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魏晋士人追求超越名教礼法，张扬个性，也就必然追求越“理”任“情”，努力将人的自然之性、生命之情从伦理规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充分的满足和自由，由此，尚情钟情、畅情任情成为当时人格美的重要标准。
魏晋时期，中国古代情感观出现了划时代的新变：以情为本、尚情重情、畅情求美成为时代哲学、美学思潮的主流。刘劭的《人物志》首先标举人的情性，开启魏晋重情思潮的先声。正始玄学代表王弼提出“圣人有情”论，明确地将“情”提升到人格本体的高度，打开了魏晋重情思潮的闸门。王弼之后，竹林名士和西晋名士都继续高扬人的自然情感。从《世说新语》及相关资料可以看出，魏晋士人的尚情特质表现在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对亲人、对朋友、对家国还是对自然万物，他们都普遍怀有一种深切的关爱、体恤、悲悯之情。
首先，魏晋士人特别重视亲情。
“不爱其亲，焉能及物？”一个对自己的亲人都缺乏爱心的人，怎会去爱别的人和物呢？孝悌的实质是亲亲之爱，这种爱出于自然，同时又是人类道德情感的根基。子女孝敬父母的事例，在《世说新语》中屡见记载：“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炊囊作食。”“王长豫为人谨顺，事亲尽养之孝。”“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遭母童夫人艰，朝夕哭临及思至，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不仅晚辈孝敬长辈，同样，长辈也对下辈也慈爱有加。《世说新语》载：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取其言，更为之恸。（《伤逝》4）
王戎的儿子不幸早逝，王戎悲不自胜。山简劝慰道：“孩子不过是怀抱之物，何至于悲痛得这个样子？”王戎说：“圣人忘怀于情，下愚之人则不懂得感情。最重感情、对感情最执着的，也就是我们这些人。”王戎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他的这段话可以说代表了整个时代的最强音。在他看来那些如圣人所要求的那样“忘情”的人不是真正的人，那些不懂得感情的下愚之人更不是真正的人，只有像他们那样看重感情、执着于感情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这是“人”的观念的历史性突破，是人的觉醒的集中体现。因为人的觉醒首先是人情的觉醒，有了自觉的情感，才是一个自觉的人。《世说新语》又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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