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的女性形象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刻画了两位年轻的乡间女子，让她们亮丽的身影，给田园山庄抹上了时代变革的彩。
故事主要说的是两个新婚不久即独守空房、承担繁重劳动任务的农村新媳妇潘桃和李平，因丈夫外出打工后共同的心灵空虚和寂寞心理，她们俩由敌对到认同，小心翼翼地互相走近，逐渐地互相理解、信任，最后成为无所不谈的近乎于同性恋的好朋友，并且共同建立起一个隐秘的生活空间，安放未曾实现和已经破灭的理想。在男人缺席或不在场的情况下，这种带有同性恋彩的友谊，成了她们的精神支柱，支撑着她们蔑视和反抗世俗的眼光与打击，滋润着她们漫长而劳苦的日子。当年终丈夫回家后，李平从两个女人的世界蜕变回现实的“成子媳妇”，开始了忙碌而充实的生活。而潘桃因丈夫迟迟未归，对丈夫的怨逐渐演变成了对李平的妒嫉，最终心理失衡，向婆婆透露了李平曾做过的秘密，使李平遭致丈夫的毒打，李平一生的幸福被毁，潘桃的心灵也钉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两人姊妹情谊的神话宣告破灭。
在这个故事中，从年龄段而分，主要出现了2组女性形象，一组是潘桃和李平，另外一组则是她们的长辈，潘桃的婆婆和李平的姑婆；这两组形象之间的关系以潘桃和李平为主，在女人鸡毛蒜皮的锁屑事务中复杂交错，纠葛不断，衍生了现代文学中城乡进程中的经典女性形象，但是又具有了时代的复杂性，和自我反省的现代性意识。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的故事从两个女人告别单身走入家庭的婚礼仪式开始。潘桃认为结婚不应大操大办，“什么事情搞到最火爆，就意味着已经到了顶峰，而结婚，只不过是女孩子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她绝不想在一时的火爆过去之后，用她的一生，来走她心情的下坡路。”所以她选择和丈夫到城旅游独享幸福。但是，“潘桃的朴素里，其实一点都不朴素，是另外一种张扬。它真正张扬了潘桃心中的自己。”与潘桃截然不同的是李平的婚礼，齐全的轿子客车乃至轿车、紧跟不舍的录像师、冬天里单薄的大红婚纱，还有洋气十足的新娘子，这种来势汹涌的张扬，透着都市文明的气息，使决定简单操持婚礼的潘桃平静的内心受到了强烈冲击。这使得她难以忽视成子媳妇的存在，她们的友谊以比拼开始，到沟通后惺惺相惜，再到以猜忌伤害而告终。
潘桃是土生土长的乡村女孩，受着村里人的宠爱长大，单单纯纯地谈了恋爱嫁了个老实的
村里汉子。在某种程度上，她延续了现代文学中的那种未受过城市污染，跟城市仿佛是双轨平行线，只是处于两两相望，相互憧憬阶段。有点像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有些懵懂有些期待；也有点像尚留在王家庄的玉秀，漂亮而不可一世。从来没有在城市生活过的潘桃对于城市总是充满想象和期待。那是一种摒弃了一切现实困苦的单纯浪漫，是藉由孙国庆的流行歌曲、电影里的空所组成的一个难以到达的美丽世界的镜像。因而当潘桃第一次看到新娘李平时内心发生了无比的震撼，不仅因为李平漂亮，而且因为她“一点也没有乡村模样”，“太洋气了，太城市了”。对“城市”这个名词充满无限向往的潘桃，仅在婚礼上就不由地把自己给比下去了。作家以卓越丰富的想象力，将潘桃心里的复杂情绪对于人心的缠绕描绘得异常生动：“它在一些时候有着金属一样的分量，砸着你会叫你心口钝疼；而另一些时候，却有着烟雾一样的质地，它缭绕着你，会叫你心口郁闷；还有一些时候，它飞走了，它不知怎的就飞得无影无踪了。从腊月初八到腊月二十三，整整半个月，潘桃都在这三种情绪里往返徘徊。”但是，日子久了，潘桃却渐渐发现“成子媳妇，外表很现代，性格却很传统，外表很城市，性格却很乡村”，这样的性格在乡村中无疑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在歇马山庄向来独秀一枝的她，虽然具备了乡村女孩的直爽和单纯劲儿，但是也承载了千百年来乡土文化的劣根性因素。在潘桃婆婆的反复絮叨对比之下，受宠惯了的潘桃感到了心理的不告别单身
