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钴鉧潭溪小丘记》与《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山水散文的思想艺术性
【摘要】:本文旨在论述柳宗元山水散文独特的思想性、艺术性,把景物描写与人的主观情感结合起来成为柳宗元山水散文与众不同的特点,重视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开辟了中国山水散文的新篇章,成为山水散文之祖。
【关键词】:寓情于景;托物言志;动静结合
作为杰出文学家、哲学家的柳宗元,以其辉煌的文学成就,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高山仰止的人格,岿然独存于中国文学的殿堂,彪炳史册,光耀千秋。
这两篇(以下简称《小丘记》《小石潭记》)是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两篇。代表了中国山水散文的最高成就。如果说“永州八记”是中国山水散文的皇冠,那么《小丘记》《小石潭记》可谓是这一皇冠上熠熠闪光的明珠。“文章憎命达”。自古迨今,不朽的艺术作品,都是在逆境中诞生,在清风明月中被遗忘。这一事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压抑造就了文学家,坎坷成就了伟大的作品。这一事实,在柳宗元身上,再明显不过了。柳宗元在顺宗朝曾参加了以王伾、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的革新运动,不久,革新失败,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在
赴任途中,改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县)司马,在这里一贬就是“江湖夜雨十年灯”(805—815),蛮荒之地的贬谪生活,一方面使他寄情于山水,放纵行骸,野鹤闲云;另一方面使他认识到堂高廉远的昏聩,庙堂之高的险恶,权奸当道的荒唐。“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正义被扼杀,忠心被吞噬。十年后,调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最终郁愤病故于柳州任上,享年47柳宗元永州八记岁。柳宗元的一生虽为短暂,但给我们后人却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他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开辟了一条中国古代文学健康发展的创作道路。他把文学的思想性放置首位,强烈反对矫饰做作的形式主义文风。作为文学家的柳宗元不仅仅关心文学,而且也非常地关心政治,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为官励精图治,心系民生疾苦,重视发展生产,鼓励农桑,兴办教育,解放奴婢,反对等级观念,成为名副其实的父母官。正因如此,柳宗元的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鲜明的现实意义。他把强烈的匡扶国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热情充分地体现在作品中。不做无病之呻吟,不做故弄玄虚之态,不做吟风弄月之腔,更不做点缀升平之举。柳宗元在永州的十年中,他寄情于山水,笑傲江湖,表现出不与恶势力妥协的意志,思想乐观、淡定、豁达、踔厉风发,与山水对话,既寄情于山水,又忘情于山水,做到了忘形但不忘情。其作品踔厉风发,“雄浑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语)。从而开辟了中国山水散文的新天地,成为中
国山水散文的一代宗师。传统说法认为柳宗元是继郦道元之后刻意描绘山水的能手,但拙笔以为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不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柳宗元山水散文并不只是刻意单纯的描物状景,重视写实,力求准确、生动地再现景物原貌,强调景物的真实性,不强调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恰恰相反,柳宗元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把山水的自然美与作者的人格美相结合,充分体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完全是“有我之境”的流露。形成了柳宗元山水散文的独特风格和独立文体,成为游记之祖。这正是柳宗元山水散文不同于郦道元和徐霞客山水散文的地方。“永州八记”中的前四篇,即《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溪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均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后四篇,即《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均写于元和七年(812年),它们各自独立成篇,以时间先后排列,但又一脉相承,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小石潭记》、《小丘记》堪称为“永州八记”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