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3期总第141期
No.32019
Serial No.141
特立学刊
TELI JOURNAL
高梦涵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张爱玲是第三代“海派”作家的代表，她笔下的上海叙事体现了她对上海的独特审美和特殊情结。在城市建筑与居民之间，在街头巷尾的俗世生活中，在和其他作家笔下的上海对比中，张爱玲用一个个华美而悲凉的故事阐释了她心中的传奇，彰显了在繁华都市背后透露的人生哲学，也描绘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战乱、繁华的世俗一面。
关键词：张爱玲；海派作家；上海叙事；叙事风格
中图分类号：12文献标志码：A
现当代作品中直接以上海作为主题的不在少数，如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张爱玲的《十八春》、王安忆的《长恨歌》等，足以见得上海这座都市在写作者心中不可忽视的地位。自1843年上海开埠，就开始由一个小渔村向“魔都”转变，到20世纪30年代时，上海已然成为一个繁华的国际都市—
—世界第五大城市。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受到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上海没有逃脱战争的硝烟，成为“孤岛”。张爱玲正是在这时脱颖而出，从小市民的角度出发建构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在众多描写上海的作家中，张爱玲出生在座落于上海租界的张家公馆内，有着末世贵族的高贵血统，其独特的生活经历与自我性格，让她的上海叙事显得别具一格。
一、城与人：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叙事
（一）城市的刻画
“城市，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心灵状态：阅读城市就是解读城市化了的自我，就是从内部了解城市。”[1]任何故事的发生都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时代的发展催生了现代都市的出现。然而城市不再只
是作为人类活动的聚集地，更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氛围。鲁迅说过，北京多官，而上海多商，这也说明了不同的城市有其不同的风味。但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使对于同一个城市，它的描绘者也有着千姿百态的感受。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谈到城市与人的关系：“经由城市文化性格来探索人，经由人—
—那些久居其中的人们，和那些以特殊方式与城联系，即把城作为审美对象的人们一搜寻城，我更感兴趣于其间的联结。”[2]城市与它的居住者和描绘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分割的联系。张爱玲是一个忠实的上海叙述者，她熟悉并且热爱着上海，街上的电车声、叫卖声，商店橱窗里的模特，楼梯间炖着汤的炉子，这些繁琐日常的事物都在她笔下生动起来。张爱玲专注于描写“饮食男女”的日常性生活，而这些细节都成为张爱玲笔下的上海符号，它不仅建构了上海的现代性进程，还表现了张爱玲独特的审视眼光。
收稿日期：2019-07-18
作者简介：高梦涵（1994-），女，湖北黄冈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E-mail:2717243969@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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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本土人，张爱玲的写作离不开上海，在《到底是上海人》中她曾写道：“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
港传奇，包括《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等七篇，写它的时候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懂得我文不达意的地方。”閃5张爱玲无疑是热爱着上海，她出生和成长在这里，习惯并且适应了大城市的热闹与繁华。在《公寓生活记趣》中她谈到：“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意境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的。"固羽显而易见，相比于中国传统审美中对于松涛的赞美，张爱玲显然更适应都市电车行驶的节奏，她感慨只有离开了城市的人才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
