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身世太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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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文本中闺阁女儿命运解读刘
洋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部，湖南常德415000）
摘
要：张爱玲是一位具有成熟女性意识的现代女作家，她以自身的女性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考写出了自然性别
给女性带来的种种不幸，展现了“五四”妇女解放运动后闺阁女儿们的真实生存处境，从民族文化深处揭示出以父权文化为中心的宗法文化对女性精神与命运的奴役，解构了“五四”女性解放的神话。
关键词：闺阁女儿；生存处境；
宗法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743（2019）06-0095-04
The Daughter ’s Life is too Bleak
———
Fate Analysis of Boudoir Daughters in Zhang Ailing ’s Text LIU Yang
（Department of Public Course ，Changde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Changde ，Hunan 415000）
Abstract ：Zhang Ailing is a modern writer with a mature female -consciousness.With her own female life experience and
rational thinking ，she writes all kinds of misfortunes brought to women by natural gender ，reveals the real living situation of boudoir daughters after the May 4th Women ’s Liberation Movement ，reveals the slavery of women ’s spirit and destiny by patriarchal culture centered on patriarchal culture from the depths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deconstructs the fairy tale of women ’s liberation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Key words ：boudoir daughter ；
survival situation ；
patriarchal culture
收稿日期：2019-04-01作者简介：刘
洋，1981年生，女，湖南常德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张爱玲简介
张爱玲作为20世纪40年代红遍上海滩的传奇女作家，她以自己的女性身份，用女性视角为读者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女性世界。她用冷静细致的笔书写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与挣扎，触摸她们身上的伤痛，展示她们真实的生存处境。因而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许多研究者着眼于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和把握，对其作品中女性形象及其命运运用女性生理心理、社会处境、经济地位等相关理论进行解读，“展露和剖示女性生存状态及其深层意识中的传统印痕”[1]。香港学者林幸谦的著作《荒野中的女体》《女性主体的祭奠》对张爱玲小说的压抑主题和反父权体制进行了深入论述。因张爱玲写作的时代距“五四”运动已过去20多年，学者们将其文学视为五四文学的别派，因此对张爱玲与“五四”女性解放运动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张爱玲虽未
直接参与“五四”女性解放运动，却是在“五四”女性解放运动后成长起来的，隔着时空，张爱玲能更好地审视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女性解放运动。她将其转化成故事发生的背景，用笔还原闺阁女儿们真实的生存处境，揭示以父权文化为中心的宗法文化对女性精神与命运的奴役，在对女儿们命运的书写中解构“五四”女性解放的神话。
一、依附的家庭地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男性启蒙精英在中国社会倡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启蒙精英的呐喊下，大批青年女性走出高墙深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身自由，但很快她们便发现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父权文化和宗法性别秩序依旧奴役着女性的精神与命运，使她们无法摆脱从属地位，难以走向真正的解放。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女性在经济
