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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杀死一只知更鸟》自1961年出版以来，至今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售出超过三千万册，广受国内外读者好评，具有很高的文学研究价值。选取高红梅译本和李育超译本中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原文及译文为研究对象，结合生态翻译理论的三维转换法，对译文进行对比研究，从而让读者意识到生态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性，同时对所翻译的语言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才能得到更受读者青睐的译文。
［关  键  词］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法；汉译对比；《杀死一只知更鸟》
生态翻译理论视域下《杀死一只知更鸟》的汉译本对比
兰可欣
一、引言
《杀死一只知更鸟》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小说主要人物有父亲阿蒂克斯，女儿斯库特，儿子杰姆，小说主要是以女儿斯库特的视角来展开描写的。围绕着阿瑟·拉德利和汤姆·鲁滨逊这两个人物，斯库特和哥哥杰姆、好朋友迪尔三个小伙伴在一次次经历中成长，通过父亲阿蒂克斯为汤姆·鲁滨逊辩护，揭露了当时美国南部动荡年代人们对黑人的歧视与黑人所受到的不公待遇，同时向人们展示
出黑人在当时社会下生存的艰辛。这部作品传递的价值观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它呼吁人们反偏见，反种族歧视，而语言鸿沟很有可能成为我们学习的壁垒，要完全理解原文本就必须读懂原文本，依照字、句、段落理解作者欲传达的观点，高红梅和李育超所处时代不同，接受的文化熏陶、翻译风格、对原文本的理解也不同，除这些因素之外，由于多种不确定因素，不同译者在翻译同一篇著作时，会对原文产生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最终翻译形式也会有所差别，从而会以不同方式传达原文内容，因此，我们需要对不同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到最贴合原文本人物、情节和语境的版本，从而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原作者的内心情感和原著的魅力，与作者的价值观产生共鸣。
二、生态翻译理论概述
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胡庚申于2001年首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翻译理论，即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它的产生与发展建立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至今，生态翻译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近20年自我创建、自我确证、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发展历程，生态翻译学研究在中国翻译学界获得了积极的肯定与长足的发展，形成了独
树一帜的生态范式研究。生态学是奠基于整体主义的科学，其研究方法强调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整体性。生态翻译理论强调翻译就是适应与选择，其核心理念就是以译者为中心，以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作为翻译的主导方法，凸显了翻译就是要以适者生存为原始目的，建构了一个将翻译适应选择论与生
态翻译学之间连接起来的“论学一体”的同源贯通的生态范式。胡庚申说，所谓生态翻译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而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将翻译方法简括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关于三维转换法，胡庚申认为，“三维”转换、译者中心、译有所为，以及生态范式、生态翻译环境等命题在翻译研究中的接受程度相对较高一些，应用研究也更广泛一些。
三、《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三维转换法（一）语言维
胡庚申认为，在语言维度转换的过程中，译者的工作方向是寻新的语言形式来呈现原文本的文化内涵，并满足源语言的要求，符合目标语言的翻译生态环境。具体而言，语言维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例1：What Jem did was something I’d do as a matter of course had I not been under Atticus’ interdict， which I assumed included not fighting horrible old ladies.
我是一只小鸟
高红梅译本：杰姆做的那件事，假如没有阿蒂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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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禁令，其实我也会做的，因为我假设那禁令也包括了不让我们跟恶老太太干架。
李育超译本：假如没有阿蒂克斯的禁令，杰姆做的那件事儿也少不了我的份儿——那个禁令在我看来也包括了不和面目可憎的老太太对着干。
这个例句反映了两位译者不同的语言风格。两位译者将第一句话的顺序做了不同的调整，对于首句“What Jem did was something”，高红梅依然选择了直译，依照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来看，句式结构生硬，在语言表达上平直，而此处李育超的译本调整了句式，把“杰姆做的那件事”提到前面，逻辑关系表达得更准确，“假如……我可能也会做”，“I’d do as a matter of course”译成“少不了我的份儿”更加口语化，显示出了斯库特第一人称视角的俏皮劲，李育超充分根据翻译生态环境做出了适应性选择。“fighting”意为“打架，斗争”，高红梅仍然选择直译，但此处原文作者明显不是说孩子们会和老太太真的打架，阿蒂克斯只是不想让兄妹两人与老太太起矛盾，李育超将其处理成“对着干”非常贴切地传达出了原文的情感彩与意义，从语言层面还原了原作者想表达的意思。
例2：On the way home I nearly hit Mr Link Deans， who said， “look out now， Scout!” When I missed a toss， and when we approached Mrs Dubose’ house my baton war grimy from having picked it up out of the dirt so many times.
高红梅译本：在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抛着体操棒，一失手没接住，差点打到林克·迪斯先生。“斯库特，
看着点儿！”他说。等我们快走到杜博斯太太家时，我的体操棒因为无数次掉在地上，已经肮脏不堪了。
李育超译本：回家路上，我一个劲儿地抛体操棒，一失手没接住，差点儿打到林克·迪斯先生。“斯库特，你看着点儿！”他朝我喊道。等我们快走到杜博斯太太家的时候，我的体操棒因为无数次掉到地上，已经脏得不像样子了。
两位译者都做了增译处理，原文本中并未写到斯库特在抛体操棒，译者是根据上下文来增添的，因为后文斯库特差点打到林克先生且体操棒无数次掉到地上。从语言维的角度来看，李育超的译本语言更生动，“不停”和“一个劲儿”都在强调动作的持续进行，从时态特征上符合原文的语境，此外，比如“已经脏得不像样子了”“已经肮脏不堪了”，高红梅的译文更贴合书面语言，李育超的译文更口语化，《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受众对通俗口语化的文字的接受程度会更高。此外，对于原文的“who said”，高红梅选择直译，而李育超选择意译，将其处理成了“他朝我喊道”，更符合原文语境，措辞也更为考究，语言的生动让原文本的情节活泼了起来，人物彩也更加鲜明了。
（二）文化维
文化维的适应选择转换指的是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要注重文化内涵的传达，翻译时不应仅局限于语言文字的对应传达，文化和思想的传递也非常重要，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在进行原语语言转换的同时，
应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
例3：The warm bittersweet of clean Negro welcomed us as we entered the churchyard-Hearts of Love hairdressing Mule， pepper mint， and lilac talcum.
