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１８ＺＤＡ１９５）
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廖慧贞（
１９７４—），女，江西龙南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２０２２ １
Ｎｏ １，２０２２
学 术 探 索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２年１月
Ｊａｎ．，２０２２
东西方文明冲突下的中国近代孝道文化变迁
郑大华，廖慧贞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要：孝道文化是中国道德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中国历史上绵延数千年，成为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文化符号。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从知识分子到社会大众均意识到儒学所彰显的传统道德价值无法对抗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新思想冲击，进而引发对传统孝道及孝道文化所承载的传统价值观的反思与革新。关键词：东西文明冲突；中国近代社会；孝道文化；伦理道德思想
中图分类号：Ｇ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７２３Ｘ（２０２２）１－０１１６－０７
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日渐超越其最初尊祖敬宗和孝顺父母之单纯伦理价值理念与规范，经由儒家经典的建构和发展，被赋予了宗教、哲学、政治、法律、教育等诸多意蕴。如学者谢幼伟就认为，我国文化体系在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孝文化的具体化。“百善孝为先”，孝文化是国家传统道德的核心与根基。孝文化对中国传统历史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如果在谈论文化的过程中忽略孝文化的意
义，那就不是真知。［１］（Ｐ１３５）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
强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思想不断
冲击着中国的孝道文化。［２］（Ｐ８３）在中国近代１１０
年的历史中，有识之士对封建孝道观念产生了怀疑、批判，这种怀疑与批判对孝道文化的嬗变产
生了深远影响。
［３］（Ｐ１５４）
近年来，学界对孝道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但仍存在下述问题。一是孝道研究存在厚古薄今的现象。孝道尽管成于古代，但孝道文化最根本性的变化却是发生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近代，学术界往往将目光聚集于古代，而忽视其在近代的变迁。二是孝道研究存在视野单一的现象。学者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单一，许多论著单纯从史学的角度来阐述孝道的变化，而忽视借鉴宗教学、历史人类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三是孝道研究存在对象局
限的现象。学术界一般都将近代思想文化界和政界等精英层、小众体作为研究孝道文化的对象，而对孝道文化存在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基层社会未做系统研究。基于学界缺乏系统地分析和考量
中国孝道文化在近代发展与变迁的成果，本文聚焦近代，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孝道文化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发展与变迁。
一、传统孝道文化思想的渊源
孝道文化是以家庭为载体，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扩充到人类社会各种人际关系行为的根基性文化。孝道思想从西周之后，便被历代统治者们高度重视，到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正式被列为治国理论，形成以孝道文化为核心的封建统治制度，直至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孝道的产生根源、历史流变及发展、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法律、家庭伦理都有深远的孝道文化
历史影响。
［４］（Ｐ１）
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整个社会都是以农业经济为主，而农业发展想要获得更大的规模就必须重视家族这一个基本单位，为了保护和发展家族规模，就形成了传宗接代整个核心内容。在社会进程中，想要使得子女延续传宗接代的观念，并付出行动，就需要形成一套既具备强制性又具
备理性的文化体系。所以孝文化便在这些需求中应运而生，强制性在于上下级分明、晚辈必须尊重服从长辈，合理性则体现在父母的养育之恩子女应当服侍回报。［５］（Ｐ１～４３）中国传统孝道文
化最基本的方面就是子女对父母的孝养。在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中，孝道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中华民族最值得自豪的一个美德，其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对我国文化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６］（Ｐ４８５）
