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妇女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在中国，特别是在1995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许多妇女研究机构在各个学科背景之下相继成立，进而使得妇女研究涉及到了不同的领域与层次。妇女研究的领域与妇女研究理论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本章所要介绍的是妇女研究理论的主体内容。妇女研究理论的核心是女权主义理论。
女权主义（Feminism）又被译为女性主义。本书将使用女权主义，其主要依据是，西方传统的对妇女的理论研究或当代对妇女与性别的哲学思考均围绕着如何认识妇女所处的被压迫的地位以及如何使妇女能摆脱这种压迫。所有的理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讨论妇女的普遍权益。这不仅充分地反映在启蒙时期的女权主义思潮中，更直接地反映在当代的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潮中。因此，“Feminism”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寻求平等权力的政治含义。
当代的发展实践从70年代开始受到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得女权主义理论通过制度化的条件而得以付诸实践，这就是所谓的妇女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应该指出的是有关妇女问题的研究是在众多不同流派思潮影响下发展的，因此，当我们在研究妇女与发展问题时应该从理论上了解女权主义思潮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特别是在国际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思潮均通过各种渠道介入我国妇女的研究与发展工作的情况下，要想创立有我国特的妇女理论与实践体系，就有必要对各种女权主义流派做一了解。本章将简要介绍各女权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
一．自由女权主义
自由女权主义诞生于西欧启蒙主义运动及法国大革命时期。这一阶段欧洲大地正在经历着一场史无前历的社会变革。在启蒙思想的冲击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进入以工业革命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城市资本主义时期。启蒙主义思想家所倡导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民对权力的高度享有以及权力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是服务于破除封建制度对人的束缚以及对新兴资产阶级获得其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约束。事实上，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们似乎过分沉醉于人做为一个整体的自由与平等，而忽略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以及他（她）们在社会中的不平等状态。罗素（Rousseau）在谈到人的理性时只强调了人做为整体的思维能力，而认为妇女只有能力承担家庭事务。
1792年玛丽·沃尔斯通科莱夫特（Mary 玛丽·沃尔斯通科莱夫特）发表了《妇女权力的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一书（商务印书馆译为《女权辩护》。该书被认为是女权主义及自由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她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同样具有思考的能力，她们的才智低下主要来源于缺乏有效的教育。而不平等的教育则又导致了不平等的机会。她在强调男女平等的观点中比较突出地重视妇女的受教育权。这一论点的形成主要源自于她自身的经历。她自身由于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摆脱了无知、愚昧的状态，成为启蒙运动中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她的《妇女权力的辩护》一书对人类的权力和义务、男性和女性的特点，使妇女沦为堕落状态的原因，国家的教育等许多涉及妇女权力的问题做了深刻的论述。她在书中所概括的关于由于缺乏教育与机会而形成的妇女受压迫的地位的观点
成为了自由女权主义的核心理论。1869年，约翰·斯图尔特·穆靳（John stuart Mill）发表了《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一书。该书诞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妇女问题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教育权的问题，而是妇女在政治上的平等问题，也就是她们的选举权和参政权。“他主张应从法律上维护女权，赋予妇女选举权和参政权，提高妇女素质，接纳妇女进入迄今为男人独占的一切职务和职业。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整个人类关系将得到普遍的整顿，人类的天性将得到极大的好处。”穆靳
（Mill）是世界上第一个妇女参政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撰写了《承认妇女的选举权》和《妇女的参政权》这另两本有关女权的著作。他认为女性被压迫的状态是由于男人的习惯和态度造成的。男人在不适当的道德教育体系中逐步发育出了获得权力的私欲，这就使得男人成为“政治人”。他们的政治权力体现在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的关系中。因此，他认为，消除妇女被压迫状况的出路主要应依靠法律和道德上的变革。他的一系列主张是继玛丽·沃尔斯通科莱夫特之后对自由女权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并被认为是自由女权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无论是玛丽·沃尔斯通科莱夫特还是穆靳都假设妇女在社会中的障碍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和政府的干预而得以克服。他们忽略了社会结构因素特别是制度因素，如：阶级、种族等社会关系对妇女的影响。20世纪以后，自由女权主义的理论发展并没有能超越出早期的基本框架。似乎妇女的教育及选举权力在实践上取得了进展，在理论上就认为妇女不再受到剥削了。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女
性的奥秘》（Mystique The Feminine）一书中，对女性在婚姻中和充当母亲角的作用作了论述。她指出了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对妇女现状的不满意。她号召这些妇女离开家庭去社会中寻更有意义的工作。1980年，她在《第二阶段》（The Second Stage）一书中对妇女的多重角的问题以及如何支持男性女性共同工作，以改革大众价值和观念等进行了分析。事实上，20世纪以来的自由女权主义者的研究角度虽然存在差异但他们都强调选择的自由、个人主义以及机会均等的基本原则。
二．激进女权主义