张爱玲的走红是在沦陷区，当时上海混乱的局势并没有引起她的写作兴趣，相反在这些动荡的日子中到了她想写的普通人的传奇。她是名门之后，却总是毫不羞怯地以“小市民”自称，描写的上海也是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而不注重表现当时重大的社会变革。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通常生活在两类环境之中，一类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石库门中的旧式房子，另一类是破落的西洋房或独立的公寓。石库门是西方文化与上海的当地环境融合的产物，后来成为上海标志性的建筑物。第一类弄堂里的旧式建筑以《十八春》（又名《半生缘》）为代表，女主人公曼桢就是居住在这样的弄堂之中，当男主人公许世钧第一次去曼桢家时，他对这里的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弄堂在很热闹的地段。沿马路的一面全是些店面房子，店家卸下来的板门，一扇一扇倚在后门外面。一娘姨大聚集在一起公共的自来水龙头旁边淘米洗衣裳，把水门汀地下溅得湿漉漉的。”⑷加事实上，这就是当时上海最常见的市民阶级所生活的场所，左邻右舍的弄堂女人聚集在一起“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
之中寻实际的人生”。
另一类则以西式建筑为主，这一类明显是受到当时西方社会冲击的产物。《心经》中小寒与父亲超越伦理道德的感情就发生在一栋公寓里，“小寒高高坐在白宫公寓屋顶花园的水泥栏杆上……沉淀在底下，黑漆漆，亮闪闪，烟烘烘，闹嚷嚷的一片—
—那就是上海。”间67在这座西式公寓里，有电梯、阳台、屋顶花园，还有“独白的楼梯”，这显然是一所现代化的住宅，然而室内的装修却是“不多几件桃花心木西式家具，墙上却疏疏落落挂着几张名人书画。”间旳在这个现代的建筑中却发生了打破伦理道德的畸形感情，无论是感情的萌芽、发展、冲突发生的高潮，都发生在这一所封闭的公寓之中，就像钱钟书笔下的“围城”，让人难以挣脱。父女之爱最纯真的年代是七、八年前，而小寒她们搬进这座公寓后刚好也是七、八年，无疑公寓见证了这段畸形恋情的开始和结束。在《公寓生活记趣》中，张爱玲表示“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B]26这主要是因为农村虽然和平幽静，却无法避免流言蜚语的打扰，而现代的公寓就像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不容易被左邻右舍窥探。在《留情》中更是跨越了几个环境，先是由一幢独立的小洋房出来，然后经过了一座棕的小洋房，让米先生联想到他的留学生涯，最后到了杨家一一中上等的弄堂房子，而在这样一所旧式房子中却处处宣扬新派作风。中西方特各异的建筑混杂在各个阶级的人中，它们不仅是破落贵族和封建大家庭生活的场所，还成为家庭经济状况变化的最直接象征。
（二）人物的像
张爱玲关于上海的描写，除了这座城市本身以外，更能够体现其特点的就是她笔下的人物像了。她注重表现世俗人生，关注尘世中的饮食男女，在一个新的时代潮流袭来而旧的时代即将毁灭的特殊时期，她把眼光投放在生活中最平凡的男男女女身上。张爱玲的笔墨主要集中在男女的感情、家庭，写他们之间感情的千疮百孔，凸显人性的扭曲与变态，女性心灵的奥秘更是张爱玲剖析最深的地方。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明确宣布：“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3]%战争与革命通常被赋予崇高的意义，但在张爱玲眼里，恋爱虽然只是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却有着和革命、战争一样的重要地位。究其根本，是因为在恋爱的放恣姿态中，我们反而能够窥见生命最真实的状态，而战争有时候只是被驱使的行为。在历史更迭的时候，表现时代大背景的人有很多，赞美英雄的人也有很多，但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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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不仅仅是圣者，更多的是卑微、琐碎的普通人，英雄的赞歌有人在唱，张爱玲却以描摹普通人的琐碎生活来反映时代。
1.女性体
张爱玲对于女性的描写细致入微。作为一个有着现代女性意识的作家，她站在女性的独特立场，用精细的笔触、深入的心理描写书写着20世纪40年代都市女性的传奇。她笔下的女性具有两个鲜明特征，第一是强烈的拜金主义，第二是对于情爱的追求。上海作为一个开放的都市，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遭受了西方拜金主义的侵袭。张爱玲并没有把她笔下的主人公放在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具体情境中，她将女性放在最日常的生活中，对她们的人生和命运做了最真实的反映。她塑造的是一个个为了生存而出卖青春和身体，为了追求情爱而畸形变态的女性，对这些异化的生命她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金锁记》描写了出身低微的曹七巧嫁给姜家二少爷而陷入情欲和人性的疯狂，劈杀了身边最亲的人的故事。曹七巧原本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女性，但嫁入姜家后被铐上了黄金的枷锁。面对不及孩子高的丈夫和无爱无性的婚姻，她的性格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破坏了儿子和女儿的爱情，最终葬送了自己和亲人。曹七巧是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害人者，她从一个正常人转变为一个刽子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情爱的缺失。作为一个正常的女性，张爱玲真切地了解女性的欲求，曹七巧戴上了黄金的枷锁来阻止情欲的流泻，但她的儿子女儿的终身幸福都成为了她情欲受阻的牺牲品。