孟子曾说：“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不孝也。”从狭义上来讲，孝文化仅仅是一种社会伦理价值体系，对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产生深远的意义，也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表达出了自身的诉求。［１］（Ｐ１３６）而后来的理学家则在孔孟之道基础上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北宋思想家张载在《西铭》一文中提出“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的孝道思想观念。“慈老，和谐万物”是对孝道文化内涵的提升，是孝道文化更高的发展层次。［１］（Ｐ１３６）张载认为“凡天下之疲瘾残疾、载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是保之，子之翼也”的孝道思想，是一种从出生、扬名、赡养到光宗耀祖，对天地间所有生命都加以珍惜的孝道观念，是“天人合一”的博爱思想。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孝文化渗透进了人们的生活之中，梁漱溟就提及过“中华文化的变革就是孝文化的变革”。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观点是孝道思想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子女必须延续传承家族的义务和责任，传统观念中生儿育女不仅是子女的家庭义务也是基于整个家族的重担。“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在这些传统文化中，对于祖先最大的不敬是无法有后人为其祭祀，无法使家族传承下去，也无法让家族规模兴旺。延续家族是一种孝，其中的内涵本质则是将传承的本能改变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方式，
并将这些观点和养老、送终、成家、立业等文化观念糅合在一起，若子女无法为家族的延续贡献力量，那么长辈的所有期盼都会化为空谈。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传统婚嫁行为已经超出个人的意志，而是事关整个家族的兴衰。娶妻婚嫁都必须经过父母同意，父母拥有决定权。若婚后没有儿子，父母会以无后的理由要求子孙休妻。在传统社会中，男子地位很高，享有娶妻纳妾的权力，但是女子只能从一而终，作为附属品而存在，这也是儒家文化的极端。
各种社会的风俗习惯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而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孝道文化分支。［７］（Ｐ４６）传统的孝道文化符合当时的国情和农业经济的特征。农业经济的各项措施和经验奠定了长者为尊的地位。农业经济的土地文化日渐形成了以宗族为中心的聚居方式以及宗法形式。孝文化根植于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文化中，完美地契合了社会的认知需求，作为伦理道德整个社会都必须自觉遵守。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首要工作就是爱护家人，再由“孝弟”文化进行推广，家庭的伦理道德是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部分，社会伦理则是家庭的放大。而且由家入国，父子关系逐渐波及朝堂的君臣，这个时期讲究的是“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朝堂之中的君臣应当如同家庭中的父子一样重要，这就使得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迅速转变为朝堂的政治文化。儒家的文化体系符合当权者的需求而被定为尊，得到了大量的资源使其能够弘扬，并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观点。“孝”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础部分，被社会广泛的接纳和认同。［８］（Ｐ１９３）
孝道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也是中华传统美德之一。儒家文化给社会大众传播了一套
基于家庭的家国一体概念，有家有国，孝而为忠，逐渐演化出一套君臣父子的道德体系，维护了君主集权制度的统治。该文化体系不仅满足了统治阶级构建稳定秩序的基本需求，而且适应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这个道德体系不仅对整个社会的和谐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能保证整个家庭内部的团结和家族的绵延，保障家庭传承和赡养。在持续传播和发展中，孝道与历代政策、文化和教育不断融合，逐步进入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３］（Ｐ１４６）
由此可见，传统孝道文化思想的渊源来源于中国古代宗法型社会以及家国同构的社会制度。
二、孝道文化思想的近代变迁
在封建社会前期，“孝”是社会道德规范，“孝”能促进社会，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培养人们对国家、社会、家庭的责任感，缓解社会矛盾以及发展生产力。近代以后，各类西式思想开始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在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民的价值观、意识形态都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孝道文化思想开始发生变迁。
（一）近代孝道文化变迁的原动力
近代社会中，人民的自主性和责任意识不断提升，由此推动了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思想的变迁，其变迁的原动力主要有经济动力、政治动力和思想动力。
１ 经济动力———农耕文明迈向工业文明
