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在《论语》中的直接表述 
 
1.孔子对“民”的界定 
要了解孔子的民本思想，先来看孔子是如何界定“民”的。 “民”在古代有多种意义。可以指“人”，如《诗・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螈。”，可以包括“士”在内，所谓“四民”之“民”，如《齐语》中“四民者无使杂处。”这里的“民”即士、农、工、商。民也可指被统治者，如《诗•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当时的“民”，一般而言，不包括奴隶在内，《周语》中“子孙为隶，不夷于民”可证。 
《论语》中“民”出现48次，有42次是指老百姓，有6次指一般人（广义的人）。由此看来，孔子认为“民”即“人民”，指老百姓，并非一种特殊身份。虽然在孔子眼里，有君子与小人的严格区分，还有“斯为下”的民，但这种区分不是阶级差别的区分，而是“民”内部的区分。孔子所界定的“民”应是被统治的老百姓。就孔子把被统治的老百姓（包括奴隶等）看作邦之本来说，无疑是较之前的民本思想进步。 

2.民本思想在《论语》中的直接表述 
学而篇第5则中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中的“人”即是“民”，避下句的“民”字。包咸注：节用而不奢侈，国以民为本，故爱养之。也就是说，孔子要求治者节俭而爱民，并使民不误农时。不仅这样，孔子还认为治者应使民服，使民敬。为政篇第19则有“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要求治者举贤才而用之，让民心服。为政篇第20则有“临之以庄，则敬”，要求统治者对待民的事情要严肃认真，才会获得民的敬重。孔子也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治，以教化民，如为政篇第3则“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才会“有耻且格”。雍也篇第22则有“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要治者专心于民，近民而不是近鬼神。颜渊篇第7则中，孔子认为在“食、兵、民信之”三个方面，“民信之”是最重要的，因为“民无信不立”，也就是说人民对政府缺乏信心，政府是站不起来的。子路篇第4则：“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即是说统治者好礼、好义、好信，则可获民心，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戴。尧曰篇第1则：“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尧曰篇第2则：“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就会“惠”而不费。 
归纳起来，孔子认为统治者要巩固统治就必须获得民心，获得了民心就会“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也把是否获得民心作为一个道德评判标准。“民无能名焉”的尧是孔子心目中的贤君，“民到于今而称之”的伯夷叔齐虽饿死首阳山下，在孔子看来也是“求仁而得仁”的古之贤者。“齐景公虽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对这类人，孔子是嗤之以鼻的。孔子甚至把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捧到圣的地位，并强烈谴责“以不教民战”的弃民、不爱惜人的生命的行为。 
良心发现孔子的民本思想虽还比较消极，只是寄托在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上，但在客观上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孔子在世时已有一些国家开始采取一些温和措施以缓解阶级矛盾，不仅如此，孔子这种用“民称”来评价君政绩的道德准绳也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民本思想作为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之一，在孔子的言行中难免会渗透进去，在《论语》中即有多处间接体现出孔子的民本思想。 
1.体现在《论语》所引文献中 
孔子对以前的文献边学习边整理，同时向弟子传授。《论语》涉及的有《易》《书》《诗》等，虽有《礼》，却不是简册。孔子在《论语》中所引文献，不是从纯文学角度，
而是从为我所用，当作行“道”的工具的角度征引。在三种文献中，引《诗》最多，直接引用或间接涉及17处之多，而《书》《易》均仅3处。孔子特别看重《诗》的原因，探究起来，有如下原因。首先与《诗》在当时的地位有关，《诗》是当时统治阶层在宗教仪式、日常交际、外交言语中不可或缺的，“不以诗，无以言”，甚而至于有引《诗》失当而操戈相向的，也有以《诗》化干戈为玉帛的，这在《左传》上有诸多记载，无需赘述。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孔子的重民思想。因为在《诗》中保存了大量有关民的狩猎、劳作、爱情生活的诗篇，贴近民的生活，反映民的喜怒哀乐，这正是《易》《书》所不能比的，《易》只不过是古代用以占筮的书，《尚书》只不过是政治文件的汇编。因此，孔子主要引《诗》的原因，一是随大流，二是与他的重民思想有关。当然，《诗》在当时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也是与当时的重民思想及民本身地位上升有关。 