高红梅译本：进入教堂院子后，扑面而来的是股洁净的黑人身上散发出的温暖苦甜的气息，一些“爱之心”发乳混合着阿魏、鼻烟、“霍伊特”古龙香水、布朗骡子牌嚼烟、薄荷以及丁香搽粉的味道。
李育超译本：我们走进院子，一股苦甜参半的温暖气息扑面而来，那是从一身洁爽的黑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混合了“爱之心”发乳、阿魏、鼻烟、“霍伊特”古龙香水、布朗骡子牌嚼烟、薄荷和丁香爽身粉的味道。
在这一段的翻译中，高红梅直接译成一个长句，词组成分过多，英译汉时句式成分杂糅，修饰成分较多，读者很难一下捋顺这段话，且一般不会用“洁净的黑人”来形容爱干净讲卫生的黑人，此处不宜采用直译法来翻译，那个年代黑人都是遭受歧视的，在这种“歧视文化”的前提下，黑人一般是“臭熏熏”的，此处却要用干净来形容黑人，可见作者想以此来摒弃人们对黑人的偏见，李育超译本则深刻理解了原文的文化背景。此外，高红梅和李育超分别将“lilac talcum”处理成“丁香搽粉”和“丁香爽身粉”，作为接受语为中文的读者，一般不清楚什么是搽粉，而为了消除这一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李育超将其译成“丁香爽身粉”就很容易被中文读者接受。
（三）交际维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在选择转换时除了关注上述二维外，还应当注意原文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有效传达。翻译表面上看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但其本质意义在于信息文化的交流。如果译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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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目标读者理解交际意图和原文意思，就需要传达语言形式、文化内涵，尽可能向目标读者传达交际意图。
例4：She owned a bright green square Buick and a black chauffeur， both kept in an unhealthy state of tidiness， but today they were nowhere to be seen.
高红梅译本：她拥有一辆碧绿的别克轿车和一个黑人司机，二者都被保持着不正常的整洁状态，不过今天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
李育超译本 ：她有一辆四四方方的亮绿别克轿车，还有个黑人司机，连车带司机都整洁得近乎病态，不过今天我连他们的影子也没见着。
首先，高红梅选择省译，对于“square”这个单词她并未将其译出，“square”一般指正方形、广场，这里的老式别克轿车从外观上看是“四四方方”的，而李育超译成“四四方方”更好地达到了交际效果，能让目的语读者理解这辆别克轿车的大致形状，脑海里能有画面感；其次，“both kept in an unhealthy state of tidiness”，高红梅直译成“被保持着不正常的整洁状态”，而英文中的被动句型在汉译时最好能处理成主动句型，否则读者难以厘清“被保持”的逻辑，而李育超译本译成“连车带司机都整洁得近乎病态”，将“unhealthy state of tideness”进行语义修饰，对姑姑爱干净的痴迷程度有了更清晰的认知，李育超在翻译原文时，很好地发现了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并成功进行了适应性选择转换。
例5：There was no sign of piano， organ， hymn-books， church programs——the famous was dim inside， with a damp coolness slowly dispelled by the gathering congregation.
高红梅译本：这便是教堂里唯一的装饰了，这里看不到钢琴、管风琴、唱诗本和礼拜设施——这些都是常见的教会辎重，是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能看到的。
李育超译本：这里也看不到钢琴、管风琴、唱诗本和教会活动手册——要说起来，这些本是教会必备的，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能看到。
此例句主要体现不同文化下不同译者翻译时的差异，首先，“programs”有计划、节目、课程的意思，根据上下文联系，这里的“church programs”指的是教会活动时所使用的手册，高红梅译成“礼拜设施”较为
模糊，范围较大，读者容易想到体积较大的桌椅等设施，而李育超翻译成教会活动手册，更加具体化，即使是中文语境下，读者也能更加明白其背后的交际意义。
四、结语
两位译者在年代、文化背景上都有所不同，呈现的翻译风格也有很大的区别。通过对比笔者发现，在文本的语言表达上，两位译者都尽可能地为贴近源语做出了一定尝试，高红梅译本和李育超译本都能一致传达原作语言的基本含义，但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来看，虽然两位译者都忠实了原文，但李育超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辞藻的处理更加灵活，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可读性更高。高红梅译本更多是偏向于直译，仅仅能满足语言维层面的要求，而李育超的译本更偏向于意译，能抓住原文的“精髓”，细节问题处理得更加得当，适应性选择转换的完成度更高。
通过对比两位译者的翻译，笔者发现了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法的重要性，在今后的翻译过程中，理应基本满足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法的三个层次要求，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方面分别实现原文语言传递、文化内涵传递以及主题信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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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