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平治天下，舍我其谁
横亘在东西方文化源头的是两条大河。
一条是起源于苏格拉底，继之于柏拉图，传承于亚里士多德，然后浩荡东去的蓝河流。
另一条是发轫于孔子，继之于子思，传承于孟子，然后携百川、纳万流，雄浑入海的黄河流。
它们同时泽被万世，浸润并哺育了各自的文明，且影响至今。令人惊奇的是，它们在孕育、发展和壮大的早期路上，从雪山融水，到涓涓细流，再到波澜壮阔，其发展竟然如此酷肖，而且每个阶段都有着彼此对应的坐标。
抱着用自己思想为万众接生的苏格拉底，同样坚持述而不作，他以深邃的智慧和绵密的思想开创了希腊哲学纪元，给学生柏拉图以深刻影响。老师死后，柏拉图用《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篇》等对话录形式，阐述了老师博大而精微的思想。做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年轻时进入柏拉图学院学习，学成后在雅典建立吕克昂学校，继承并发扬乃师的学术思想，创办了著名的逍遥学派，并成为亚历山大的帝师。这个三人学术接力阵营所营造的学术天空，整整影响了希腊化罗马时代乃至今天的西方文化走向。
行一己仁道，力图为东周理想国的孔子，荟萃其全部学术思想的对话录《论语》，也是由其弟子及门人
所撰。子思阐扬和发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而且多采取引述孔子之言的方式申明自己主张。到孟子这里，他与对应在另一学术传承链条上同等环节的亚里士多德，不但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有着共同的游学、创办学院、为帝王师等等人生经历。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左手托宗师衣钵，右手开一代之先，在将本门学术思想精深化、博大化路途上，有着重要继往开来作用的人物。
西方人眼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三圣贤，亚里士多德有着大开门户的至伟作用。
东方人眼中，孔子、孟子的学说早已为一个“孔孟”词组所焊接，孟子本人则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在墨学、农学、老学位居显学的战国时代，正是孟子凭借自己单匹马的努力，承继孔子道统，开创了儒家繁荣昌盛的全新局面。
孟子，是东方的亚里士多德。
（待续）
一
真是吝啬，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有关孟子的记述，就区区一段文字，长度甚至远不及做为客人硬塞入本传的驺衍。
《史记》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其实这已足够。孟子的生平、遭际、思想、学术，在其间已大体呈现。
与孔子相比，孟子更像个没有头绪，毫无来历，一个从弥天大雾中突然跳到众人面前的人。
有关孟子的出生年月，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他出生于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已为定论。其远祖为鲁国赫赫有名的孟孙氏。应验了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过的一句话，“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鲁之三桓之家后来果真从史书上渐渐消遁。因家道衰微，孟子祖上从鲁国迁居邹国，完全成为一个普通平民之家。
如此，来为苦孩子出身的孟子推溯家谱便很难。关于孟子的父母，正史上记载寥寥，语焉不详。《春秋演孔图》、《阙里志》等说，孟子父亲名激，字公宜，母亲姓仉，但学界认为这些均于史无据，纯属无稽之谈。
连同西汉韩婴《韩诗外传》所记载的孟母断机杼、买东家豚肉，以及刘向《列女传》中载录的孟母三
迁等等故事，史家也都认为是凭空臆造，属于后人为“亚圣”的增饰美白，不足为凭。事实上，就连43岁之前的孟子的一切活动也是空白，不仅《孟子》一书中未曾提及，而且所有的文献都不见任何文字记录。
令人有神龙见尾不见首之叹。
其实，有神龙在天，观其腾跃之雄姿，听其咆哮之滚雷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煞有介事地重塑那个孵
化了他的已然不存在的蛋壳呢？
既然不到出处，那就不问出处。
于英雄，应作如是观。
二
邹与鲁是如此之近。
一阵清爽的北风，就能将朗朗在鲁地学庠里的诵书声吹送到近在咫尺的邹国。流风所布，自然使得邹受其熏陶，俨然为礼乐之邦。
