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光
【摘 要】摘要：“信得及”是阳明学的重要观念，这一观念可以说构成了阳明学中最具特的语丛。但是这一阳明学最具特的思想命题实则发源于朱子理学，其文本证据就是王阳明所作《朱子晚年定论》。对此观念从朱子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变做一探讨，正可作为阳明学以朱子学为基础而加以转进创新之一例证。同时，亦对理解宋明理学乃至儒家的“宗教性”不无裨益。
【期刊名称】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36)002
【总页数】8
【关键词】信得及；王阳明；朱熹；祁克果；宗教性
“信得及”是阳明学的重要观念，这一观念在阳明学中又有“自信良知”“信得本体”“信得良知过”“
信得性善及”等多种表述，其反面的表述则是“信不及良知”。与中国哲学史上的其他各家思想相较，这一观念可以说构成了阳明学中最具特的语丛。虽然信得及良知的观念肇始于王阳明，但却并非为其后学各派所尽数认同，认同肯信者主要在现成良知一系，包括以王龙溪为主的浙中王学、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①关于阳明学中的“信得及”观念之研究，可参看任文利《“性善”作为信念——罗近溪对孟子性善论的一种诠释》（见：吴光主编《阳明学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2－258页）；吴震《传习录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0－131、152页）；彭国翔《作为信仰对象的良知》（见：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80－91页）。。而归寂派、修证派儒者则对此观念多所怀疑、甚至反驳。本文欲指出的是，“信得及”这一阳明学最具特的思想命题实则发源于朱子理学，其文本证据就是王阳明所作《朱子晚年定论》。对此观念从朱子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变做一探讨，正可作为阳明学以朱子学为基础而加以转进创新之一例证。同时，亦对理解宋明理学乃至儒家的“宗教性”不无裨益。
一、《朱子晚年定论》与“信得及”观念
王阳明《传习录下》所附《朱子晚年定论》中载有朱熹《答梁文叔》一函，云：
近看孟子道性善，称尧舜，此是第一义。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更无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说过第二节工夫，又只引成間見、颜渊、公明仪三段说话，教人如此发愤，勇猛向前，日用之间，不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这，此外更无别法。［1］135
这段话中已有“信得及性善”（或“信得性善及”）和相对的“信不及”的说法。客观说来，王阳明编纂《朱子晚年定论》，本不是在做文献学的纯粹客观的编纂工作，而是有意地“借他人之酒杯，浇一己之块垒”。朱子生平书信极为丰富，而他写给梁文叔的书信仅有四封，此封书信即是写于朱熹55岁时。这意味着，将这封书信视为朱子晚年所作，即使不是纯粹的“胡说”，亦是“美丽的谎言”。王阳明这样做，无非是暗示自己学说与朱熹并不相悖。而反过来说，朱子的这封书信中有王阳明所赞同的地方，或者说有可以借以阐发己说的地方。否则，朱熹之书信卷帙浩繁，他与吕子约、张栻等人之间的书信即非常多，王阳明何以独取朱熹与梁文叔之总计仅四封书信的其中一封？
漆雕《朱子晚年定论》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广泛，而受此影响最为深刻的当然属阳明后学士人。如王龙溪弟子周海门《与余太史云衢年丈》中言：“丈乔岳泰山，……惟向上一机犹然
未信，昔晦翁直至晚年打破，吾丈得无有待耶？”［2］345此“向上一机”即“上达”“第一义”。龙溪的另外一位弟子张元忭称：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出，“而后考亭之学，其骨髓始透露于此。其拳拳于培本原、收放心，居然（李）延平之家法也，而后考亭之学始为质之濂洛而无疑。”［3］他取朱子《文集》中与陆学同调之诗，辑为“悟后诗”，与《朱子晚年定论》一同合刻为《朱子摘编》，说：“道一而已矣。学不会于一，非学也。是编也，岂独（朱、陆、王）三先生之学可会于一乎？千古圣学之正统，吾知其无三径矣，虽谓之儒宗‘参同契’可也。”［3］398
阐发阳明学“当下”论颇有心得的罗近溪弟子杨起元显然敏锐地看到了《朱子摘编》中《朱子晚年定论》的内容，他在评论《朱子摘编》之价值时，正是以朱熹的《答梁文叔书》为点睛之文，他说：
是编载《答梁文叔书》，云“孟子道性善，称尧舜，是第一义，若于此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更无一毫人欲之私。若信不及孟子，又说个第二节工夫，引成間見、颜渊、公明仪之言教人，如此发奋，勇猛向前，此外更无别法。”此殆晦翁一生为学履历公案哉！观其平日研六籍，综百氏，强践履，勇担荷，便是何畏之間見、有为之渊，不欺之仪，胡以远过。
迨其晚年翻然有觉，恍然自失，而曰此与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涉，如此则知仁矣。又其诗曰：“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所谓信得性善及、直下便是者非耶！然则后世尽心于圣人之道，而有始有卒者，朱子其人也，可为百世学者师矣。……盖自《定论》出而朱子之学不湮于传注，自《摘编》出而阳明之辑果得其精华，阳明有功于朱子，是编复有功于阳明……吾观是编，固可以无疑于传注之说，然所谓信得性善及为第一义者，则不可不以自考……［4］476
杨起元就将《答梁文叔书》中的说法概括为“信得性善及，直下便是”。其以此为朱熹“一生为学履历公案”“晚年翻然有觉”之语，更是与阳明“晚岁既悟之论”［1］128的说法一脉相承。逆而推之，不难想见，王阳明当初之所以重视此书，亦很可能是认识到了这一“思想的闪光点”。不妨先看看王阳明关于“信得及”“信不及”的相关论述：
先生曰：“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尝有心照物，而自无物不照。无照无不照，原是日的本体。良知本无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1］109
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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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不睹不闻’是说本体，‘戒慎恐惧’是说功夫否？”先生曰：“此处须信得本体原是不睹不闻的，亦原是戒慎恐惧的。戒慎恐惧，不曾在不睹不闻上加得些子。见得真时，便谓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功夫，亦得。”［1］105
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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