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法家韩⾮的著作总集，现存五⼗五篇，著作中许多当时的民间传说和寓⾔故事也成为成语典故的出处他创⽴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个统⼀专制的中央
凡奸⾂皆欲顺⼈主之⼼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从⽽誉之；主有所憎，⾂因⽽毁之。凡⼈之⼤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也。今⼈⾂之所誉者，⼈主之
此指责。现在⾂⼦所赞誉，正是君主所肯定的，这叫做“同取”；⽽⾂⼦所诋毁的，正是君主所憎恨的，这叫做“同舍”。取舍⼀致⽽互相对⽴的，还不曾听说有过。这是⾂⼦⽤来取得宠幸的途径。奸⾂能够凭借宠幸的地位来说毁或夸奖、提升或罢免⾂，如果君主没有法术来驾驭他，不⽤检验的⽅法来考察他，必会因为他过去和⾃⼰意见相同⽽轻信他现在的话，这是宠⾂所以能够欺骗君主、营私舞弊的原因。所以君主在上⾯⼀定受蒙蔽，⽽奸⾂在下⾯⼀定握重权，这就叫做控制君主的⾂⼦。
国有擅主之⾂，则下不得尽其智⼒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之情也。今为⾂尽⼒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困⽽家贫，⽗⼦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主，⾏财货以事贵重之⾂者，⾝尊家富，⽗⼦被其泽：⼈焉能去安利之道⽽就危害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上欲下之⽆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求安，是犹盲⽽欲知⿊⽩之情，必不⼏矣。若以道化⾏正理，不趋富贵，事上⽽求安，是犹聋⽽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矣。⼆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相⽐周，蔽主上，为奸
私以适重⼈哉？'此必不顾⼈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我以清廉事上⽽求安，若⽆规矩⽽欲为⽅圆也，必不⼏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求安，是犹以⾜搔顶也，愈不⼏也！⼆者不可以得安，能⽆废法⾏私以适重⼈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者众，⽽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于上⽽⾂成党于下，此⽥成之所以杀简公者也。
国家有了控制君主的⾂⼦，⾂下就不能充分发挥智慧和⼒量来效忠君主，各级官吏也不能奉⾏法制来建⽴功绩。凭什么明⽩这些？安全有利的就去追求，危险有害的就要避开，这是⼈之常情。现在⾂下尽⼒来建功，竭智来效忠的，结果⾃⾝困窘⽽家庭贫穷，⽗⼦都遭受祸害；⾏奸营利去蒙蔽君主，⼴事贿赂去投靠达官重⾂的，⾃⾝尊宠，家庭富裕，⽗⼦都得到好处；⼈怎么能离开安全有利的⼤道⽽⾛向危险有害的地⽅呢？治国到了这么错误的地步，⽽君主希望下⾯没有奸邪，官吏遵守法令，不能办到是够明显的了。所以近⾂知道忠贞⽼实不可能得到平安和利益，⼀定会说：“我凭忠诚⽼实侍奉君主，不断⽴功来求得平安，这等于瞎⼦想分辨⿊⽩的真相，⼀定没有指望了；如果按照法术推⾏正理，不去趋炎附势，只去侍奉君主⽽求得平安，这等于聋⼦想辨别声⾳的清浊，更没有指望了。这两种做法都得不到平安，我怎能不结帮拉派、蒙蔽君主、作奸⾏私来迎合重⾂呢？”这样就⼀定不顾君主的利益了。各级官吏也知道正直不可能求得平安，⼀定会说：“我凭清廉侍奉君主来求得平安，就像没有规矩⽽想画出⽅圆⼀样，—定没有指望了；假如凭守法、不结党营私、履⾏职责来求得平安，这就好⽐⽤脚搔头⼀样，更没有指望了。这两种做法都不能得到平安，能不违法营私来迎合重⾂吗？”这样
就⼀定不顾君主的法令了。所以为了私利去帮助重⾂的⼈就多了，按照法制侍奉君主的⼈就少了。因此君主在上⾯陷于孤⽴⽽奸⾂在下⾯结成死党，这就是⽥成所以能杀掉齐简公的原因。