《庄子?天下篇》说，“邹鲁之士，缙绅先生。”
读其书，感其人，慕其德，年轻的孟子一定时时将崇敬而向往的目光投向北方，一遍遍去追思那个叫孔丘的巍然矗立的蔼然智者。
文化的感召力量，永远是超越国界的。最终，他负笈北上，游学于鲁，求教于子思门人。
地理上的近缘性，学理上的承继性，这种双重影响，决定了孟子一生的学术思想指向。“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硃，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
自己所处之世离孔子不远，自己所在也与孔子如此之近，那么孔子之后无人为继的大责，自然就由自己来肩负，而且责无旁贷。“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他不仅将自己定位于“圣徒”的位置，“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而且为自己定下神圣使命，“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三
这个使命便是定纷止乱，于嘈杂一片中确定一种清朗之音。
孔子殁后，儒分为八。韩非在《韩非子?显学》里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当然只是韩非个人的学术观念，所以他在八派中剔除子夏一脉，不仅使后人费解，而且又将孔子及门弟子与再传、三传弟子并列，使学者不知所从。
儒学八派的划分并没有严格的学术界定意义，只是孔子去世之后至战国末年的儒学大概情况。但从这个梗概之中可以看出，权威坍塌，众口哓哓。
凡为一代宗师，他必定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有着开宗立端的创始意义，有着极高的成就，他端坐在高处，身影也必耀古烁今。但，这也附带形成了宗师的不幸。他磅礴的体系，他巍峨的高度，他深浑的厚度，都使他的衣钵传承者难以悉数承接和传递。
空谷回音，这音难免浑浊、失真、偏狭起来。
释迦牟尼于公元前486年在拘尸那迦城附近裟罗林中入灭之后，在公元前387年，佛教开始分裂为上座和大众两部。
基督升天之后，1054年基督教分化为希腊正教和罗马公教两宗，15世纪出现第二次新旧教会大分裂，
又从罗马公教中分裂出了信义宗（路德教派）、圣公宗（英国国教派）以及归正宗（加尔文教派）等，其后又从支派中再次的分裂出这种小教派。漆雕
儒学也逃脱不了这种宿命。
原因不难理解。孔子在世时，他创立的儒学呈现出博大、开放的气象。孔子对弟子十分讲究因材施教。尽管有着共同的原则和教学内容，但因弟子之间彼此个性与天赋的差异，他会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区别对待，罕譬而喻，予以启发。这样就造成了弟子们学有所专的结果，客观上造成了孔门后学在学术上趋向分化。儒学的分化与式微，孔子学说不同程度的歪曲，畅墨之学盈天下，儒学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回应这种挑战的人正是孟子。
孟子的学说来自子思，子思为曾子高足，以昭明圣祖之德为己任。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略法先
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督儒欢欢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据此可知，思孟学派的学术主张是法先王，并据往旧思想资源造作五行说，在战国中晚期形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述仲尼之意的孟子，在这些对立学派的反复驳难、互相攻诘中重新回儒学。针对法家的刑名之术，孟子倡言仁义，以王道对抗霸道；针对杨墨兼爱、尚同之说，孟子强调人伦纲常的重要性；针对许行学派的自食其力、市贾不贰主张，孟子坚持社会分工，强调物之不齐的必然性；针对告子的性无善恶，孟子坚持人心本善，仁义礼智根于心。
正是他的睿智与善辩，凛然与高迈，折服了一个个强词夺理的对手，使儒学重振，熠熠放光。
韩愈在《原道》中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此说，可谓见道之论。
四
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化德布仁，干君求治。
一个人如果选择了这条路，那就注定了他的身影必将游走在路上。偶尔有鲜花欢迎，那也是暂时点缀，或纯属门面性的排场，他行走的背影，必将是栖栖惶惶。
在孔子如此，在孟子也是这样。
