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和她的三姑杨荫榆
作者:陶方宣
来源:《同舟共进》2021年第11期
弄堂里

年轻时的杨荫榆
        钱锺书夫人杨绛晚年回忆被鲁迅痛骂的三姑杨荫榆时,这样写道:“我不大愿意回忆她,因为她很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她。她在女师大的作为以及骂敌遇害的事,我都不大知道。可是我听说某一部电影里有个杨荫榆,穿着高跟鞋,戴一副长耳环,这使我哑然失笑,很想看看电影里这位姑母是何模样。”
        杨绛父亲杨荫杭有兄弟姊妹六人:大出嫁不久即患肺病去世,大哥在武备学校学习,因试炮失事而死,最小的弟弟杨荫樾留美回国后也因肺病早逝。兄弟妹接二连三去世,让杨荫杭非常难受。家里只剩下二妹杨荫枌、三妹杨荫榆,可杨荫枌和杨荫榆从个性到婚姻都异于常人,族人提到她们俩时就直摇头,这让杨荫杭心情更加恶劣。
        在杨绛的记忆里,三姑是个长相平常的女子,当年定亲时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道对方底细。杨绛听父亲说过那位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
        杨荫榆时常逃回娘家,婆婆带着轿子来请她回去,杨荫榆死活不肯。有一次,她躲到杨绛父母睡的大床后面,结果被闯进门的婆婆生生拖走。杨荫榆再度逃回娘家,这桩婚姻最终不了了之。这时,杨荫杭从海外留学归来,在无锡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理化会”,杨荫枌和杨荫榆都参加学习。作为富家小,她们去新式学堂从来不坐轿子,而是步行上学,在当时
确实是开风气之先。那时,杨荫榆才18岁。
        随后,杨荫榆转学到苏州景海女中读书,遇到了一位住在前夫家隔壁弄堂里的女同学。那个女同学向杨荫榆谈起自己在无锡的邻居的故事,甚至提到了邻居那位逃婚而走的新娘子,她这样形容新娘子:“有什么好看呀?狠巴巴的,小脚鞋子拿来一剁两段。”
        杨荫榆知道这个女同学只是道听途说,也不点破这个新娘子就是自己,更不申辩,只是笑着听她讲,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1907年,杨荫榆考取官费到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留学,回国后先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后又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就职。杨绛那时才上一年级,她读书的地方就是女子师范大学的附属小学。
        那时,杨绛还喜欢三姑,三姑也喜欢她。因为三姑的“学监”身份,杨绛在小学里很受老师们宠爱,大家都知道她是杨荫榆的侄女,格外关心她。有一次,他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杨荫榆带了几位来宾参观,饭堂里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专心吃饭。杨绛背门而坐,饭碗周围掉了好些饭粒。杨荫榆走过来,悄悄地要她把饭粒捡起来吃掉。杨绛很听话,赶紧把饭粒拣起来吃了。晚上回到家,杨荫榆当着杨绛的面告诉哥哥杨荫杭,说那帮小孩好可爱,一个个白脖子,两橛小短辫儿,看见杨绛拣饭粒吃,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饭粒拣得干干净
净。杨绛发现三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出现了细细的酒窝,她后来说:“那时候的三姑母一点也不怪癖。”
        因为三姑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头面人物,杨绛也有了很多“抛头露面”的机会,比如学校开恳亲会,要演戏三天,她被借到戏里演花神,牛角小辫儿盘在头顶上,插了满头的花,衣上也贴满金花。有一次开运动会,大学生在台上表演跳绳,安排杨绛钻到他们身边像卫星似地绕着圈跟跳,还安排她边跳边背诵。杨绛心里只注意到跳绳不要绊了脚,一时忘了词,嘴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事后老师责怪她:“你说了些什么话呀?谁都没听见。”