《心经》描写了一段看似荒唐又百般纠结的畸形爱恋。小寒是一个美丽伶俐的女孩，然而在她最美好的年龄却陷入了对自己父亲的畸形感情。在张爱玲笔下，小寒慢慢地离间乃至扼杀她父母之间的爱情，最后她的父亲不得不借助小寒的同学逃离这段畸形爱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对于情爱有着强烈的渴望，这种爱情甚至可以不顾道德伦理的束缚，飞蛾扑火般地投入。张爱玲在描写这些对于情爱有深切渴望的女
性时，并不局限于表现故事的传奇性，更对这些女性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拜金主义也是这些女性的共同特征之一。无论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为了金钱和权力，嫁给比自己大几十岁的老人；还是《连环套》中的霓喜，为了生活辗转于多个男人之间；即便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在告别了无爱的旧式婚姻以后，也依然迫于现实生存环境的无奈，去谋爱谋婚姻。在个性解放的时代大潮中，张爱玲从女性的角度出发，书写着女性的悲剧命运和在生存压力之下异化的生命。
2.男性体
作为女性的对立面，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并不高大，而是让人感到麻木与绝望，他们无一例外地沾染了一身的恶习，她笔下的男性并不作为表现的主体对象，反而更像是衬托女性生命的道具。这些男性整体上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身体的残疾，二是精神上的残缺。
弄堂里身体残疾主要表现在张爱玲对他们的外貌及形体的刻画上。典型代表是《金锁记》中的二爷，他是天生的小儿麻痹症患者，站起来还没有一个十岁孩子高，终日只能靠抽大烟度日，丧失了作为一个男性的尊严与功能。七巧的儿子长得白皙瘦弱，虽然没有像父亲一样天生残疾，但长到了十三、四岁，形体上看起来却像个七八岁的小孩，甚至娶了媳妇，背还有点驮。《怨女》中的姚二爷“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象有气喘病”，⑷踰眼睛也是瞎的，也是一个有残疾的病人。
精神的残缺表现在张爱玲对男性人物内心及性格的刻画上。《花凋》中的郑先生虽然外貌好，长得像标准的上海青年绅士，但其实也不过是一个“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整个人生就是一出闹剧。《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则“很有几分女性美”，性格也有点阴鸯。《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在外面是正人君子的振保，在情人与妻子之间摇摆不定，背叛与抛弃轮番上演。《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乔琪乔，完全是一个浪荡公子，整日拈花惹草，结婚后居然还要靠妻子卖身来维持豪奢的生活。《倾城之恋》中白家四少爷狂赌滥嫖，算计自己亲妹妹的钱财，最终也葬送了自己。
这种外表残疾、精神极度空虚、被丑化的男性形象极大地削弱了中国传统男性的阳刚之气。张爱玲用冷漠又嘲讽的笔调描写了他们精神空虚、无所事事、吃喝嫖赌的糜烂生活，让人看不到一丝希望。正是这些堕落、专制的男性导致了大部分女性的悲剧命运：自私的郑先生间接地使女儿川娥早早夭折；振保的精神虐待使温良的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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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出轨的道路，性情大变；单纯女学生葛薇龙最终沦为乔琪乔的赚钱工具；范柳原虽然给了白流苏一个名义上的家，却无法给她真正的爱。张爱玲塑造的男性形象是残缺不全的，是对传统形象的颠覆，也从更深的角度解读了男女两性的不平等关系。她对女性的这种悲剧命运的叹息和对男性的嘲讽与不信任，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张爱玲对于人生的悲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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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二、传统与现代：张爱玲笔下的上海风格