第38卷第6期2019年6月
怀化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AIHUA UNIVERSITY
Vol.38.No.6Jun.2019
上需依附于男性才能得到生存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男尊女卑的局面。张爱玲出生时“五四”女性解放运动已经发生，但早年的生活经验使她清醒地了解封建的父权家庭，也洞察了女性在宗法文化重压下的生存处境，她将自己的女性经验投射在了她文本中的女性人物身上，书写父权家庭中闺阁女儿的种种不幸命运。
宗法社会女性从一出生她的性别身份便规定了她的命运。她们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任何一点自己的财产，也没有继承权，出嫁前，她只能依附于自己的父亲，出嫁后，则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创世纪》一文中的祖母匡老太太，出生在一个官僚大家庭，在那个女儿只有姓没有名的年代，她却有个名字叫紫微。传统宗法制度对女性的闺阁身体有着严格的限制，女性活动的范围只能在家中，《女论语》中规定:“有女在室，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露声音。”紫微“一直住在天津衙门里，到十六岁为止没出过大门一步”[2]135。紫微的第一次出门是在八国联军那一年，那年她十六岁，为了躲避八国联军，父亲的老姨太太带着她一起逃往南方。逃难结束后，老姨太太告诉她，这次离家前父亲曾交代，如果路上遇见乱事或兵匪，先把她推下河或井，戚父说“不能让她活着丢我的人”[2]136。在父权制度下，女儿是父亲的财产，是一个依附于父亲的她者，父亲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处置她，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的:“如果她是一个少女，父亲就会有支配她的各种权利。”[3]94作为男性主体的父亲拥有处置女儿的各种权利，因此当父权尊严可能受到威胁时，首先想到的便是牺牲女儿的性命以保全父权的尊严和完整。年老的紫微回忆起年轻时的往事，不禁感慨道:“像他自己的女儿，再疼些，真到了紧要关头，还是不算什么的。”[2]139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经历过“五四”女性解放运动，《创世纪》文本中孙女辈的潆珠与祖母紫微相比，她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但她身为女儿的压抑处境是否得到根本改变呢？潆珠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刚出世的时候很娇贵，但一等到有了弟弟，家里谁都不拿她当个东西了，由她自生自灭。作为女儿，潆珠和她的妹在父亲的眼里只不过是必要时获取钱财的物品，可以被任意地买卖与处置，“真要到那个时候，我两个大点的女儿，叫她们去做舞女，那还不容易！”[2]115她的家“对她，是没有恩情可言的”，拥挤的家中没有她的位置。小说中有这
样一个细节，一家人围在一桌吃饭，“她很快就吃完了”，“大家把椅子稍微挪了一挪”，原本她的那个位置就不存在了，就好像她从未在这个家中存在过。她偷溜出来在药房工作，虽然药房“暗昏昏的”，但却是“清新可爱”，潆珠很快乐，她觉得“和家里是太两样了”，“待她好一点的，还是这些不相干的人”，潆珠为何会有这样的感受？那是因为家里还不如外面来得温暖。在外受了委屈，妈不帮她，奶奶不理解她，曾经同样备受压抑的祖母紫微如今也站在宗法父权的立场上对待新一辈的女儿。对于潆珠而言，家中没有人在乎她，也没有人真正关心她，亲情在这个家中是缺席的。文本中，潆珠喊出了压抑已久的不满与愤懑，她大声地质问道:“你要我怎么样呢？你要我怎么样呢？”这呐喊声是她对身为女儿命运的焦虑与不安。
《花凋》中的川嫦和潆珠命运相似。她是家中小女儿，二十一岁时得肺病死了，死后她的墓碑上刻着“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然而事实的真相却并非如此。川嫦的家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她的父
亲郑先生是一个遗少，“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4]413。川嫦兄弟姊妹较多，“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因此她在家里不免受委屈”[4]415。川嫦得了肺病，郑先生看见女儿的病态时，也会“不禁泪流满面”，但听到要拿钱为女儿买药时便立马改换态度，“我花钱可得花个高兴，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现在是什么时世，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我看我们也就只能这样了”[4]429-430。面对亲生女儿，父亲可以如此冷酷无情。母亲郑夫人害怕自己拿钱给女儿买药，会暴露自己有私房钱的事实，也不愿拿钱为川嫦买药。在郑先生郑夫人眼里，女儿的命没有金钱重要。事实上病后的川嫦并没有要求父母为她付出更多，反而因自己生病给家人带来拖累而自责内疚，病后的她终日自省，最终她看到了自己悲剧的真相：她只是家中的一件物品。“川嫦自己也是这许多可爱的东西之一；人家要她，她便得到她所要的东西。”[4]430-431现在她的家不要她了，可怜的川嫦死在了三星期后。
