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哲学用哲学光阴荏苒，《中国档案报》创刊整整20周年。北京是首都，又是报社所在地，刊登过的北京故事数不胜数，今天与大家分享点什么呢？考虑到我曾经有幸参加了这份报纸的申办和创刊工作，今天就聊聊1995年1月9日《中国档案报》创刊号上的“北京往事”吧。
纪念堂奠基石上，“奠基”二字是谁人书写？
197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主席纪念堂的决定”。11月24日奠基仪式举行，次年5月24日纪念堂落成。38年过去了，奠基石完好坚固地镶嵌在纪念堂地下室通道内，“奠基”两字和落款“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被描成红。它的书写者不是高级领导人，也不是著名书法家，而是一位年仅22岁的青年建筑工人，名字叫袁强。
当年为什么策划把袁强的文章《我将永远珍惜这段历史》发表在创刊号上呢？有几点考虑。一是中国档案报隶属中办系统，文章取材纪念堂，标志出报纸的政治身份。二是
档案文化面对社会大众，报纸必须考虑百姓关注，反映社会主流意识。20年前，纪念堂是我国很少几个允许全国人民自由进入的国家级殿堂，我们认为一名普通工人书写“奠基“二字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代表了人民众的心声，适于读者接受；三是报纸美编孔素枫有幸认识袁强，她向我们介绍了袁强的工人身份，文章由袁强本人亲自起草，来源经得起考验，符合“档案”真实、原始、唯一的特要求；当然我们编辑记者对同志的敬仰和爱戴、对人民众的尊重和感恩情怀也饱含其中。
袁强在文中写道“1976年10月，我被抽调到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宣传组工作，
那时全国人民正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11月23日我接到为纪念堂书写奠基碑石的任务。接受这么重大的任务，对于我一个22岁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是一件无比光荣无比荣幸的大事。当时我既紧张又兴奋地来到指挥部工程组，见到了一块1米多长，半米宽的花岗岩，这就是奠基石。”那么为什么“奠基”二字不是人们一般所想象的由知名领导人或书法家来题写呢？从查到的资料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原因。一是时间紧张。当时建设纪念堂是一项举国瞩目的政治任务，选址、选材、设计、施工，样样要求高速度、高质量，哪能为写两个字影响开工，耽误进度。二是人选难觅。当时北京的高级领导干部和书法名家济济一堂，但因为1976年秋尚属末期，领导干部不是身陷囹圄就是接受审查，不论用哪个都有一堆历史问题需要甄别；书法家们也或多或少顶着个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帽子。三是人民感情。当时纪念堂建设工程指挥部设在东交民巷42号院，总指挥是时任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的李瑞环同志，他带领一班人马夜以继日的工作，在考虑书写奠基两字时，工人出身的李瑞环大胆使用一名青年工人，既符合现实实际需要，又说明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大救星，由一名青年工人书写奠基二字，充分表达了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对自己领袖的崇敬与爱戴。而且袁强六岁开始学习书法，有良好的书法功底，得到这个光荣任务更是反复练习，揣摩，他把”奠基”两字写好后送给李瑞环同
志，李又送到国务院由谷牧副总理审定。得到批准后，袁强和北京建筑艺术雕刻工厂的顾士元老师傅在42号院西侧简易工棚里，一锤锤的雕凿，从晚上7点干到次日凌晨3点，一气呵成地完成了雕刻任务。11月24日上午举行开工典礼，那方奠基石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挥锹铲土之中，带着全国亿万人民众的心愿，从此担当起历史赋予的新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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