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三反”到底打什么反什么
    “1970年2月至11月间，十个月里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名，逮捕28万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资深记者周海锋《尘封内幕》。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军代表说对照中央(70)3号《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文件，我是重点打击对象，属“恶毒攻击”之列。大会上不止一次的点我的名，气氛异常恐怖。几乎所有的人又都不敢和我说话了，知交路迂也形同陌路，面如冰霜，转身扭头与我檫肩而过。我不断被拖出去批斗。
  “······什么是世界，世界就是你生存的社会，你“恶毒攻击”这个世界还是什么世界，简直不是人过的。就是攻击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人过的，何其毒也······”台正中，批判者手执讲稿声历腔正吐字如叽;台边的我，千夫所指，低头恭立;台下阵阵口号此起彼伏，声声骂我“罪该万死”。——为这莫须有的一句话已经折腾到第五个年头了，不是过来人，谁会相信，谁能体会阶级斗争的残酷无情。
  我死死盯着脚下水泥地面上的一个巴掌大的“伤疤”，越看越像那个女人的脸：狭窄的前额，
圆圆胖胖的下巴。我的泪一滴滴落下，滴在她的“脸上”。我已不敢恨她怨她了，只想求她良心发现，说句良心话，留我一条活路。
  此时，身陷囹圄的我，尚不知她早已一推六二五，否定了当年对我揭发举报，来个一向三不知。可以想象，不远数千里外调的左派是何等的尴尬失望。但是，对阶级斗争已走火入魔的左派大爷大娘们，为了证实阶级斗争的尖锐，无风还会捕风捉影掀起三尺浪，怎么舍得放过我。他们警告我说：没有证据一样定你的案，别以为烧档案材料没你的事了，这笔账也要算。
  人怎么可以这样不要脸?1966年底给我平反，他们传达党委指示，给了我明确答复：“这个世界还叫什么世界，简直不是人过的”，这句话是写在夫妻通信中的话，即使证据确凿，也只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何况证据不足。是他们当场动手烧掉了这份材料。当时我的平反公告还没出来，我是应他们招唤，以戴罪之身走进政治处的，怎么能红口白牙造舆论，给我强加上烧档案的罪名。
  伪造我夫妻信件的人不认帐了。只能寄希望于逼供信，要我的口供，以造出一个“反革命”来。但是，我是共青团员，曾先后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从我几十万字的日
记中挑不出一丝一毫对时政的任何微词，从我200多封夫妻友人来往信件中，不到任何对时政不满的言论，我工作努力、热心助人口碑不错，就凭伪造的、我给丈夫的信中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可以“压出”一个反革命来，实在是太难了。
  军代表工宣队发话：不承认就不停地“斗”。于是：组里斗、室里斗、院里斗。我工作的机关的批斗还没结束，丈夫工作的科室排队等着斗我。如果他们不是打着的革命旗号，我真想和他拼了——我死你们也别想活。
  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们无所不用其极，的“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指示，形同虚设。一次次的面对粗俗、野蛮、辱骂;一次次的身临刻薄人、戏耍人、侮辱人的斗争会，花样翻新的折磨超出了我能承受的极限，终于身心崩溃，一次次晕倒。
  丈夫一次次背我回家，俯在我身上痛哭。他劝我：认了吧，再挣抗下去我们全家都活不成了，难道你看不出，他们是想逼你死啊!为了能活下去，为了我们一双儿女，我咬牙认了那封信里的那句话。我承认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攻击社会主义”、我“罪该万死”，令所有的人松了一口气——历经数年为这一句话折腾，捧场的人也厌烦了，说可以交代过去了，
同情我的人叹我能过“关”了。但是，居心叵测的人并不满足，令我必须交代出信的来龙去脉，挖出思想根源。那句孤零零的一句话本没有上下文，我编不出来龙去脉，又从何处能寻到思想根源，批斗会又陷入僵局。
  “你母亲死于三年困难时期，是怎么死的，想想看你当时······”那个长的人模人样的政工干事温和地启发我。像一股电流袭来，这声音入双耳穿心而过传到脚心，我不由一阵痉挛，心想，这不是在诱供吗?
  “我母亲是1962年秋因病去世的，我家世代是城市户口，吃商品粮。河南“信阳事件”饿死人发生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饿死的多是乡下农民，你们可以去核查。”我急切地申辩，想解释清楚一些，没想弄巧成拙，吐出“信阳事件”这个犯忌的词言。
  “不许反革命分子···放毒!”
良心发现  “不许···继续攻击社会主义!”
  一阵狂轰乱炸，一个高大的女左派站起来，一巴掌死摁我的头，我踉跄欲倒，眼冒金花，脑子一片空白，头皮发麻。我知道我犯了大忌，眼前浮现出因汇报思想谈及饿死人而被斗
自杀的同乡少年小伙伴蒋**，记起他叮咛过我的话：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提及“信阳事件”。
  我后悔极了，也紧张到极点。真该死，我应顺着政工干部的启示，把母亲去世原因按他们臆想的原因说出来，不就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了吗?我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像指出秃子头上的虱子样，抖搂出当局惟恐遮盖不严、动辄以“攻击”罪论处、令民众三缄其口、不准言“饿”的伤疤。
  一阵恐惧袭来，我视线模糊思维支离破碎连不成串，眼前的人都突然变得有两张相似的面孔，我想说我不行了，却吐不出一个字。我想逃，我像是飞离了地球，又分明记得只有两条路可逃，一条是死，一条是疯，我没有疯我不会疯，难道我是死了吗，我听不清人们说些什么，继而便什么也不知到了。
  第二天勒令上门，我必须到会继续接受批判。我看到人们一堆堆窃窃私语，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规划室陆工程师自杀了。吊死在江边小山上的凉亭里，模样惨不忍睹。
  我第一时间想起1966年夏天劳改时，院长带着我们一起修的那条通往小山凉亭的石子路，如果不修路，陆工的步履会受阻，如果没有路，他脚下的杂草瓦砾也许会延迟他走向
死神的时间，羁绊他迈向黄泉的脚步······他瘦瘦的身影，雅儒白净的面庞，浮现在我的眼前，听说他被列入“另册”仅仅因为与海外文化名人***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渊源。
  一个左派绘声绘地描述着他的所见，我不忍听下去，痛惜地自言自语“怎么没有看管好呢?”他瞪我一眼说：“他要自绝于人民，怎么能怪别人。”众人异口同声：死了活该，罪该万死。——我想起就在几天前，据说是走众路线要革命众讨论对反革命的判决，我听见每念到一个人名，大家都是异口同声地喊：杀!叹多少专制罪恶得以假“众”之名行之，极权淫威震慑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自顾不暇，只能隐匿良知，变得麻木自私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