        张勋闹复辟时,北平城里一片混乱,三姑带着杨绛躲到英国朋友波尔登的家,三姑和波尔登面对面坐在书房里,没完没了地说着外国话,杨绛垂着短腿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看天渐黑,焦急万分。后来,波尔登用北京话笑着对她说:“你今天不回家了,就住在这里。”她看看外国人的大菱角胡子和三姑的笑脸,急得快要哭了,不知道如何度过这一晚,幸亏父母带着全家很快赶到。在印象里,杨绛总觉得三姑不是自家人,而是学校里的人。
        杨荫榆那时候算得上是人见人爱,因为她会日语,许多与日本人交涉的事都请她来调停。有一次在苏州,杨荫榆带杨绛去看樱花,路过一所日本学校,校内正在开运动会。她们
在外面稍稍逗留了一下,不料贵宾台上有人认识杨荫榆,立即过来把她们请上贵宾台。杨绛看见三姑和那些日本人频频躬身行礼,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又一个,她觉得自己就像个挺胸凸肚的野蛮人。
        时隔不久,杨荫榆由教育部出资赴美留学,她特地叫人带杨绛到车站送行。大告诉杨绛,三姑其实最喜欢杨绛,可是杨绛从来和她不亲。杨绛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总和三姑不亲,等她长大之后,不但和三姑不亲,两个人竟然“反目成仇”。
        1923年秋天,杨荫榆回到苏州,一见到哥哥杨荫杭就说:“我自恨未能读到博士,只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杨荫杭笑着说:“别博士、博士了,头发都白了,越读越不合时宜。”杨绛抬头看了看,果然在三姑的头上发现几根白发。第二年,三姑就重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很快成了女师大校长。杨绛以为她此一去将很难再回到苏州,谁知她出任校长不久就引发了“女师大风潮”,迫于无奈的杨荫榆最终只好辞去校长职务,黯然回到苏州,和哥哥杨荫杭一家住在一起。这时的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彼时,杨荫杭在苏州的新屋刚刚落成,他把后园两间厢房让给三妹住。虽然白住在哥哥家,可是杨荫榆从来不曾有寄人篱下之感,她几乎不和杨绛的母亲说话,杨绛认为三姑嫌弃
她母親是家庭妇女。而且她不欢迎杨绛妹到她的房间去,这让杨绛很恼火,三姑好像处处与她们对着干。
        杨绛有个妹妹叫杨必,是全家的宝贝。有一天,杨必抚摸家里的猫,被猫狠狠抓了一下,将脸抓破了,杨绛她们恨透了那只猫,几天都不理它。此事被杨荫榆发现了,杨荫榆进门就抱着那只猫,又亲又摸,喃喃自语:“小可怜儿,给她们欺负成什么样了?”那只猫被杨绛称为“强盗猫”,最无情,好好地给它东西它从来不接,不给它了它反而跳过来一把抢了去。杨荫榆之前对这只猫从来视而不见,现在却因为侄女们的恨而爱上这只猫,这让杨绛不能接受。这段时期,杨绛与杨荫榆处处说不到一起,杨绛便开始冷落三姑,家里晚辈都把三姑当透明人。杨荫榆认为是杨绛挑头让妹们不理她,便开始痛恨杨绛,而自己的言行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怪异。
        杨绛的准备结婚时,杨荫榆有时也来凑热闹,但她对新房什么都看不顺眼,开口闭口尽说些不吉利的话,先说窗帘上的花纹像一滴滴眼泪,又说新床那么讲究,将来出卖值钱。杨绛的母亲听了也只是笑笑,连杨绛都气得不行,母亲却从来不生气,还处处为杨荫榆辩护,始终认为杨荫榆本质上是个贤妻良母,只是一辈子不得志,变成了这般模样。
        杨绛的母亲甚至有些“纵容”杨荫榆,导致杨荫榆干涉杨家“内政”:家里请了女佣,杨荫榆要求嫂子什么家务都不要做,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她们(指女佣)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也因为她为人太苛刻,女佣们对她很有意见,一批又一批的佣人总是借口“姑太太太难伺候”辞工走人。