然而，现实又过于坚硬了。当孟子之世，“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刘向《战国策书录》）。弱肉强食，杀伐盈野，攻杀不断，其结果是统治者大力延揽人才，积极追求称霸图王之路。
这其实已经说明，大一统且具有高度凝聚力、向心力的周王朝既已式微，诸侯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遵循君臣之义，推行王道，实行仁政，而是在激烈的生死存亡争斗之中，如何保护自我，图存发展。
那么，孟子的王道思想即使再美轮美奂，但对人人自危的各国诸侯来说，他们就只能面带微笑地赞赏，或出于礼貌上的尊重，却绝对不会采纳并推行。
这不是孟子一个人的悲哀，而是一个时代的无奈。
但对于学人来说，那又是一个享有独立意识，可以自由思想的伟大时代。
中华文化史上那么多哲学巨人集体出现在这时，用各自理论相互责难、驳诘，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盛景，这本身就值得人永远感怀。
社会动荡不安，诸侯之间磨刀霍霍，这自然使得君王们为称霸图强而竞相招贤纳士，俯身智慧，礼遇文化，尊重士人，这种政治生态无疑给学人带来了宽松的学术氛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学人纷纷
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也绝不依附于特定的权势集团，而是抱着强烈的“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自主意识，这自然造就了知识分子体独立的人格，也纷繁了频繁游走于各国士人阶层的自由傲岸身影。
齐威王为富国强兵，霸诸侯，王天下，建立稷下学宫，广招天下文学游说之士，如司马迁所说，“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稷下学宫的学人们享有极高的礼遇，生活待遇优渥，最重要的是可以不任职而论国事，不参政却可问政，这就保证了学术相对于官场的自我独立性。
百花齐放，海阔天空！
稷下学宫的全盛时期，这里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有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因而，这里自然成为等级最高的文化交流场所，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重要渊薮。
正是这种文化的感召，和儒家生命本体中“经世致用”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促使，公元前347年，在邹国授徒多年，已届不惑的孟子走出了家门，面向东方那个人文炳焕的著名学宫缓步而去。
自此，他走上了赵岐《孟子题辞》中所说的“遂以儒道游于诸侯”之路。
这是条风霜弥漫、雨雪交加的路。
五
从公元前347年到公元前323年，除了中间3年归邹葬母守丧，24年的漫长生涯里，他一直待在齐国稷下学宫。
无疑，齐威王是孟子的第一个来自统治阶层的聆听者。
齐王饶有兴趣地问，春秋五霸应该是仁君吧。孟子的回答有些扫兴，五霸何能称圣君，不过假仁义以谋利而已。然久借不还，焉知其不弄假成真，据为己有呢？故五霸亦有仁义之举，亦行仁义之政，但不同于尧舜，非圣君也。
他进一步指出，“国君好仁，天下无敌。”
“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未之不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仔细听听，道理还是孔子的老道理，但看待问题的角度已经迥然不同。孔子讲仁，培养的是高踞于一般民众之上的君子人格，带着浓郁贵族彩。孟子讲仁，注重的是民众利益，轻视君权，具有明显的平民泽。
民本思想，是孟子一切思想与主张的出发点。
他提出王者御民，是出于其“不忍人之心”，“发不忍人之政”，即王政。一切政治经济制度皆为民设，君亦为民设，君王的存在原因是“得乎丘民”。
他关于仁政思想的每一条主张，无不述之合情，言之成理，但却终未改变齐威王。这个抄袭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故事的齐国君主，昼思夜慕的不是如何施行仁政，而是怎样才能迅速崛起，称霸诸侯。
那么，尴尬只能留给这位担任稷下客卿的孟子。