张爱玲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上海的故事，这里的街道、公馆、电车还有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他们之间的爱恨纠葛、悲欢离合，构成了一幅上海日常生活的写真。在这些文字之下，我们仿佛看到了弄堂、公寓里上演的故事，也感受到了张爱玲对上海所秉持的态度与眼光。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但张爱玲刻画的上海体现的主要是现代与传统的融合，而不是完全的现代化，在这些繁华背后有着深深的末世悲剧感。
（一）华美与悲凉的融合
张爱玲自从1943年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后，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1943年到1944年，她接连发表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琉璃瓦》等几部中篇小说。这些作品的主要内容都是通过描写一个或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来展示人性的阴暗与悲凉，看似光鲜亮丽的人生其实是一袭华美的爬满了虱子的袍子。张爱玲的小说具有很深切的人生悲剧感，像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聞，其中蕴含着颓败、衰朽、毁灭、悲凉的末世情绪，生于末世的人们在一个动荡不堪的世界中极力想要抓住点什么。在这一系列小说中，人生的悲凉扑面而来。《茉莉香片》的开头，张爱玲就直接写道：“香港是一个
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香港如此，沦落的上海也是如此，越是繁华开尽，落幕后就更显得凄凉。无论是被黄金枷锁锁住的曹七巧，还是为爱和欲望纠缠而无路可逃的葛薇龙，这些原本鲜活美好的生命在繁华的上海都无法得到成全。
张爱玲1920年出身于上海的名门望族，她父亲是一个堕落的贵族子弟，而母亲却是受过西方新式教育的新式女性，两人差距很大，因此家86庭关系并不和睦。在张爱玲4岁时，母亲就随小姑出国，她从小失去了母爱。多年后她回忆童年时对母亲的感情，认为一直对她带有罗曼蒂克的爱。17岁时，因为与继母发生了矛盾，张爱玲被专制的父亲关在家里长达半年。后来中日战争爆发，她不得不放弃国外的大学。由于这些特殊的个人经历，张爱玲在看待人生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悲观消极的因素，因此她笔下的上海是繁华的，也是苍凉的。她笔下的故事，无论是描写亲情，如《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父子；还是友情，如《心经》中的小寒与绫卿；或是被描写的最多的爱情，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都带着浓烈的悲剧彩。在这些日常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人性背后的残缺、阴暗、卑微与无奈。一个人的童年生活是他一生的记忆来源，张爱玲出生于一个缺少爱和关怀的家庭之中，这奠定了她作品悲凉的基调。尽管张爱玲以繁华的上海作为故事的发生地，但是她笔下的故事却始终带着悲凉的底。
（二）中西交融的环境
1.外部景观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尽管早已进入现代化进程，但中国传统的影响并没有消失殆尽。张爱玲所写的上海不是完全都市化的，而是展现其现代化进程中过渡阶段的特点。在她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环境，以及受到这种环境影响而形成的上海人混合的心理状态。张爱玲特别重视历史文化，对历史故事尤其感兴趣。在她的散文中提到，大概十二三岁时，要“写一篇历史小说，开头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我喜欢那时候，那仿佛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的时代。”妣9这个“话说”的开头让人感觉到明显的话本氛围，距离当时十分遥远，即使再怎么兴兴轰轰毕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新生的尽管成长着，但还有多少曾经的曼妙在逝去。在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以这种中西结合的写作脱颖而出。比如她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的月亮就是对古诗词意境“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引用。
张爱玲笔下的香港可看作是上海的复制品（张爱玲以上海人的眼光写就的香港传奇），其环境有着明显的中西融合的特点，例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第一次去姑妈家：“姑