激进女权主义诞生于60年代末期。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在于这一时代的反主流文化环境。60年代开始由于对市场作用的重新认识，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所产生的资源、环境问题开始进行的深刻反思，促使了人们认识市场之外的社会存在。“家庭”与“自然”被确认为是与市场同时存在的社会结构。而家庭也正是激进女权主义的立论依据。长期以来，家庭被做为一个没有社会生产功能的单位，是个无偿自动人力资源的供应站，是无止境地收容在市场中无用的人的收容站。家庭之所以被认为仅具有这种功能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的父权结构。激进女权主义主张改变这种状况并进一步指出，男权社会系统是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种族歧视、阶级歧视、性别歧视等都与男权结构相联系。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妇女受压迫的状况就必须改变社会的男权结构。激进女权主义者杰泽（Jagger）和罗森博格（Rothenberg）归纳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本特征：
1、妇女在历史上就是最受压迫的体。
2、妇女受压迫是一个普遍现象，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
3、妇女所受的压迫是一种最难被根除的压迫形式，而且它不会因为其它社会变革，如阶级
社会的消亡而被消除。
4、妇女所受的压迫使它的受害者，妇女，深受折磨，然而这种折磨往往受到忽视。
5、妇女所受的压迫为了解其它所有形式的压迫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式。
激进女权主义在理论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观点。第一，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女性受压迫的根源的分析不同，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生物学因素是使妇女受到压迫的主要原因。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她1970年出版的《性的辩证法》（The Dieletic of Sex）一书中指出：妇女由于无法摆脱生育及抚养孩子的任务而不得不从属于男人。因此，妇女运动的目标就是设法使妇女摆脱生育子女的生物学革命。只有这样，妇女受压迫的状况才能改善。她将生理性差别导致的性别家庭角的不同看作是超越种族和阶段的社会存在。费尔斯通在论述妇女受压迫的生物学原因时，同样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她们认为“性别就是阶级”，认为妇女由于从事人类再生产的共同特征而形成了一个阶级。她将社会运动分为三个层面：性、阶级和文化，而性差
异则是最根本的。男权制是社会文化结构，它以妇女的生物功能为基础把妇女定义为“异类”（different s
pecies ）”费尔斯通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揭示了生物因素在性别不平等关系中的作用并为西方生育医学革命提供了社会学的理论依据。第二，激进女权主义的另一理论流派则将性别的社会生物学观点推向极端。他们认为女性只要与男性共同生活就不可能摆脱男性的压迫，因为社会本身是男权社会。男女关系是体现男权结构的主要形式。家庭构建是男性实现其男权的主要体制安排。因此，破除家庭及男女关系中的制度要素是实现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这一理论观点为西方女性性解放如：女性同性恋，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主要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妇女问题的理论。1884年恩格思发表《家庭的起源、私有制及国家》（The Origin of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一书。该书代表古典马克思女权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将妇女的被压迫状况归结于私有财产与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和剥削阶级生来就具有剥削性和压迫性，男人在私有财产和剥削阶级中占有优势的地位。因此，妇女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来源于资本主义和阶级剥削。强调资本主义及阶级剥削是导致妇女受压迫的最终根源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有别于其它女权主义流派的根本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因为是女性而被做为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廉价降低了工人阶级的总体工资水平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形式之一。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强调妇女所受到的经济剥削是妇女问题的核心问题，只有消除对妇女的经济压迫，女性的不平等状况才能得以解决。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主要分为两大体系，一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其主要探讨有关妇女受压迫的根源问题。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的著作中均有非常清晰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妇女问题的观点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阶级包括男性和女性进行剥削的深刻认识的理论。因此，它的妇女理论是政治性的、思想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在马克思主义对妇女问题的论述中，对性别的社会分工的原因没能给予更多的阐述。男权的概念被置于阶级关系及家庭经济关系之下，从而忽视了长期继承的男权社会结构对妇女从属地位的影响。
二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妇女问题的思潮，这也就是通常所讲的非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也可以说并非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这一思潮中的理论观点一方面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激进女权主义的影响。该理论体系具有两个方面的贡献，一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家务劳动也同样创造剩余价值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家庭妇女虽然不在工厂中就业，但她们仍然在为资本主义工作，受资本家的剥削。家务劳动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女权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二是将男权体制定义为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之上的，男性用来维持同阶级的利益并同来支配女性的的社会关系。这种超越阶级的女权主义思想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基础之上，并受到了激进女权主义的影响而形成的当代重要的女权主义流派。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将男权压迫和阶级压迫视为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这种根源主要表现在私有制条件下的阶级压迫以及由私有制而自然衍生出的男性对女性的