夫有术者之为⼈⾂也，得效度数之⾔，上明主法，下困奸⾂，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得效于前，则赏罚必⽤于后矣。⼈主诚明于圣⼈之术，⽽不苟于世欲之⾔，循名实⽽定是⾮，因参验⽽审⾔辞。是以左右近习之⾂，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我不去奸私之⾏，尽⼒竭智以事主，⽽乃以相与⽐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求⽣也，必不⼏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我不以清廉⽅正奉法，乃以贪污之⼼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陵之颠堕峻裕⾕之下⽽求⽣，必不⼏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惑主，⽽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得陈其忠⽽不弊，下得守其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商君之所以强秦也。
懂得法术的⼈做⾂⼦，能够献出法术的主张，对上彰明君主的法令，对下制服奸⾂，以此来尊崇君主，国家。因此，法术主张能进献出来，赏罚制度接着就能实⾏了。君主真正懂得了圣⼈的法术，⽽不迁就世俗的⾔论，就会按照名实来判定是⾮，根据验证来鉴别⾔论。因此近侍宠⾂，知道欺诈不可能求得平安，⼀定会说：“我如果不去掉奸私⾏为，尽⼼尽⼒去侍奉君主，⽽竟想通过相互勾结胡乱褒贬来求得平安，这好⽐背负千钧重担掉⼊万丈深渊还想逃⽣，⼀定没有指望了。”各级官吏也知道作奸营私不可能得到平安，⼀定会说：“我不⽤清廉⽅正来执⾏法令，竟⽤贪诈肮脏的⼼思违反法令来谋取私利，这好⽐从⾼⼭之顶坠⼊深⾕之下还想逃⽣，⼀定没有指望了。”利害关系是这样清楚，近
⾂怎么敢⽤假话欺骗君主，⽽百官怎么敢⽤贪欲来鱼⾁百姓？因此，⾂⼦能够表达他的忠⼼⽽不蒙蔽君主，官吏能够忠于职守⽽没有怨⾔。这就是管仲能使齐国⼤治、商鞅能使秦国强⼤的原因。
从是观之，则圣⼈之治国也，固有使⼈不得不爱我之道，⽽不恃⼈之以爱为我也。恃⼈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尽⼒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私以⼲上。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天下⽽已矣。夫是以⼈主虽不⼝教百官，不⽬索奸邪，⽽国已治矣。⼈主者，⾮⽬若离娄乃为明也，⾮⽿若师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待⽬以为明，所见都少矣，⾮不弊之术也。不因其势，⽽待⽿以为聪，所闻者寡矣，⾮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视，天下不得不为⼰听。故⾝在深宫之中⽽明照四海之内，⽽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
之道废⽽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俗，君⾂废法⽽服私，是以国乱兵弱⽽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必，告之者其赏厚⽽信，故奸莫不得⽽被刑者众，民疾怨⽽众过⽇闻。孝公不听，遂⾏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告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所加。是以国治⽽兵强，地⼴⽽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视听之道也。⾄治之法术已明矣，⽽世学者弗知也。