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卍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园子里也有一排修剪得齐齐整整的长青树，疏疏落落两个花床，种着艳丽的英国玫瑰，都是布置谨严，一丝不乱，就像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w[7]1这是典型的英国建筑，工整而显得略微单调，后面又写道：“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琉璃瓦。”巾2现代与传统的不断碰撞，给葛薇龙造成了强烈的视觉与心灵的冲击，她不觉感概道，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
是硬生生地给掺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这种殖民地下的特有的东方彩，是当时时代的反映，在张爱玲眼中是一种荒诞、滑稽的融合。
2.内在气质
上海不仅外部的环境是中西融合的产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同样也受到了西方新思想和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双重影响。例如在《倾城之恋》中，当白公馆的人知道白流苏离婚的丈夫去世的消息，流苏的哥哥想让她去奔丧而遭到拒绝：''离了婚又去当他的寡妇，让人笑掉了牙齿”，她哥哥便劝她拿出正室的架子来堂堂正正的回去领养一个侄子，替他守寡过一生。白流苏冷笑道：“三哥替我想得真周到！就可惜晚了一步，婚已经离了这么七八年了。依你说，当初那些法律手续都是糊鬼不成？我们可不能拿着法律闹着玩哪！”三爷道：“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一一"[7]49尽管当时，法律制度已初具现代化雏形，理论上允许男女离婚，但是人们的思想显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依然停留在旧式伦理道德之中。在《道路以目》中，讲述了一个绿衣的邮差骑车带着他的母亲的故事。相比于满街的年轻女人，这位老母亲给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感叹道：“然而李逵驮着老母上路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做母亲的不惯受抬举，多少有点窘。”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这种新式举动，让人感到惊奇。西式交通工具改变了人们以往的生活方式，“摩登”的事物在上海屡见不鲜，然而中国人的世俗观念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的。在张爱玲眼里，坐在车后座的老母亲并不是理直气壮或神定气闲，而仿
佛是一个窘迫的“穷亲戚”。尽管时代在发生变化，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的思想依然是保守而落后的。
（三）封闭的叙述空间
张爱玲在刻画上海时使用了一种封闭性的视角，凸显这个封闭空间中的人和事，而不注重表现外在的时代背景对人的影响。这种封闭的叙述空间让人感觉不到时间的流动，仿佛是一个独立的部分。张爱玲对现实生活的描写是不厌其烦的，她详细地描写家具的摆设和装饰，写人物的着装和吃食，写人物内心的心理活动，独具女性的敏锐而细腻的感叹。张爱玲作品的叙述空间中，人物的活动空间往往被限定在一室之内，写的最多的也是人们在室内的活动。人物往往是由这个房间进入到另一个房间或进入到客厅之中。即使外出到电影院、跑马场等外部的公共空间，她也只是一笔带过。在小说《金锁记》中，开头是“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溺这一句话引出的不是对上海街景的描写，而是转而写到室内的丫鬟，紧接着写到的是半旧高丽棉的被面，由仆人的对话引出对女主角的描写，天亮之后更加细致地描绘了各房太太的穿戴和房间摆设。在这些对于室内事物的超乎寻常的细节描写中，读者只能跟随她的眼光来关注这些庭院、房间，而暂时摒弃与外面世界的联系。
在张爱玲的描述中，上海的故事如同一幅幅静物展现在读者面前。《封锁》讲述了一个因为封锁发生在电车里似有若无的爱情故事，电车的封锁将男女主人公的空虚、无聊放大到极致，从开始的电铃声到最后的电铃声仿佛一个圆圈。《金锁记》中曹七巧进入了姜家大宅子后，这一生就再没有走出来过；《红
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的爱情故事也都是发生在居所之内。《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逃离了神仙洞府一样的房子，这样腐朽的一座老宅连时间都与正常的世界错开，而人的一生都被禁锢在这样的环境中。《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进入姑妈家的宅子后，就再也无法走出来，这不仅是表面意义上的离不开，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讲，葛薇龙并不是不能离开，而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艰难和人自身的欲望，让她无法走出来。事实上，张爱玲的这种封闭叙事是对当时上海人生活状态的一种反映。上海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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