控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是根除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手段。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于1971年发表的《妇女的资产》(《Women’s Estate》)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她把对妇女的剥削分为四个方面：生产、生育、社会化与性。她不认为均等的机会或者经济革命以及对生育权的控制能够消除对妇女的压迫。另一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进一步认为男权的基础是性别分工。男权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男性对女性劳动的控制，并由此而产生了家庭和社会中的性别关系。资本主义则将这一社会化过程合理化。
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思潮虽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特别是有关阶级剥削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对妇女压迫的根本影响，因此在解释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的男女不平等时充分运用了阶级理论，但该理论在定义阶级内部存在的男女不平等时却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认为是男权问题。实际上，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形成过程缺乏社会实践的支持，忽略了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在消除男女不平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当不同流派思想的女权主义者面对中国妇女在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所获得的成就时往往无法从现有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获得满意的解释。事实上，许多西方发展学家已经意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给妇女带来的普遍利益。应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为重新认识并进一步发展马
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素材。
五．文化女权主义
女权问题是各种女权主义思潮的理论核心。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理论观点都是建立在男权主导下的社会价值、文化结构及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就如同资本主义制度与对妇女的压迫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一样，男权社会结构赋予了社会中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这种男性价值准则界定了性别的社会行为的规范。因此，无论是古典女权主义还是现代女权主义均在某种程度上寻求单一标准的女性的权力，如：男女平等权的形式庸俗化。这种女权主义研究的文化盲点虽不能影响女权主义理论的创造意义，但却也使许多理论留下了许多缺陷。
文化女权主义正是从重新审视女性的性质与本质出发而思考并探索性别差异的文化的结构因素。文化女权主义抛弃了用男性价值准则及行为标准衡量女性存在意义的传统框架，建立了积极的挖掘妇女自身意义的理论模式，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女权主义。玛丽·戴利（Mary Daly）和艾德里安娜·理查（Adrienne Rich）是该流派的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玛丽Mary Daly 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男性之所以要控制女性是因为他们自身不具备生育的能力。艾德里安娜的许多论著较M.Daly的观点更为深入和广泛。她在崇尚女性意识的同时进一步阐述了女性生物学对女性的重要意义。她在阐述女性本质的时候并没有把生物学和精神要素相分离，而是将二者合二为一，从而摆脱了生物还原主义思潮对性别生物学
的影响。杰西·伯纳德（Jessi Bernard）在1981年发表的《女性的世界》（《The Female World》）对妇女的存在进行了界定：女性做为特殊的存在，她们（1）构成了家族的整合要素；（2）构成了博爱及社会的精神气质；（3）构成与各种行为相关联的文化。
文化女权主义似乎并没有谈及妇女在阶级社会中及男权条件下所受到的双重压迫。而似乎试图从文化的角度，通过重新确定妇女的存在价值，特别是存在的正向意义来构建新型的平等的性别关系。该思潮对阶级压迫及男权统治的忽视，或者说没有成为焦点，实际上是具有时代背景的。文化女权主义主要形成于70年代末期以后的西方社会，这一期间，做为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激进女权主义影响下的性解放运动，使得研究者无法广泛而深入地体会到实际上仍然存在的阶级及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这也构成了文化女权主义的极大缺陷。
六．后结构女权主义
在回答“什么是妇女”这一概念性问题时，文化女权主义认为，妇女是存在的，她们的日常生活、存在的价值以及她们的自身特性均可做为定义妇女的基本内容。与此相反，后结构女权主义将妇女做为一类人本身就是问题。文化女权主义虽然重新审视女性的性质与本质，但它的理论框架仍局限在结构主义的思想范畴。西方二战以后的社会发展实践使得曾经风靡一时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日显其理论缺陷。因此，后结构主义思潮开始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女权主义研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被认为是西
