代企业中，老板就是老板，员工就是员工，服从是第一生产力。每个员工都要有意识地服从老板、服从上司。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在老板没有做出决策之前给出建议，一旦老板决定了，就要服从决定，即使这个决定违背下属的本意，也要“盲从”。
老范行军：这种高度的执行力，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老板，决策必须正确。否则执行力越是强大，离真正的目标越远。但在变动剧烈的现实中，决策也是要不断地变动与矫正。还是汤姆·彼得斯的那句话：不停地试验，是对付这个混乱世界的唯一一剂良药。
汪中求：我自己在做企业管理者时，始终坚持“事不过三”，给上司提出不同建议从来不会超过三次，因为我没有上司的信息量大，我考虑问题的角度与上司不一定一致，上司的失误不由我承担责任。总之，我的上司不一定比我聪明，但他的决策肯定有其道理。
老范行军：服从的第一步，还是要融入团队，这需要做一些妥协。但是很多有个性的人，因为团队对发型、服饰、训诫等的统一规定而不接受，保持了个性，却失去了机会。
汪中求：尽管“统一发型”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融合，但一个人真正融入团队往往是从形式上的融入开始的。形式上的统一有利于意识的融合。一个人的意识很难改变，但比较容易改变的是表现出来的行为，长期的行为调整可以达到改变意识的目的。融入团队，还应该在团队文化中培养牺牲精神，必须去掉愚蠢的“个人英雄主义”，因为个人英雄主义是团队合作的大敌。融入团队还必须摒弃“独行侠”的思想，和“狂妄”、“清高”、“刚愎自用”诀别，代之以“众人拾柴火焰高”、“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的团队意识。
老范行军：合作是为了多赢。合作不单单是一个团队内部的目标，也是一个企业在外部竞争中实现利益共赢的有效手段。多赢才是最终目的。
汪中求：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知道，阿曼德·哈默是美国企业界最具传奇彩的人物之一，被称为“经营之神”、“幸运之神”。有一年世界原油价格大涨，哈默的竞争对手对东欧国家的石油输出量都在增加，唯独哈默石油的输出量却明显减少，这让许多人看不懂。当一个记者就这个问题请教他时，他说：“关照别人就是关照自己。”
契约精神应该无时无刻
不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
老范行军：你曾出版了一部专著《契约精神》，在《中国需要工业精神》中，又重笔予以强调，那么契约精神到底有多重要？
汪中求：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迄今为止，所有社会进步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体到契约’的运动。”这个神奇的契约说白了其实就是“承诺”，就是人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如果说法律制度会限制人的自由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诺并信守诺言就可以在不侵犯个人自由的情况下建立起集体秩序。
老范行军：在你看来，契约精神的实质是什么？
汪中求：契约规定着利益双方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是现代商业文明发展的基石，是法治社会的构成要素之一。履行合同，是商业性质的契约；自觉地遵守合同，是精神化的契约……契约精神倡导的是一种平等、尚法、守信，并且为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是一种代表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规则。契约精神不但蕴含了现代商业法则和风险管理原则，而且也体现了公平、合理、承诺和执行等“底线伦理”。任何契约的达成之日，就是忠实地践行诺言之始；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义务；收获利益的另一面，就是要承担风险。这就是对契约精神最为通俗的解释，也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大多数人的共识。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