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诗派”到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再到“九叶诗派”,中国现代派诗歌由兴起、发展到臻于成熟,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借鉴吸收也越来越深入。本文试图在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的背景下,分析探讨“九叶”诗人接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的一些特点。
关键词九叶诗派现代主义诗歌接受艾略特
中图分类号:I03文献标识码:A
“九叶诗派”在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名称,偶有人称他们为“新现代派”或“学院派”,自1981年《九叶集》出版之后,则常被人称为“九叶诗派”。主要成员有当时西南联大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和四十年代后期聚集到上海的诗人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湜一共九人。1948
年2月,“九叶”诗人的理论家唐湜在《诗的新生代》中指出中国当时有两个诗歌“浪峰高突起来”(按:指“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一起向一个诗的现代化运动的方向奔流”,其中“一个浪峰该由穆旦、杜运燮们的幸勤工作组成的,一自觉的现代主义者,T.S.艾略特与奥登、史班德们该是他们的私淑者”。这个论断常被引用,它提出了两个重要命题:一是“九叶诗派”是“一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二是该派“私淑”的西方现代主义诗人以艾略特等人为代表。在这里,“自觉”是一个关键词,它暗示了中国现代派诗歌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论述“九叶”诗人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接受情况。
1925年,李金发的第一本诗集《微雨》在国内出版,浪漫主义诗歌标志着初期象征诗派的兴起。在20年代中期,中国新诗已由新旧之争转到美丑之争,转到新诗的理论和艺术建设。新诗初期过分强调诗歌形式的解放,影响了新诗的发展。在此情况下,新月派的闻一多、徐志摩倡导新格律诗,
提出了“三美”的主张,是对新诗初期出现的散漫化倾向的反拨;而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派受西方前期象征主义诗风的影响,追求象征、暗示的表现方法和诗歌的朦胧美,是对早期新诗内容直白浅露、缺乏艺术感染力的倾向的反拨。但是,初期象征派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养分时,缺乏一种诗歌的自觉意识,导致模仿力超过了创新力,虽富于异国情调但生涩难懂;同时,他们追求“纯粹的诗歌”,认为诗歌“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①脱离了时代、人民和生活的土壤,注定其穷途末路。在20年代末期,年青的象征派诗人戴望舒以一首《雨巷》名噪一时。他的那些具有独特个性和东方彩的诗篇,影响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趋向,因此成为一个新的诗歌潮流的领袖。当时评论家就称呼这个新崛起的诗潮为“现代派”(因杂志而得名)。他们主张散文和口语入诗,是对李金发文白夹杂的诗歌语言的反拨,也是对“新月派”过分强调诗歌外在形式的反拨,同时又吸收了新月派诗歌语言典雅含蓄的特点。但是现代派诗歌的现实生活的内容还是比较贫乏和淡薄。30年代新诗发展中出现的“纯诗化”和“大众化”两极分化的现象引起了“九叶”诗人的双重不满,这批年轻的中国诗人把学习的目光再次转向了西方诗人,而且是当时在西方世界备受推崇的艾略特和奥登等现代主义诗人。正如袁可嘉所说:“大一那年我主要沉浸于英国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但是在1942年我的兴趣从浪漫主义文学转向了现代派文学……,感觉这些诗比浪漫派要深沉含蓄些。”②唐湜也有相似的经历,由此可见,“九叶”诗
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接受的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这里面有对“现代派”诗歌未能解决的诸多问题反复思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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