方后结构主义的核心人物。西蒙不接受“永恒的女性气质”这样一种说法，不承认有女性特质，不同意将女人做为一种概念进行定义和分类。她认为：“从科角度上讲，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特性都是取决于处境的一种反应。如今这所以不再有女性气质，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存在过。”后结构主义并不否认存在的事实，西蒙不承认女性的特质并不等于她没有看到妇女受压迫的现实。西蒙这样论述道：“不接受永恒的女性气质、黑人的灵魂和犹太人的性格这类概念，并不等于否认犹太人、黑人和女人在今天的存在，也并不表明这几种人已经得到解放……”她进一步论述道：“其实只要出去走走，睁开眼睛看看，就可以发现人是分为两种人的，他们的衣着、面貌、身体、笑容、步态、兴趣和从事的工作都明显地不一样。这些差别也许是表面的，也许要消失，但目前明显存在却是确定无疑的。”实际上，西蒙在其著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就深刻地分析了男人和女人在现实中的不平等，书中她讨论了男人是如何确认其自身为“自我”（self）而女人为“他者”（the other）。这种认识论中的二元论界定了妇女不仅不同于男人而且劣等于男人。后结构女权主义在针对结构化的压迫的条件下，对妇女的地位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其它女权主义的方案。他们把妇女所处的不平等地位的原因没有归结到妇女做为一类体在男权化社会中所受的压迫，而是寻求个体方面的原因。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妇女试图摆脱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她必须首先克服造成不平等的现实因素。西蒙就此建议：（1）即便是在妇女受到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妇女也必须去工作。因为妇女只有通过工作才有可能获得机会。（2）妇女需要成为知识分子。因为脑力活动强化妇女的思维与观察，从而避免仅仅被观察和被思考。（3）妇女需要为社会的转型而努力工作，因为社会转型会有助于改变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冲突。
一些学者对后结构女权主义的认可还是出于对推动女权主义运动的现实考虑。朱迪斯·巴特勒就在其“暂时的基础：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问题”一文中论述道：“在20世纪80年代初，女权主义者的‘我们’恰恰受到有妇女的攻击，她们认为那个‘我们’不可避免地总是白人妇女，那个意欲凝聚妇女运动的‘我们’恰恰成了造成痛苦分裂的原因。”她进一步争论道：“任何给妇女范畴以普遍或具体内容的努力，假定事先需要团结的保证，将必然地产生分裂，而作为出发点的‘身份’也永远不能成为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巩固基础。身份范畴永远不只是描述性的，而永远是标准化的，而且还具有排他性。”但是，朱迪斯这样论述并不是否认女权主义运动或否认使用妇女这个词汇，而是主张不要用标准化的概念去看待女权主义和妇女，而是主张：“为了将指称物重新变为所指，为了认可或保证妇女的范畴作为重塑含义的场所，就要扩大赋予妇女含义的可能性……”
七．生态女权主义
subjection生态女权主义是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又一女权主义思潮。其之所以被称为生态女权主义，主要是由于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女性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弗朗科斯（Francoise
d’Eaubonne）被认为是生态女权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她于1984年出版了《女权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 ou La Mort》）一书。她在书中首先提出了妇女在生态运动中的潜力，并由此形成了妇女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女权主义理论观点。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对妇女和对自然的统治与支配是并存的，这中间
也包括对有人种、儿童和下等人的统治与支配。生态女权主义在承袭女权主义主要理论与主张的同时，更突出了从女性的角度来认识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重视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她们认为在女权主义的主张中，如果不能从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来强调生态系统及环境的主张，那么任何女权主义主张都是不完整的。同时，任何环境哲学如果不考虑生态女权主义的观点也是不完整的。生态女权主义将妇女与自然的关系理论应用到各种社会结构中，并重视对种族、年龄、性别因素的分析。因此，就形成了其理论的多元文化性。实际上，正如凯伦·沃伦（Karen J.Warren）在她编集的《生态女权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生态女权主义提供了一个多元性的框架，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因此，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生态女权主义哲学。不同主张的生态女权主义观点均来自不同的哲学视角。当然，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对妇女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著名的生态女权主义活动家范戴纳·希瓦（Vandana Shiva）的生态女权主义主张主要来源于对实证科学的否定的认识论。她将实证科学及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对环境、资源的副面影响与妇女在此过程中所受到的压迫与不平等相互联系。并进一步提出了现代技术的性别不平等性。这种观点实际上具有某种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只是她的观点没有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阶级剥削的角度来审视性别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她的观点受到了西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影响。更突出的是，她的生态女权主义包含了十分明鲜的反“现代化”彩。因为她认为西方现代化导致了许多新的性别问题。
在生态女权主义的各种主张中，普遍存在基于女性与自然的本能的关系的对女性的崇尚，如强调妇女的
感知方式和知识，妇女与自然的合谐，从而引入许多发展的实践问题。这一普遍的通俗生态女权主义受到了某些规范生态女权主义思潮的批评。维多莉亚·戴温（Victoria Davion）认为通俗生态女权主义的主张只不过是对女性单方面的理解与认识而不是生态女权主义，因为任何不包含对女性化和男性化角进行置疑的观点都不能被称为女权主义。
如上所述，各种女权主义理论主要产生在西方社会。从早期的自由女权主义到后结构女权主义均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一整个过程，伴随着阶层利益关系的变动。在这一系列的变迁过程中，性别关系这一人类发展过程中永恒的冲突主题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认识性别关系的理论思潮：女权主义，也表现出了变化的鲜明趋势。这些思潮主要代表了“主流”社会的社会变迁的特点，并没有反映出发展中国家社会变迁中的性别模式。如象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性别模式的变迁就无法从中出答案。当然这些女权主义理论并没有国家的针对性。但是，后工业化社会中的性别的特征一定是有别于发展中国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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