平衡，有意无意间就在日常生活中较起劲儿来，乐意听到别人把她们俩比起来说，享受着别人对她的再度肯定。但也在同时，就不自觉地就把成子媳妇当成了个事儿，塞在自己心里，从而为她们之后相见恨晚的友谊打下伏笔。但是，潘桃的要强和嫉妒，以及对城市那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深度期待，也同时为她们的关系的恶化，留下了阴影。
李平则是另外一种乡村妇女的典型。她去过城市，但是又被城市排挤出来。从嫁到歇马山庄的那一刻起，她就打算抛弃了她原来的城市生活而彻底回归到乡村中去。但是实际上，她不但是城市的异乡者，在浸染了城市的颜后，她也成为了传统乡村的异乡者，甚至还成为了男权中心社会的异乡者。厌倦了城市虚妄的李平，也同样为乡村所不容，她所企盼的精神家园并没有给她所希望的生活。她曾经也和潘桃一样的浪漫，所以在19岁的时候，独自去城里闯荡，以为自己穿上新式的衣服“打扮得酷”就能成为城市人。在城市，农民是经济关系和性关系中的弱者、被压迫者。乡村女性进城后被诱奸，在乡土小说中已经成为一种颇具暗喻彩的情节模式。这类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在现代文学中的结果大部分不是毁灭，就是堕落，成为城市的痼瘤，继续腐蚀着城市的肌理。但是，却很少有文章主力描写被从乡村来到城市再回到乡村的女子。孙惠芬敏感地捕捉到了李平这一形象。她本来就像是潘桃一样对城市充满好奇与向往，被城里的酒店经理的“身份”所吸引，却发现只是一场卑
劣的，她由此认清城里“虎狼成”，她的真心付出不会得到应有的回报。李平失去了原本的浪漫心性，变得实际而现实，打算回到乡下踏踏实实地结婚，老老实实地过一辈子。因此，她将希望寄托在农村以重新获得真正的情感并且希望回到乡下过上一种平静的生活，她要通过自己挣得的血汗钱来为自己获得一个告别的洗礼。但是，由城市带来的习性给她带来关注的眼光、嫉妒的心情、和永恒的伤疤，成为她一生所要背负的十字架。走出乡村——寄居城市——回归乡村，有多少个“李平”式的农村女孩曾经或正在经历着这样的漂泊。不但遇不到停泊的港湾，即使回到原点，他们的心灵深处再也不到那份曾经属于自己的安宁，曾经的漂泊给她们心理带来了无法抹平的硬伤。
在潘桃和李平的第一次谈话中，潘桃很坦白地说李平是：“看上去很洋气，像似很浪漫，实际上很现实。”李平则是这么对潘桃说的：“你是因为没有真正浪漫过，所以还要如珠如宝地戴着它，我不行，我浪漫得大发了，被浪漫伤着了，结了婚，怎么都行，就是不想再浪漫了，现实对我很重要。”浪漫与现实，也许这正是潘桃和李平最关键的差别。她们最重要的共通之处在于，在送走丈夫出外打工后，两人都面临着新婚离别的难耐的孤寂与不适应，这点将本来就相互较劲的两人在寂寞中连接在一起。婚姻赋予妇女貌似甜蜜的角定位和合法的社会地位，却将女人拘囿于家庭这片狭小的天地中。青春期的女孩有很多梦想，而
嫁入农村后，就要告别浪漫，跟乡村生活打成一片，要听公婆的话，习惯安身立命的日子。养鸡、喂猪、下地、收拾屋子、等待男人回家，这一切就是潘桃和李平所共同面临的生活实际。两人从相互嫉妒到惺惺相惜，当李平将自己不为人知晓的难以启齿的经历向潘桃和盘托出之后，同情与亲密使她们妹情谊的盟约更为巩固。很快表征为二人联袂抵御以婆婆姑婆为代表的农村陈腐惯性势力对她们的规约与压抑。
潘桃的婆婆和李平的姑婆都是典型的乡村女性，早已没有了浪漫的心性，只是成为乡村惯性转动中的一轮，而她们所关注的所谓现实也只是面前鸡毛琐碎的拼凑。她们代表了中国乡土落后而沉滞的力量，只是希望着自己的媳妇们也跟自己一样地过下去。虽然以前的乡村暴力已经在现代化的背景下，逐渐减少，但是这种以乡村老妇作代表的“舆论”力量，其实也就是落后而顽固的乡村意识和思维，仍然是乡村女人生活的准绳和强有力的评价标准。孙惠芬对这代女人的描写是宛若流涧一般是镶嵌在李平和潘桃的关系变迁中的，时隐时没，但总是潜伏着，成为推动她们关系发展变化的一股暗流。婆婆和姑婆的话其实就是代表了村里言论，乡村人最淳朴的见识和思维。潘桃和李平要好起来，除了是因为潘桃对于城市的倾羡，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潘桃婆婆和李平姑婆那种无可辩驳的典型乡村思维和逻辑，带给这两个年轻媳妇的压抑。而当两个媳妇联合起来的时候，甚至发话的权