2.体现在解答弟子的问题中 
子路篇第4则，“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焉用稼？’” 
宪问篇第5则，“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獒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樊迟学稼、学圃被孔子斥为小人，而南宫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被孔子褒为君子的原因就是孔子的民本思想使然。樊迟认为统治者要获民心就须降尊纡贵和民一样躬稼，孔子认为樊迟未得要领。孔子认为禹稷虽有天下，不是靠和民一起劳动就得到了天下，更重要的是他们尽心民事，使民真正受惠。稷播百谷，民得以果腹；禹尽力乎沟洫，主持水利工程，造福于人民，他们所惠民的都是有关民的生存大计，正因为民得到了真正的实惠，所以得到民的拥戴。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认为：适之言，乃降祥降殃之理，其称禹稷，正以讽时君当尽心民事也。也就是说南宫适的话正合孔子心意，君就应以民为本，尽心民事。此外，在当时，南宫适的话针砭时弊，因为当时诸侯争霸，甚至“陪臣执国命”，“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之不逮于大夫四世矣。”忙着争权夺利，兼并土地，尚力寡德，根本无暇尽心民事。故南宫适之言得到孔子的极度赞赏。 
3.体现在对管仲的评价中 
八佾篇第22则：“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检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
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宪问篇第16则：“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宪问篇第17则：“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管仲器量狭小，不俭，不知礼，且公子纠被桓公杀，召忽自杀了，管仲不但不死，反而相桓公，这些行为，应是极不符合礼的，而且也决不算仁的，但孔子却赞扬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当然孔子赞扬管仲不是因为上述行为，而是管仲是人才，帮助桓公不以兵车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这才是最重要的。孔子评价管仲“仁”的标准就渗透了他的民本思想，在他看来，使民受赐，当然就是“仁”的。管仲的生死事关齐国人民的利益，用《管子・大臣云》中管仲自己的话说：“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
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管仲为齐国计，不拘小节，志在利齐国，事实也证明，管仲之功兼济天下，使民未沦于夷狄，相对于他利民的功劳来说，其余的都是不足道的，相对于他的功劳来说，甚而可以说胜过召乎的死，故孔子以“仁”许之。 
4.体现在对音乐的评价中 
《论语》中孔子对音乐的评价也渗入了他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韶》《武》的评价。八佾篇第25则：“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韶》是舜时乐曲名，《武》是周武王时乐曲名。郑玄注云：“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谓太平也。武，周武王时乐。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尽善，谓未致太平也。”《史记・封禅书》言：“武王天下未宁而崩。”焦循补正疏：“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礼乐，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于后人，故云未尽善。”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一个人如果能广泛地施恩于民并能救济他们，这不仅是算是有仁德了，而且就是圣人啊！
尧和舜还做不到这一点啊！这从侧面反映出尧舜是广泛地施恩于民并能拯救他们，是爱民的典型。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孔子赞扬大禹的所作所为，而大禹为了人们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他菲薄自己的饮食而尽心孝敬鬼神，他自己穿得烂却把祭服做得很工细，自己的宫室简陋却致力于田间的治理。禹，我真是无话可以说的了。禹拥有天下，却为老百姓操劳。禹住的宫室十分简陋，生活十分简朴，但却尽力去做兴修水利的事情，从而规劝今天的统治者要像舜和禹那样替人民着想，为人民谋福利。因此可以这样说，禹可以说是以民为本，他时刻为民着想，而不把自己放在心上。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日：“能行五者于天下，可以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由此可以看出，是有关爱民尤其是“惠民”的道德观。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修养自己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是尧舜都难以实现的目标！这说明尧舜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使人们安居乐业，使人们生活得更好。
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统治者重视的是：百姓、粮食、丧礼、祭祀。从上述四者的排列次序我们不难看出，在“民、食、丧、祭”四者中，老百姓自然要居于首位。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提出立政所需要的三个条件。人民吃饱显然是其中的一个条件。向上依次是安全
、爱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指创造潜能的充分发挥。追求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动机，它的特征是对某一事业的忘我献身，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具有超越自我的特征，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健全社会的职能在于促进普遍的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