孝道文化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是依附于土地而生的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是传统孝道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近代，中国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是推动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前提。传统的农业对于土地过于依赖，而土地也是其财富的象征，富饶的土地资源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凭借此，诞生了安土重迁的观念以及宗族家庭的结构体系，形成了一个以熟人关系为主的社会。受此影响，宗法、舆论都要求个人服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并强化自身的自律性。农业社会中各项技术和道德智慧都来源于长者的教导，而对长者的尊敬，对父母的孝不仅仅是人性满足于社会的发展需要，当权者更将孝道文化改良成集家庭、伦理、政治为一体，使得孝道思想传播过程中有着天然的优势和基础。但是在从以往传统的农业经济向工农商并存的近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打破了以往的信息闭塞性，依靠土地不再是唯一的谋生方式，熟人关系塑造的社会受到巨大冲击。传统的道德规范失去了以往的社会地位，传统道德赖以为生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中国古代的孝道文化失去了基础条件。［９］（Ｐ１６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着生活节奏加快逐渐淡化。这样，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农耕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这道绑缚在孝道文化的经济绳索被解开了，成为近代孝道文化变迁的经济动力。
２ 政治动力———封建君主专制的式微及灭亡
中国封建皇权专制的政治体系是传统孝道文化的政治基础，中国封建皇权专制始于战国，成于秦汉，一直延续到清，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封建专制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到皇帝及其统率的各级官僚机构手上，皇权至上，皇帝地位不可逾越，君主一人独揽大权。其演化过程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唐以后的三省六部制，总的趋势是日益强化，日益僵化，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危害尤为严重。为了巩固统治，孝道思想便被历代统治者们高度重视，形成以孝道文化为核心的封建统治制度。清代晚期，西方列强的侵略，加上太平天国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冲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断式微；最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封建专制的灭亡，使传统的孝道文化，丧失其政治上的庇佑。因此，封建君主专制的式微及灭亡是近代孝道文化变迁的政治动力。［１０］（Ｐ４５）
３ 思想动力———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
传统社会为了便于统治者的管理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流价值观，高度重视孝道思想，以实现君臣朝堂和父子家庭的政治孝道大一统。由家的孝文化推行到朝堂的忠文化，通过君臣父子的纲常，形成以孝道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思想体系，并在漫长的岁月中演变成了实现个人价值的道德制高点。从先秦到晚清，统治者不断加强孝道文化的伦理体系，甚至禁锢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行为，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进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对儒家文化体系的批判与抗争直接颠覆了社会专制的本质，并依靠此种方式来倡导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价值，凸显了社会对于人格人性的重视程度，
并由此颠覆了传统文化的孝道伦理。［１１］（Ｐ３７）
西方文化的自由平等思想及其价值所体现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对中国古代的孝道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个体的成长期过分的关注物质生活而忽视养老孝顺的责任；另一方面，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在功利化的社会中，孝道文化逐渐缺失。［１２］（Ｐ４８）由此可见，近代以来，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面对处于强势的西方思想的冲击，作为儒学体系基本内核的孝道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次变化，交织着中、西、新、旧的激烈斗争，可谓是中国文明和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意义和影响不言而喻。在东西文明博弈之中，中国孝道文化被赋予新的内涵。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成为近代孝道文化变迁的思想动力。
（二）伦理道德思想观念变迁
１ 养亲与敬亲的思想观念变迁
