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因“”而推迟毕业的我们吉林大学中文系67届毕业生，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分配的通知；我和班里三位同学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先到38军报到，当兵锻炼一年，再行安排。
我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当兵，是我的夙愿。1950年，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入朝作战的志愿军经过我的家乡，曾在我家住过；1953年，志愿军凯旋回国，又在我家号了房子，一住就是半年。他们在南山下盖营房，给村里修马路，平时还帮助挑水、扫院子，就像是一家人一样。他们待我如同是自己的小弟弟。有一个小战士，也就十五六岁，我喊他大哥哥。母亲告诉我：“叫解放军叔叔。”从此，“解放军叔叔”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专用名词，我见到军人，不论年岁大小，一律如此称呼。现在，我就要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了，将有人喊我“解放军叔叔”了，我怎能不激动？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年代，由一个一变而成解放军战士，是无法比拟的荣耀。
回大连普兰店老家告别父母，我便踏上赴38军的征程。金秋九月，阳光灿烂。我和同伴在北京南、保定北的一个叫高碑店的小镇下车，这里是38军112师的驻地。下车后，立刻听到不绝于耳的“豆腐丝儿，豆腐丝儿”的叫卖声。卖者一边喊，一边用手指捋着一把把切成缨穗似的豆腐皮儿。一打听，高碑店是雄县（今雄安新区）的县城，豆腐丝儿是当地的特产。每当火车路过，周遭的农民们便蜂拥而至，在车站内外提篮叫卖。这时，我不禁哼起《红灯记》里李玉和的那段唱词：“提篮叫卖拾煤渣……”出了车站，问小贩部队驻地在哪里，小贩儿说：“离这儿十多里呢，坐我的二等（自行车）去吧，一元钱。”我和同伴
儿一商量：“行！”就坐上车，很顺利地到了师部。但新兵连并不在师部，而在离师部几十里的松林店。那里的334团是红军团。丁师长对我们说：“到红军团去，当红军战士，做红军的接班人。”丁师长讲话干脆利落，很有水平，不愧为英雄部队的师级指挥员。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结束，来自全国各高校的20多名学员，又回到师部附近的炮团，下连当兵，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这一年中，我处处向战士看齐，脏活累活抢着干，半年就入了党，还被评为“五好战士”。到了年底，总政“”烈火正炽，还乱着呢，就把我们这些学生兵交给北京军区分配。我有幸分到了天津66军，下到炮团指挥连代职副指导员，半年后，被召回军政治部宣传处待职。
等待中，干部处袁家宗副处长通知我：先到军“五·七”展览办公室帮助写解说词，完成任务后回政治部。这时已是1970年年底，到1971年6月，展览结束，我的写解说词的任务完成了。负责展览的是军后勤部，军后勤部张育民看我挺顺眼，便跟干部处说，后勤部没有一个写材料的，要留我到后勤部当干事。干部处征求我的意见，我未假思索，便答应了。后来有人对我说，你应该留在军政治部。军政治部发展空间大，后勤部政治处只管后直几个连队，英雄无用武之地。我说，有本事哪里都有饭吃。我自信我的写作能力，不在别人之下，当不当官无所谓。于是，我便成为66军后勤部的一员了。
1971年4月，我还没有正式到部里上班，《天津日报》发表了我的一首短诗《夜读》，写一位老红军战士认真读《选集》的情景。
我的军旅生涯
文/颜廷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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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展览办公室的同志张俊全（参谋）、席炳武（助理）都说我写的是时任军后勤部副部长的老红军姜云清，担任展览解说员的李恒（之女）、贺小风（贺敬之之女），则戏称我为诗人了。也许正是这些因素，促使张育民部长认定我是一个写家，把我要到后勤部来。任职之后，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写总结，写报告，写发言稿，写批判文章……几乎都是我的事。就这样，我在后勤部一干就是15年，直到1985年转业才离开。
在后勤部，我当干事十年。一直是22级。同办公室的60年入伍的张干事风趣地说：“当兵十来年，只长胡子不涨钱。”我觉得很实在。民间的顺口溜都是历史真实的写照。直到1981年，我的工资才涨到21级，职务由干事升任副处。只是由政治干部转为军事干部，调我到战勤处任副处长，我有点儿为难。我不是干军事的材料啊！这时张育民部长已升任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新上任的苏庆玉部长对我说，先干一段，再上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学习半年，回来还准备让你主持战勤处的工作（转正处）呢。实际情况是，