威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所以婆婆和姑婆统一了战线，有意无意地离间两个媳妇之间的感情。当两人渐渐疏离开的时候，潘桃的婆婆显然是有了可趁之机，并且对于两人感情的决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成子比玉柱早回来2个月，李平再度回到了丈夫的怀抱，潘桃就此被李平抛弃，两人联盟在男人归来后，轻易得就被瓦解。还使最初破坏了潘桃心情的嫉妒的游丝，在几乎被一番明争暗比后占了上风的潘桃遗忘时又在她心里飘荡起来，并不可遏制地纠结成一张心网。而趁虚而入的婆婆则加热了潜藏在潘桃心底的暗流，使其逐渐沸腾起来。女性的嫉妒、中伤他人的本能苏醒过来，长久以来掩埋在潘桃内心深处的乡土劣根性在这个时刻与婆婆达到了共鸣：潘桃突然对婆婆说出了李平曾经做过的秘密，然后“潘桃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潘桃看似不经意的吐露，却暴露了她内心某种不平的心绪：其实在她的概念里，并不能完全接纳卖，而卖生活美满幸福，更是她心中所不平衡的一根刺。或许从她知晓内情的那一刻起，她和李平就不能成为亲密无间的妹了。因为同情，因为共同抵抗第三者的“入侵”，掩盖了裂缝，发酵了情感。但实际上，由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境遇而引发的妹情谊已如明日黄花。潘桃在心底是鄙弃李平这段经历的，不再将其引为知己，而是视为“他者”，其实李平自己又何尝不是在鄙夷着自己的那段经历？由于没受过良好的教育，缺乏知识，从城市经历汲取的现代文明经验又很有限，于
是，当满怀敌意的婆婆露出体谅、称赞、和解的一面时，潘桃也就自动缴械了，放弃了处于蒙昧状态的女性意识，自动关闭了自己开拓的一方自由的乐土，回归到农村妇女世世代代宿命的生活轨道上，安守家庭，生儿育女，当然也包括闲言碎语，成为沉滞乡村力量的一员。而对李平来说，闺中密友背叛了她，疼爱她的丈夫对她大打出手；曾经接纳她宠爱她的村人目光如剑，言语如刀，实在无可留恋，然而她仍选择了留下。当男人们又一次离家的时候，潘桃和李平的生活已经各自归于年长妇女的管辖之下。最终的结果，潘桃还是回到了婆婆的怀抱，重复着乡村中祖祖辈辈同样的生活，还怀上了孩子，暗示着这种生活将继续延续循环下去。而李平虽然回到了歇马山庄，但是已经是一个抬不起头的残败女子，永远无法再与潘桃相提并论，曾经的都市光圈成为她身上无法摆脱的烙印。
女性在求取解放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割裂的文化情状：要按历史传统的规约来束缚自己，不断迎合他者的立场与欲望，在对传统的不断质疑中，内在地将自己锁定在“被看”“被窥”的位置上。这是她们先在的摆脱不了的文化宿命。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不但有此女性自我解放的矛盾，而且她们本身还正处在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变革时代，还面临着时代所带来的矛盾。乡村女性在这样的现实环境和精神需求中摸索前行，但是在孙惠芬的认识中，在传统意识熏养了千百年的女性，思维和意志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她们的团结和对抗传统意志并不是出于改变自身处境的迫切需要，而是连接以往生活、填充过渡时期的小插曲。她们以任性、不安分的方式对现实的抗争与改变的结果只是“死水微澜”，最终在上一辈女人的直接劝说与村里舆论的间接暗示下，最重要的是男人对他们来说毕竟还意味着全部世界，还是像迷途的调皮的孩子般被管教着乖乖地回了家。在小说中结尾处，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在没有灯光的历史长廊中，那些幽暗朦胧、忽隐忽现的世世代代妇女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