郑川嫦的死与她女儿的身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宗法社会，女儿的意义可以定位为“物品”，为男权社会提供受剥削、压迫的资源。《多少恨》一文中的虞家茵一个人在外谋生，但她的父亲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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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放过她，不仅向她索取钱财，而且逼迫她去给人家当妾。《倾城之恋》中离婚后回到娘家的女儿白流苏，在家中被兄嫂骗光钱财，受尽他们的冷嘲热讽，她的母亲没有安慰她，替她主持公道，反而成为男
权文化的帮凶，她恍然发现“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女儿在家中本就没有地位，离婚后回到娘家的女儿更是低人一等，被人瞧不起。宗法社会，女性本没有家，有的只是父亲的家，兄弟的家，丈夫的家，如今父亲的家已是兄弟的家，兄弟容不下白流苏这个可怜的女儿，为了生存她只能选择再一次逃走，但白流苏的这一次逃离并没有走向独立，而是走向了另一个男人——
—成为了范柳原的附属品。
在父权制社会，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观念根深蒂固，女性的性别身份决定了她们低下的家庭地位。她们被限制在父权家庭中，家中的环境气氛却令她们窒息。她们努力学习在这家中生活，可家却没有给她们带来温暖。张爱玲文本中紫微、潆珠、川嫦、家茵、白流苏这些闺阁女儿们，她们温和、卑微、顺从，没有怨言，也不懂得反抗。“五四”妇女解放运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女儿们在家中依然是以依附者的状态存在，命运依旧掌握在父权家长的手中，被动地接受父权家长为她们安排的各种人生，演绎着父权文化下身为女儿的悲剧命运。
二、尴尬的教育与婚姻
宗法男权势力为了维护他们对女性的绝对统治地位，让女性必须一直依附于男性而存在，他们用自己掌握的话语权，为女性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为规范。为更好地从思想上对女性实行控制，汉代还出现了向广大女性传授“三从四德”封建宗法思想以及道德伦理观念的女教。教育和习俗使女性难以形成自己独立的
人格，它们压抑了女性的个人野心，致使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其存在的最高价值便只能是嫁为人妇。“结婚，是社会传统赋予女人的命运。”[3]487女性只能通过婚姻谋求自己合法的社会地位，然而“合两姓之好，结秦晋之缘”，在中国古代婚姻的考量中，家族的利益才是首要考虑的，父母长辈不考虑女儿的情感和意愿，也不会顾及对方的想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不仅成为社会的标准，它也内化成了女性自身的规范要求。张爱玲通过书写闺阁女儿们的教育婚姻状况，深刻洞察了这一儒家传统女性观对闺阁女
儿命运造成的深远影响。
《创世纪》里的祖母紫微虽然深得父亲的疼爱，但她也无法像男性一样接受教育，“八岁进书房，交了十二岁就不上学了”，为了防止她胡思乱想，还要学习很多诸如“写小楷、描花样”等细活。在宗法社会，女性接受的教育一般只能是家庭教育，而这种家庭教育是教会她们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家庭女性的教育，是要女性绝对服从男性的教育。教育权利的丧失使得女性逐渐丧失主体自我，知识的匮乏让她们失去了思考能力和反抗意识。当父亲给紫微讲书时，紫微知道自己听不懂也没关系，因为自己是女儿。作为女儿，紫微没有财产，也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么嫁人便是她唯一的体面出路。但身处父权文化中的紫微无权选择自己的丈夫，她只能作为一件没有感情的物品，由父亲将她移交给她的丈夫。紫微二十二岁时，父亲给她指定了比她小六岁的从未见过面的丈夫。她到老也没明白“老爹爹这样的钟爱她，到临了怎么这样草草的把她许了人”[2]139。
“五四”女性解放运动兴起，男性启蒙精英大力提倡女子教育，宣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现代婚恋观。一些新女性走出家庭，和男子一样接受现代教育，勇敢追求爱情，但那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女性都已被男权文化内化殖民，她们不懂得反抗来自男权势力的压迫。《茉莉香片》中冯碧落在定亲以前，渴望能进学校读书，尽管此时已是“五四”之后，但冯家是守旧人家，让她去读书是不可能的。冯碧落在订婚前遇到了言子夜，两人产生了感情，但这段感情遭到了冯家人的反对。当言子夜提出两人一起出国时，冯碧落拒绝了，“她得顾全她的家声，她得顾全子夜的前途”。张爱玲在作品中写道:“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
—悒郁的紫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5]虽然经过“五四”女性解放运动，但宗法道德伦理观念已经深植于女性血肉，并内化为一种行动自觉，冯碧落不敢如“五四”新女性一般勇敢地冲出家门，去争取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最终由父母做主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人，无爱的婚姻让她过早地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当年“五四”女儿们奋力挣脱的包办婚姻依然捆绑着一代又一代女儿，她们无
刘洋：女儿身世太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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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挣脱传统文化套在她们身上的精神枷锁。麻油店的女儿曹大姑娘还是由哥哥做主嫁给了姜家残废的二
