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书的辰光进出最多的大概要数学校的食堂了。既然父母都是国家的人，敬业爱岗到以校为家，我也自然地把整个校园当成了自家的花园，把学校食堂看作是自己家的厨房了。表面上看起来颇有点“以天为盖，以地为席”的豪迈，实质上却是穷极之后的无赖——我的父母在我整个的读书生涯中都没攒到过一间属于自己的私房，我的家一直是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而流动的，以校为家其实是居无定所的无奈。我这样说，倘若被同龄人听到是很会激起一点公愤的：六零七零后的伙伴们在童年时期差不多都是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里的。像我这种藉着父母有固定工资，粗茶淡饭一日三餐管饱的人，那真是幸福得像花儿一样，还有什么资格抱怨呢？
整个小学阶段，我都在街亭公社浮塘学校度过。学校似乎是老祠堂改建的，食堂在大厅和教室的最后面，拐弯抹角地绕进去，黑漆漆的很隐秘。我的父母虽然只生得一对子女，却从来不娇生惯养。我的记忆是妈妈从小就把我往好媳妇的道儿上引，我是打一上学就开始在食堂进
进出出瞎忙活的。食堂里砌了一高一矮一大一小两口灶头。高的那口一如那时农村里普通家庭的柴火灶，大镬小镬汤罐风箱一应俱全，用来给老师们做菜烧水；矮的那口更像北方人用的火坑，灶膛挖得很低很深，像头饿极的猛兽，张着膛口不管什么样的食物都能填进肚去，大淘镬上叠着方形的大蒸笼，用来给全校师生蒸饭吃。那个时候蒸饭做菜全用柴禾作燃料，先用柴禾喂饱灶膛，再煮成米饭去喂人的胃。大概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大镬灶也进行过一次革命，原来大张着的镬灶口缩成一尺来长，两寸来宽的小口，还在上面加了一扇活动的小铁门。新镬灶美其名为“省柴灶”，可见灶头革命的出发点是为了省柴。本来烧火做饭是个粗活，自打换了新灶头之后，喂进那张小嘴的食物须得量身定制，大的木头，不规则的柴棒都得劈成符合规格的小长条才能塞进去，硬生生把个烧火夫逼成了细木匠。工友劈一天的柴不够做一顿饭，省柴灶像极一个五大三粗的大肚汉整天嘟着樱桃小嘴使小性子，肚子填不饱，力气也不肯出，蒸出来的饭十顿倒有九顿是夹生的，不仅做的人叫苦连天，吃的人也是愁眉不展气血不顺。没多久，省柴灶就在一片埋怨声中结束使命，被打回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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