我上后勤学院学习，报到后查体不合格，人家给退回来了。不得已而求其次，我只好转业地方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感觉，66军对我这个穿军装的书生，已经仁至义尽，我没有当官的命，不能怨天尤人。
从军18年，我没有虚度光阴。我自认我与古代的文人墨客差不多，从军不过是做将军麾下的参军、书记之类的文职官员。有道是投笔从戎，实际是从戎而不投笔。平常的工作中，上班，我兢兢业业地写上呈下达的报告、指示，写讲话稿、经验总结、典型材料；下班，就是我的自由天地，写诗、散文、评论，任笔尖纵横驰骋，让想象海阔天空。好在部队并不限制和干预，反而惜才如金，爱护备至。在38军当兵锻炼时，我因为在《战友报》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就在团宣传股一干就是半年，锻炼结束分配时，师宣传科还要留我任职。在66军，有两位军长把我招至麾下，为之舞文弄墨，写大块文章。
第一位军长是刘政。1974年，主席发起了批林批孔批水浒的运动。刘政不甘寂寞，也紧跟形势，在军通讯站搞了个“战士学习著作，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试点。我和司令部的程秋生参谋因为平时爱写些小文章登在报纸上，被点名参加工作组的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写出文章，以战士的名义发言或发表。我根据关于批水浒的指示，写成《黄巢起义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文，被总参《军事学术》杂志刊用；程秋生写了一篇关于加强革命团结的论文，在《人民日报》发表。由此，通讯站战士研究农民战争史便窗户眼儿吹喇叭，名声在外了。刘政军长非常高兴。在此之际，《解放军报》又约我写了篇对《小靳庄诗歌选》的评论，发在报纸第三版的显著位置。这让军长对我格外的垂青。之后的岁月，
他甚至让我和郭戈等人为他执笔写批判林彪的“诗报告”，最后终于因为我等的才力不及，任务没有完成。1976年唐山大地震，66军全军将士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灾区，餐风饮露，徒手救人，谱写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壮丽史诗。9月，军召开抗震救灾庆功表彰大会，刘政点名让我写“给的致敬电”。9月9日，逝世，此项任务才取消。1985年，我转业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刘政军长已离休在家，但他没有忘记我。有一次，他给《解放军报》写了一篇稿，最后非得让我为之修改定稿。我把改后的文字送他审定，他看完后大加赞赏，对他的夫人说：“改得好。不愧为总编辑，大手笔。”我赶忙纠正说：“过誉了。我转业到百花，是一般的编辑。”又有一次，他为了让我为他写当年“大比武”的专著，专程到出版社，到社长郑法清，说：“我想请小颜帮我写一篇大文章，能请假吗？”社长很敬重他，跟他说了许多困难，大意是现在是市场经济，出版社自负盈亏，一个萝卜一个坑，自己挣钱自己花，不上班就没工资。刘政听了，很理解，对社长说：“我和小颜是战友，这个问题好解决。”我说：“军长，我永远是你手下的兵，你的话就是命令。我业余时间干吧。”
第二位军长是阎同茂。他是刘政退下来后，从63军军长位置上平调过来的。按道理讲，后勤部一个小小的副处长，很难与军长有什么联系。但事有凑巧，1983年，总后洪学智部长来我部柏各庄农场调研，阎军长陪同。调研结束后，洪部长交给阎同茂一个任务：以柏各庄的事例为基础，写一篇关于生产与战备辩证关系的文章。阎同茂不敢怠慢，又把任务交给后勤部。后勤部派我和张俊全、席炳武等人到农场调研半个月，然后由我执笔完成。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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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稿交阎军长审阅。他改了几处，由我赴京交总后《后勤》杂志编辑部。很快，校样寄来了，阎军长圈阅：发。从此，我与阎军长建立了联系。正在此时，阎军长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文章发表时，署名已是新的职务了。
两位军长，一位雷厉风行，一位温文尔雅，但他们都对充满深情，以贯彻执行思想为己任，厚重质朴，尊重知识。我当兵那个时候，正是取消了军衔的年代。如果有军衔，他们至少是少将。他们没有把我看成是“臭老九”，而是充分信任，以礼相待。古语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为将军垂青，焉能不倾心沥胆？
