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简介
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之时，故其诞生伊始，即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光绪二十九年为反对俄罗斯帝国长期侵占中国东北，京师大学堂师生积极参加了全国各界的拒俄运动，四月初四（4月30日），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的师生200余人举行集会，声讨俄罗斯帝国的侵略。京师大学堂的师生几十人愤怒发表演说，要求清政府拒绝俄罗斯帝国无理要求，会后由73人署名草拟了《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要求清政府拒约抗俄，推动了全国拒俄运动的发展，并为京师大学堂DD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树立了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
1862年，清政府在总理衙门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端，
此后，清政府又决定设立算学馆，学习天文算学。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端。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高等学校。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购置图书，收藏报刊，供众阅览，并经常开会讲演，讨论学术，批评时政，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近代科学知识，鼓励人们学习西方，以学以致用的原则来培养人才，最终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政府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1898年初，随着变法维新运动日益发展，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再次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
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清光绪帝爱新觉罗・载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而建立京师大学堂是其重要举措。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于是由梁启超起草了一份《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个章程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学制纲要。
《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的“兼容并包”、“中西并用”，重视师范教育，基础学科与专门学
科相结合，课程设置要“严密切实”，破格选拔人才等，体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设计了良好的开端。
1898年7月3日，光绪帝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由孙家鼐主持在北京创立，最初校址在北京市景山东街（原马神庙）和沙滩（故宫东北）红楼（现北京五四大街29号）等处。许景澄任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任西学总教习。
1898年7月3日，清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在孙家鼐的主持下在北京创立，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西学总教习。由清朝光绪皇帝批准梁启超草拟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被认为是我国首个高校章程。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该《章程》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认为“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强调大学堂的核心是培养人才，把“乃欲培植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奉为创办大学堂的目的。
1898年9月21日爆发戊戌，百日维新失败，而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未被慈禧废止，但京师大学堂处境却变得举步维艰。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师大学堂（后来被称为“戊戌大学”）。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校舍被占，图书设备被毁，大学堂难以维持，于8月3日被下令停办，1901年它并入了京师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最早的组成部分。
1902年12月17日学堂恢复，藏书楼也于同年重设，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正轨。先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科及艺科，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
1903年增设进士馆、 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同年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另设总监督，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宜，派张亨嘉为第一任总监督，京师大学堂遂成为单纯的高等学校。
1903年底，京师大学堂选送39名学业优秀者赴日本、欧美留学，其中师范馆（现北京师范大学）学生31名。这是京师大学堂首次派出留学生。
1904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
1908年5月，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23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
步入正轨独立设校。
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共开办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共七科，设十三学门，分别是诗经、周礼、春秋左传（经科）；中国文学、中国史学（文科）；政治、法律（法政科）；银行保险（商科）；农学（农科）；地质、化学（格致科）；土木、矿冶（工科），一个近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初具规模。
1912年5月4日，当时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备受中国知识分子景仰的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出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1948年，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中说：“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除胡适之外，冯友兰、任继愈、周培源、季羡林、萧超然等学者教授也曾经表示同意北大“太学渊源”之说，甚至有人提出北大的校史应当提前一、两千年。而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则曾在《北大校史：怎样溯源？》中反对北大“太学渊源”之说，认为京师大学堂并非由国子监改组而成，不是直接承继自国子监。另一方面，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当初就是为了废除封建科举（太学和国子监）而由光绪帝批准设立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京师大学堂不能说是太学的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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