（１）子女对父母之孝的变化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养老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对中华民族养老观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
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孝为本”，即以孔子所提倡的“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的伦理道德
观为基础。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达到了实现春秋大一统的目的，并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从根本上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１３］（Ｐ８）历朝历代以儒家思想为制定养老制度的基础，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养老观。儒家孝道思想内涵包括顺从父母的意愿，侍奉父母；要求子孙孝敬祖先，继承祖先传承的事业；立身行道，效忠君主。传统社会之所以会对孝道文化如此重视是因为当时以农立国，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产业和经济来源，而落后的耕地技术需要更多的人力来进行耕耘，全家合力耕地成了生活的常态。家庭想要稳定和发展就必须各按职责，上下分明，所以顺其自然地成了上下级关系。而孝文化便成了稳固这些关系的核心纽带。孝文化强化了人们的等级观，适宜农业社会的孝道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则难以保持家庭的需要，这就必须做出重大的改变，并形成一套适合近代社会发展的孝道文化。
中国古代，民众认为孝的最高层面是敬亲，而最低层面是养亲。因而对父母的孝道，孝而有敬。正如《孟子·万章上》写道：“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由此表明子女应该始终如一地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父母，不因时间、情绪和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同时和颜悦地侍奉父母。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说过，孝敬父母什么最难，是“难”。《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曾对其学生说过，“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撰，曾是以为孝乎？”。而三国时期的魏国大臣、玄学家何晏则在撰写的《论语集解》中讲道：“难者，谓承顺父母颜乃为难也。”朱熹曾在《论语集注》中指出：“难，谓事亲之际，惟为难也。”后人将子女和颜悦地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称为“养”。如果子女不能和颜悦
的赡养父母，那么孝道会出现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孔子曾经说过：“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的这段话蕴含的意思是判断子女是否孝，主要看他是否在父母年老的时候赡养他们，而且不能像饲养动物那样赡养，并认为，“养”是一般动物都可以做到的，若没有情感的因素在里面，还不能说是完整的孝道。所以古人云：“犬有湿草之恩，马有垂缰之义。”因此，子女尽孝要从内心里敬重、敬仰、敬畏父母，必以敬，顺从父母亲的心意而不违背他们，孝而无怨。子女在父母面前始终保持和颜悦是孝道之难。尤其是，子女在父母年老体弱多病之时，能做到心甘情愿、始终和颜悦地孝敬父母。因此，孝敬父母最难的是“难”。
中国古代丧葬制度是孝道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丧葬礼在孝道中占据了极其关键和重要的位置。中国古代有一套严密规范的丧葬礼，而且有烦琐和厚葬的礼俗，《周礼》《礼记》《仪礼》等“三礼”是儒家传世经典“十三经”的重要组成部分，详细记载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丧礼、丧服制度。其中，父母之丧葬礼尤为重要，如果子女有违背丧葬礼俗的不孝行为就要受到严惩。古代有父母去世须守制三年的礼，可谓是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孝子在这三年中，其生活起居受到种种约束，甚至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极端而导致残害生命的现象。［１４］（Ｐ３５）人们普遍认为，祭葬之礼是子女表达对父母爱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慎终追远的情怀。正如《中庸》所指出的：理想的“孝”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女的敬爱之心永远长存，对父母的血缘亲情是无时不存在，即便是父母去世之后，也通过“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行
为体现出来。正如《孝经·丧亲章》中所讲到的：“孝子之丧亲也……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空。”［１５］（Ｐ１５）由此可见，祭祀父母祖先是子女表达道德情感的必要手段，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祭葬情怀。
民国以后，传统丧葬礼俗开始发生转型。新式丧葬礼俗相对于传统丧葬礼俗规约而言，已经祛除了烦琐的礼节，变得相对简单，但是依然对孝子的行为有约束力。厚葬风俗亦渐次改观。［１４］（Ｐ３６）此外，人们已经抛弃了三年之丧的礼俗，使丧葬礼俗对身体的规约有了很大程度的放松。近代以来，大多数激进的学者是站在政治立场上，往往带有攻击性的言论对孝道文化进行批驳，而缺乏理性思考，并未真正认识到改造古代孝道文化的价值，并认为古代孝道文化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是压抑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的枷锁，是不合时代要求的道统，但是并没有对古代孝道文化进行新的阐释。