此时，再去打量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便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稷下学宫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伴随田齐政权的强弱而兴衰。稷下学宫的兴办，直接原因是政治需要，包括为王国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出谋划策。当这一切实际需求得不到时，学人的学术主张不能和王国政治方向合拍，那么，学人便成了政治摆设，图具装饰作用。
公元前323年，孟子终于知道齐威王不能用己道，施仁政，此时听说宋国将行王政，于是，谢绝了齐威王赠送的百镒黄金，离开临淄，怀揣新的理想，开始了他的宋国之旅。
前方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六
一切像极了此前100多年前的那支游学队伍。
同样抱着一颗吾道必行的火热之心，同样怀着匡世救民的大愿，跋山涉水，栉风沐雨，一直奔波在路上，永无安身栖居的终点。
那时，是孔子带着颜渊、子路们跋涉在行仁布德的崎岖路上。这次，是孟子带着万章、彭更们游走在推行王政的坎坷路上。
只是，打头儿的老师年龄更老，对世界打量的目光更峻厉，面对诸侯的态度更强硬。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
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这是孟子面向学生高举的出行纲领，也是他的政治宣言。
由于卓著的学术影响力和个人感召力，所到之处，迎接他的几乎都是笑容、款待和重金馈赠，同时，他面对的也似乎永远是一面或委婉拒绝或冰冷高矗的墙。
在宋国，甚至和宋王偃面都还没见，只与宋大夫戴盈之的一场会谈，就已宣告了孟子仁政思想在宋国不得行的命运。
邹穆公请孟子回到故国。
那就回去吧。邹鲁战争中邹国官吏战死多人，但民众视而不见，见死不救，这让邹穆公很是恼火，他对孟子说，“诛之，则不可胜诛。”孟子却又不合时宜地批评道：大王仓廪中堆满了五谷，府库中盛满了
珠宝，百姓却上不能养父母，下不能蓄妻子，每当荒年饥岁，老弱者弃尸于沟壑，青壮年抛妻别子，背乡离井，逃荒谋生，而达官贵人们却花天酒地，挥金如土。他们为何不向大王报告灾情与民之饥困，以便开仓赈民，救民出水火呢？此就是强君害民。百姓饱受官吏之苦，如今有了报复之机，岂能够舍身相救？
邹国不需要这样的批评者，孟子更不愿留在这样的国度。于是踅身奔鲁。
鲁平公对孟子心怀思盼，听到孟子来鲁，欲前往拜访，此时小人臧仓进献谗言，于是鲁平公不见孟子。
公元前322年，孟子带领弟子来到滕国。出于心中的敬重，滕文公将孟子师徒馆于上宫，但也仅是与孟子口头上侃侃而谈仁政而已，这里依然不是王政思想根植的土壤。
公元前320年，孟子离滕到魏。
梁惠王张口就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愈老愈硬的孟子毫不客气，厉声指责他：“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与梁惠王多次谈论中，孟子为魏国开出仁者无敌的治国良方，但翌年梁惠王即死去，代之的是他更不成器的儿子梁襄王。只见了一面，孟子出来后就轻蔑地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于是决计离魏而去。
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天下之大，何处是我家？
七
从齐国出走14年后，他再次听到来自齐国的召唤：
——归来吧，归来呦，浪迹天涯的大师……
呼唤声声，情意绵绵。
就像一个一气之下愤而离婚的女子，当她独守闺怨，以一个弃妇身份与更多不堪的垃圾男人见过，并冷静思考之后，会渐渐想起起初的那个男人的种种好来，于是就有了复婚的念头。
这是个拙劣的比喻。孟子当然不是这样，原因在于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执政后他办的第一件事便是振兴驰废已久的稷下学宫，礼聘天下学士，应者云集而来者千数百人，盛极一时。
孟子拖着疲惫的身躯，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临淄。齐宣王给予了孟子前所未有的礼遇，任其为无职事，也无言责的卿大夫。
齐宣王向孟子询问“齐桓晋文”的如何称霸之事，孟子却避而不谈，扭转话题大谈他的仁政主张，提出了制民之产、恒产恒心、不征不税等为政策略，强调保民而王，乐民之乐，忧民之优。
在孟子心中，只有仁政是普天之道，而王霸之说、刑名之论、取胜之术、利益之论等等都是违背王政的邪说。“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孟子?告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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