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无我国古代儒家学说经典的总称,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周易》(五经)。
四书五经代表儒家学说思想主张的精髓,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不朽的华章,它以其博大恢弘的思想性,深刻精辟的哲理性,优雅浓郁的文学性读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取向乃至生活行为有着广泛至深的影响,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许多东方国家的文化。
四书五经内容涵盖政治、文学、礼仪、哲学、历史、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形成完备精巧的儒学体系,在后世学者和统治阶级的倡导下成为我国古代读书取士的必修典籍。其主要包括:儒学鼻祖孔子的经典语录、著名论题,亚圣孟子的政治主张与学术思想,子思、曾子等儒家学者的著说,流传于民间反映历史事实的诗歌,以及周代周公等先贤的思想哲学。
1. 四书
1.1 《大学》
1.2 《中庸》
1.3 《论语》
1.4 《孟子》
2. 五经五经四书
2.1 《诗经》
2.2 《尚书》
2.3 《礼记》(六经当中为《周礼》而五经则为《礼记》,不要弄混)
2.4 《周易》
2.5 《春秋》
儒家的五种经典,指《易》、《尚书》、《诗》、《礼》、《春秋》。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立五经博士,奠定了儒家经典的尊贵地位。《易》又称《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卦辞和爻辞共约5000字,可能是西周初年编定的。它不仅对于了解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生活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相当罕见的商周史事材料。《易》的传,包括系辞、说卦等十个部分,旧称“十翼”,是东周时人所写的对于《易》经部分的解释。《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辞和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汇编。最初只泛称为《书》,其后分为夏、商、周书,以后才称为《尚书》,义谓上古之书。秦汉之际,《尚书》多亡,独秦博士济南伏生壁藏之书。汉初,伏生求得其书,存28篇,教授于齐鲁之间。这部《尚书》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
此外,汉代还有《古文尚书》,据说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诗》,又称《诗经》。汉初传授《诗》的有齐、鲁、韩三家,都立于学官。毛公亦传,未得立。后来,三家诗亡缺,毛诗独传,因此《诗》又称《毛诗》。《诗》今存305篇,各篇时代早晚不一,早至周初,晚至春秋中期。《诗》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了解先秦社会风貌的珍
贵材料。《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仪礼》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仪制度的汇编。汉世所传有戴德本、戴圣本和刘向《别录》本。《礼记》是西汉时人所编定的儒家关于礼的阐释,分为《小戴礼》和《大戴礼》两种,戴圣所编49篇并由郑玄作注的为《小戴礼》,戴德所编85篇称为《大戴礼》。《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时,故名《春秋》。现存《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记242年间史事。虽然文句简短,但对当时政治事件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后人为其作注解,流传下来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
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四书五经出处:《白虎通·五经》:“五经何谓?《诗》、《书》《礼》、《易》、《春秋》也。”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将“四书、五经”合称《四书五经》儒家的五种经典,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设立五经博士,奠定了儒家经典的尊贵地位。一、《易》:又称《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卦辞和爻辞共约5000字,可能是西周初年编定的。它不仅对于了解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生活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相当罕见的商周史事材料。《易》的传,包括系辞、说卦等十个部分,旧时称“十翼”,是东周时人们所写的对于《易》经部分的解释。二、《书》:又称《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辞和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汇编。最初只泛称为《书》,其后分为夏、商、周书,以后才称为《尚书》,义谓上古之书。秦汉之际,《尚书》多亡,独秦博士济南伏生壁藏之书。汉初,伏生求得其书,存28篇,教授于齐鲁之间。这部《尚书》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此外,汉代还有《古文尚书》,据说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三、《诗》:又称《诗经》。汉初传授《诗》的有齐、鲁、韩三家,都立于学官。毛公亦传,未得立。后来,三家诗亡缺,毛诗独传,因
此《诗》又称《毛诗》。《诗》今存305篇,各篇时代早晚不一,早至周初,晚至春秋中期。《诗》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了解先秦社会风貌的珍贵材料。四、《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仪礼》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仪制度的汇编。汉世所传有戴德本、戴圣本和刘向《别录》本。《礼记》是西汉时人所编定的儒家关于礼的阐释,分为《小戴礼》和《大戴礼》两种,戴圣所编
49篇并由郑玄作注的为《小戴礼》,戴德所编85篇称为《大戴礼》。还有一部《周官》记录周朝制度也包括在“三礼”的范畴。“三礼”之中,后世以《礼记》流传最广,故一般以之作为《五经》的代表。五、《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时,故名《春秋》。现存《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记242年间史事。虽然文句简短,但对当时政治事件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后人为其作注解,流传下来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合成“春秋三传”,其中以《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流传最广。
四书
《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一起合称为四书,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几百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
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
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
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成为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大学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
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家学派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拚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肝肺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煊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则,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煊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是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一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
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惕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敬畏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之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贲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
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唯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为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