（２）儿媳对公婆之孝的变化
中国古代女性受到了“三纲五常”的思维禁
锢，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近代女性的独立自主的意识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强。但因双方经济地位的转换，情感的争夺，价值观、生活观的差异等，婆媳双方的关系仍是伦
理难题。
传统的孝文化中，女性不但要孝顺父母，而且更加注重对公婆的孝顺。儒家文化中一直在宣扬情同母女的相处之道，媳妇应当像对待母亲一般去侍奉婆婆，也要遵从孝道观念。儒家文化非常重视“夫为妻纲”。这个理念强调的是一切都归属于夫家，进入夫家之后就是夫家的一分子，要将公婆视为亲生父母一般去服从、孝顺。《女孝经》提出“女子之事舅姑也，敬与父同，爱与母同”，也如出一辙地强调了媳妇与公婆的关系。《礼记》就曾提及“妇事舅姑，如事父母”，意思就是已婚的妇女要像对待父母般对待公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情同母女的理想来对女子进行规范，因此双方的伦理关系是形成融洽家庭关系的根本因素。［１５］（Ｐ３１）另外，从社会变迁来说，近代社会的开放环境也造成了婆媳关系的多变。在古代，孝道的各种规矩压制妇女在家庭中的人格，婆媳双方关系不平等，仅仅是单方面强调儿媳对于婆婆的孝顺，这种封建礼教的制度在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这种孝道伦理是片面的，所以这种孝是盲从的，并没有充分考虑儿媳的诉求。近代以降，中国一些进步分子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开始否定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随着女子受教育的增多，女性的独立意识也开始觉醒，女性走出家庭，活跃于社会各个领域，传统的不平衡状态失去了基础，儿媳妇开始具备独立人格和经济的支配权，传统的婆媳伦理也就显得不合时宜。婆媳双方传统的孝道规则已经被削减了很多，双方的关系更加注重日常的交往，婆媳矛盾主要表现在双方的价值冲突以及养老和情感问题等方面。
总之，近代养亲与敬亲的思想观念变迁主要表现在：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性和愚民性，
由古代的敬之心，尽孝必以敬，顺从父母亲的心意而不违背他们，要从内心里敬重、敬仰、敬畏父母，孝而无怨的传统孝道观念；［１６］（Ｐ２１）至近代，演变为提倡家庭成员关系平等，改变子女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淡化长辈的权威，更加注重物质上的养老。
２ 移孝作忠的思想观念的变迁
大孝文化成为伦理道德的顶峰。儒家学派提出“忠者，其孝之本也”的主张，将孝悌之道和政治统治结合起来，把忠建立在孝道基础之上，为孝治天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提供了情感支撑。“移孝作忠”与“忠孝合一”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民众和维护封建制度的核心思想。正如《孝经·开宗明义》所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１７］（Ｐ４０）“事亲”是孝的开始，“立身”则是孝的顶点。每个人对父母的赡养是其应该尽的孝行和责任，而对君主的侍奉则是其最基本的使命和责任。中国古代，由家庭的孝道延伸到对国君的孝则为大孝，这也是孝道的最高境界。对国家的大忠才是孝道的最高体现，但这些做法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忠经》云：“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焉。是故一于其身，忠之始也；一于其家，忠之中也；一于其国，忠之终也”。中国古代强调“移孝作忠，忠孝相通”，孟子《正义》云：“忠孝皆备，扬名荣亲，是终于立身”。［１７］（Ｐ２５）强调一个人从家庭内部开始对父母尽孝，孝心养成以后，为君主服务，才能做到扬名荣亲，这叫终于立身。虽然中国古代的移孝作忠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更强调臣对君主的绝对服从的政治道德，因此，具有很大的片面义务性和等级性。
进入近代以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潮流，一代代青年在“欧风美雨”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放弃自己舒适的生活，带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去前线为国尽忠，而传统迂腐的孝道文化无法帮助他们前进，甚至成为他们的绊脚石。［１８］（Ｐ１～８）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在批判传统文化以及儒家文化中，包括对传统文化孝道思想的抨击，则大胆抨击孔孟之道的孝道文化并不是解放人们的天性而是牺牲人们的自由天性。他认为，旧的孝道文化如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就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他并没有一味地批判孝道文化而是将其与爱国主义结合，赋予其新的内涵“移孝为忠”。他认为孝道文化是忠诚文化的基础，是升华部分。“忠”的文化主要表现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不断奋斗，因为只有民族的解放才能真正使民众得到解放，只有人民都摆脱了当权者的束缚才能使得国家走上富强的复兴之路。［１９］（Ｐ１７８）他指出：“对国尽忠，对人尽孝，这是合理的，但这也是封建文化的遗漏部分，我们要根据时代国情去改变它发扬它。也就是要忠于大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