少爷，成为了姜家的二少奶奶。
张爱玲文本中川嫦的母亲郑夫人虽然是一个传统女性，但她具有较强反省能力。因为种种原因郑夫人没能实现自我，但她希望女儿们不要重蹈她的人生覆辙，因而从小就告诫女儿:“好好念书啊，一个女人，要能自立，遇着了不讲理的男人，还可以一走。”[4]420但《花凋》中郑家的四个女儿都没能在学业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最小的女儿川嫦好容易等到们都出嫁了，指望着父亲把她送进大学，郑先生却不愿拿出钱来供她上学，理由是“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4]416，郑先生受传统宗法性别歧视观念的影响，不愿在女儿的教育上花费金钱。《创世纪》中潆珠她们姊妹几个全是读到初中毕业以后就没有再读了。潆珠不仅读书受到限制，连外出工作都要偷偷摸摸溜出去，不敢让家中的长辈知道。川嫦和潆珠这两个女儿的处境映射出了“五四”女性解放运动后许多女儿们的命运，而她们的母亲郑太太和全少奶奶则将是她们未来的人生写照。
新一代女儿川嫦、潆珠与旧一代女儿紫微、曹七巧、冯碧落相比，她们接受了现代教育，行动相对要自由，但面对婚姻，实际上可供她们选择的空间和对象也是非常有限的，最终还是由父兄主宰。川嫦经自己的夫介绍认识了章云藩，并爱上了他，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她眼前的第一个有可能性的男人”，她没有比较和选择的机会。“潆珠见她母亲竟是千肯万肯的样子，反而暗暗地惊吓起来，仿佛她自己钻进了自己的圈套，赖不掉了。”[2]106婚姻不能自主，潆珠充满焦虑与不安。《红玫瑰与白玫瑰》一文中孟烟鹂与川嫦、潆珠相比，她接受过更多的现代教育，上过大学，但她同样是接受家人安排的相亲，嫁给
了佟振保。她爱佟振保，“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许多人之中指定了这一个男人是她的”。《琉璃瓦》中的铮铮、《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她们都接受过现代教育，但最终都接受了家中安排的婚姻。
《封锁》一文中的吴翠远，张爱玲给她安排了一个相对比较开明的家庭，家里鼓励她用功读书，毕业后留在大学教书，可以说在那样的时代应该是女子职业的新纪录。到了二十五岁时，家里人却渐
渐对她没有了兴趣，“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一个有钱的女婿”。吴翠远接受了现代大学教育，在社会上获得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她却产生了一种失婚的恐惧。在封锁的电车内，吴翠远竟然荒唐地恋爱了，最后这一切随着封锁的结束而结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张爱玲在这一文本叙事中揭示出在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中国社会，女性即使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但又不得不面对婚姻的困境。在这个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女性挣扎在事业与婚姻的两难处境中。几千年的宗法伦理道德将女性从文化上进行了阉割，她们无法挣脱传统文化的滞重。对于女人而言，婚姻是比大学教师更体面的一种职业。张爱玲曾说，“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6]。经历了“五四”女性解放运动，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新女性和传统女性的命运并无不同，她们接受的现代教育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现实处境，她们最终的社会价值依然体现在婚姻，婚姻是她们获得社会肯定的唯一路径，一旦有可能失去，便会不安与恐慌。
紫微、潆珠、川嫦、家茵、白流苏、吴翠远这些闺阁女儿们生活在父权家庭中，她们的自然性别决定了
她们的家庭处境以及教育与婚姻困境。尽管“五四”女性解放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开展，但封建宗法文化和性别政治的统治仍无所不在。时过二十年，闺阁女儿们依旧承受着父权宗法文化对她们的重压，传统的宗法女性观依旧是她们寻主体摆脱附庸地位路上的绊脚石，一代又一代女性用自己的经历证明着女性解放运动的虚妄。张爱玲在闺阁女儿们真实生存处境的书写中表达自己对女性解放的理性思考，同时也消解了“五四”女性解放的神话。
参考文献：
[1]乔以钢.张爱玲的女性观及其前期创作[J].中国文化研究，1998，（3）.
[2]张爱玲.创世纪·张爱玲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3][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
社，1998.
[4]张爱玲.花凋·张爱玲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5]张爱玲.茉莉香片·张爱玲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232-233.
[6]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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