对首长、对上级最大的尊敬，莫过于完成好他们交给的任务；对同事、对战友最深的情谊，莫过于发自内心的真诚。当兵18年，无论顺境逆境，我都秉承一个信念，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做一个仁厚的人，一句话：做君子不做小人。张育民部长对我好，我在他有难的时候，就应伸出援手，而不能作壁上观。战争年代，张曾是黄永胜的部下。林彪事件后，张因与黄有些生活上的联系而被要求说清楚。在一次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他做了两次检查都没过关。与我一块儿为大会作简报工作的刘干事（西礼）到我说：“咱俩帮帮张部长吧，把与会的人的反映告诉他，写进检查中，就可以过关了。你执笔，我抄清，最
后让他定夺。”我们这样做了，他的检查很快就通过了。这也算以德报德、不忘感恩吧。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耿耿于怀。那是唐山大地震过后，军机关驻198师营地。因为一件小事，后勤部政委裴正义批评我，我竟当众顶撞他。过后，曾有同事劝我向老政委道个歉，我却不以为然，我行我素。谁知没过两天，政委喊我：“小颜，今晚咱喝酒去。”我不道歉，政委反而请我，让我很惭愧。之后的日子里，他就像没发生那件事，该让我做什么，就布置给我；有空儿还和我说笑话，讲古文。讨论红楼、三国。他不愧为老干部，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十八年军旅生涯战友如云，而知我者不过几人。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至今，与我保持联系的战友有四五个人，我也应该知足了。这几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赵富章：我们后勤政治处的书记，人长得瘦小，机敏干练。人们都喊他小赵，名字却被忽略了。他经
常给首长办一些属于个人的琐事，尤其是这样。1976年，部里确定他转业，他没有料到，说：“下多大的雨，也不能淋到我头上啊！”当他跟部长说起转业的事情时，部长惊讶地说：“你就是赵富章啊！我要是知道你就是赵富章，我就不让你走了。”部长的话令小赵哭笑不得，至今提起此事，仍感慨不已。不过小赵转业回家乡平顶山，从办事员干到正处，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程秋生：司令部装甲兵处参谋。他1950年入伍，1976年转业，服役26年，转业时职务只定为营级。他酷爱写作，回地方后仍勤耕不辍，在《人民日报》等各级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散文、随笔等作品，成为苏州知名作家。他出版一本书，让我为之写序。我写道：“转业时，幸亏没有给他定为团级。如果定为团级，那么，苏州就会多一个饱食终日
的官员，而少了一个作家。”他对我的这句话很欣赏，很满意。如今他已89岁高龄，写作之外，还到处为中小学生作报告，用自己的经历，教育孩子们爱党、爱国、爱人民。唐晓云：政治部宣传处干事，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他写了一首词，压在书案的玻璃板下。我看了，觉得很有文采，便推荐给《天津日报》，发表后反响很好，被许多纪念周总理的书刊选用。从此，他的诗词写作渐入佳境。为这一件小事，他与我每次见面，都要提及。唐晓云为人豪爽，侠义肝胆，由宣传处处长下到坦克一师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工作之余，著文著书，是大学生入伍诸人中的佼佼者。吴培：我们财务处的年轻助理员，与郝玉祥同年入伍，年龄也相仿，是较有发展的“少壮派”。我比他年长近十岁。1985年，他的家属随军。我当时主持战勤处的工作。上边下达为随军家属安排工作的指标，只剩一个了，还有一个单位没有得到。我认为吴培家属已经来了，就把指标给了他，使他的家属很快得到了安置。此事我早已忘记，但吴培却牢记在心。每次战友聚会，他把岳连义、袁德英、曹计森叫着，也不忘叫我。他是一个得滴水之助，便涌泉相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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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兵的人，才懂得战友情谊，那是用金钱不能买到的。当过兵的人，才知道为国捐躯的含义，那不是大话、假话，那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着的实实在在的事情。绿的军营，军营的绿，是我们的青春在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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