        杨绛认为杨荫榆自私、自大,开始处处与她公开作对。有一次,妹们买了一大包糖炒热栗子,正剥着吃,三姑来了,坐下来就吃。杨绛和也不理她,飞快地剥栗子,也不吃,将栗子肉悄悄藏在口袋里。一会儿功夫,一大包栗子就剩下一地空壳。杨荫榆很奇怪,说:“这么大一包,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杨绛和一言不发,等三姑离开,她们将栗子肉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母亲吃,母亲却不开心,认为她们太刻薄。杨绛对杨荫榆的恼恨无处发泄,就躲着她,从来不跟她说话,杨荫榆却不罢休,有事没事就过来麻烦,并且麻烦不断。
        在杨荫榆变得越来越怪的那些年里,杨绛也不知道她平时都在做些什么,好像自打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辞职后,她就一直闲居在家,自己也从不做饭,就在哥哥杨荫杭这里蹭吃蹭喝。有时候她可能也想有所补偿,会主动提出带杨绛妹去看个电影,那时,杨绛已经18岁,
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书,杨荫榆却只给杨绛妹买儿童半票。杨绛回忆说:“我们宁可自己买票,但是不敢说。电影演到半中间,查票员命令我们补票,三姑母就和他争。我们都窘得很,不愿跟她出去,尤其是我。”
        楊荫榆非常喜欢听说书,苏州有些人家请一个说书艺人天天到家里来说书,以此招待亲朋好友。有时一两家合请一个说书艺人,轮流做东。杨荫榆就常到相识的人家里去听书,人家其实并不欢迎她,她也不察觉或不理会。
        就这样闲到了1927年,杨荫榆已经43岁,她先是被聘到苏州女师任教,后又到东吴大学教日语。但因为与校方意见不合,不久后又再度辞职回家。这时,杨绛的弟弟得了,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杨荫榆怕传染,“典”了一个大花园里的两座房屋,一座出租,另一座楠木楼自己住。杨绛的母亲这边已经被儿子的病折磨得失魂落魄,那边却还为杨荫榆搬家置备了一切日常用具,甚至特地为她备了煤油炉和一箱煤油,让她自己做饭。
        杨荫榆搬入新居的那天,杨绛兄弟妹都换上了漂亮的衣服,将杨荫榆送进新家。那幢花园房子坐落在城墙边,地方很偏僻,杨荫榆请了个绰号叫黄少奶的女佣,没过几天,女佣又因为“姑太太太难伺候”辞工走人,杨荫榆再次成了孤家寡人。虽然有煤油炉和煤油,但杨
荫榆不会做饭,她只好包了个黄包车夫,天天“坐车”来杨绛家吃饭。
        本来多个人吃饭也就多双碗筷,但偏偏杨荫榆来吃饭也没个准点。夏天,杨绛一家人正在门前乘凉,已经很晚了,杨荫榆却坐着黄包车突然来吃饭。天热,家里也没有冷藏设备,怕剩饭剩菜馊掉,杨绛母亲让大家尽量吃个精光。杨荫榆一出现,杨绛母亲马上起身给她准备饭菜,而且要准备双份,因为车夫也得管饭。其实当时家里已经有电话,可是杨荫榆来之前从来不会先打个电话通知一下,仿佛故意捣乱。有的时候,家里明明给她备好了两人份的饭菜,左等右等她又不来,这让杨绛妹倍加恼火。所以,只要杨荫榆一来,杨绛妹马上消失在后园的花木深处,不再出来,也不跟三姑客套。
        杨绛后来回忆说:“她(杨荫榆)从来不会照顾自己,生了病就打电话叫我母亲去看她。母亲带了大同去伺候,还得包半天的车,因为她那里偏僻,车夫不肯等待,附近也叫不到车。一次母亲劝她搬回来住,她在病中也同意,可是等我母亲作好种种准备去接她,她又变卦了。她是好动的,喜欢坐着包车随意出去串门。我们家的大门虽然有六扇,日常只开中间两扇。她那辆包车特大,门里走不进——只差两分,可是门不能扩大,车也不能削小。她要是回我们家住,她那辆车就没处可放。”
        杨绛后来离家求学,再也没有见过杨荫榆,两人也不曾用书信联系。一直到1935年夏天,杨绛才又一次见到杨荫榆,那是在她和钱锺书的结婚典礼上,三姑来吃喜酒。那天,宾客来了很多,杨家大院喜气洋洋。杨荫榆一出现,客人们就目瞪口呆:只见她穿了一身白夏布衣裙,还配了一双白皮鞋,那种白夏布正是葬礼上披麻戴孝用的。众宾客吃惊之余纷纷交头接耳小声嘀咕。杨绛后来认出三姑那身衣服是她初到东吴大学教书时特地赶制的,当时穿了还是挺好的,多少年过去,大概是她也没钱添置新衣,天气又热,就穿了这身她很少穿的“出客”衣裳。杨荫榆一向粗心大意,也从来不在意穿着打扮,偶尔认真穿了一次,就在亲友族人间留下了一地闲言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