由此看来，圣⼈治理国家，本来就有使⼈不得不爱我的办法，⽽不依赖别⼈出于爱⽽为我效⼒。依赖别⼈出于爱为我效⼒就危险了。依靠使⼈不得不为我效⼒才能平安。君⾂之间没有⾻⾁之亲，如果凭正直态度可以得利，⾂下就会尽⼒来侍奉君主；凭正直态度不可以求安，⾂下就会营私来侵犯君主。明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设⽴赏罚措施来昭⽰天下，如此⽽已。因此君主虽然不亲⼝教化百官，不亲眼搜索奸邪，国家却已治理好了。作为君主，并⾮眼睛像离娄⼀样才算锐利，并⾮⽿朵像师旷⼀样才算灵敏。假定眼睛不靠君主法术，⽽要等到亲眼看见才以为明⽩，看见的东西就少了；这不是不受蒙蔽的⽅法。假定⽿朵不靠君主权势，⽽要等到亲⽿听到才以为清楚，听到的东西就少了；这不是不受欺骗的⽅法。作为明君，要使天下不得不为我看，不得不为我听。所以⾝处深宫之中，明察四海之内，⽽天下⾂民不能加以蒙蔽和欺骗，为什么呢？因为愚昧混乱的办法废除了，⽿聪⽬明的形势形成了。所以善于借势的，国家；不知借势的，国家就危险了。古代秦国的风俗，君⾂废法⽽⾏私，因此国乱兵弱⽽君主卑弱。商鞅劝说秦孝公要变法易俗，倡明公道，奖励告奸，抑制⼯商，便利农耕。在这种时候，泰国百姓习惯于犯罪可以赦免、⽆功可以显贵的旧俗，所以轻易触犯新法。于是对违反新法的⼈刑罚严厉⽽坚决，对告发奸邪的⼈赏赐优厚⽽守信，所以奸邪的⼈没有不被发现的，遭受刑罚的⼈很多，民众怨恨，⼤家的责难每天都能听到。秦孝公不加理睬，坚持推⾏商鞅的法令。民众后来知道有罪必诛，⽽告发奸私的⼈多，所以民众没有敢犯罪的，刑罚也就没有对象施加了。因此，国家太平⽽兵⼒强盛，⼟地⼴⼤⽽君主尊贵。泰国所以治理得好，是因为对包庇罪犯的惩罚严厉，对告发奸私的赏赐优厚。这也是使天下⼈⼀定成为⾃⼰⽿⽬的⽅法。最好的治国法术已经够明⽩了，⽽当代学者却⼀点也不懂得。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乱之情，讘讠夹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以避阱井之陷，⼜妄⾮有术之⼠。听其⾔者危，⽤其计者乱，此亦愚之⾄⼤⽽患之⾄甚者也。俱与有术之⼠，有谈说之名，⽽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有术之⼠也，犹蚁垤之⽐⼤陵也，其相去远矣。⽽圣⼈者，审于是⾮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相关，⽗⼦相保，⽽⽆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厚者也。愚⼈不知，顾以为暴。愚者固欲治⽽恶其所以治，皆恶危⽽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国之所以危也。圣⼈为法国者，必逆于世，⽽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异于俗；弗知这者，异于义⽽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矣。
再说当代那些愚蠢的学者，都不懂得治和乱的实情，只会谍谍不休地引⽤古书，来扰乱当代的国家治理；他们的智谋不⾜以避开陷阱，却⼜胡乱攻击坚持法术的⼈。听信他们的⾔论就危险，采⽤他们的计谋就混乱，他们是愚蠢透顶的⼈，⼜是危害最⼤的⼈。他们和坚持法术的⼈⼀样都有善于谈说的名声，其实却差得很远，这就是名同⽽实质不同的例⼦。当代愚蠢学者和法术之⼠相⽐，就如同⼩⼟堆和⼤⼭陵相⽐⼀样，⼆者相差实在太元了。作为圣⼈，能够了解是⾮的实情，明察治乱的真相。所以他治理国家时，明正法令，设置严刑，⽤来解救百姓的祸乱，消除天下的灾难，使强不欺弱，众不侵寡，⽼年⼈们得享天年，幼⼦孤⼉得以成长，边境不受侵犯，君⾂亲密相处，⽗⼦互相护养，没有死鱼我所欲也翻译及原文
亡和被俘的忧患，这也是最重⼤的功绩啊！愚蠢的⼈不懂这些，反⽽看作残暴。他们固然希望安治，却反对达到安治的⽅法；都厌恶危险，却⼜喜欢造成危险的原因。怎么知道这些？严刑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但⼜是国家得以治理的⽅法；怜惜百姓减轻刑罚，是百姓所喜欢的，但⼜是国家陷⼊危险的途径。圣⼈以法治国，必定违反世俗⽽顺应真理。懂得的⼈，就会赞同原则⽽违背世俗；不懂的⼈，就会违背原则⽽赞同世俗。天下懂得的⼈少，这个原则就成为错误的了。
处⾮道之位，被众⼝之谮，溺于当世之⾔，⽽欲当严天⼦⽽求安，⼏不亦难哉！此夫智⼠所以⾄死⽽不显于世者也。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余，春申君之正妻⼦⽈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伤其⾝以视君⽽泣，⽈：'得为君之妾，甚幸。虽然，适夫⼈⾮所以事君也，适君⾮所以事夫⼈也。⾝故不肖，⼒不⾜以适⼆主，其势不俱适，与其死夫⼈所者，不若赐死君前。妾以赐死，若复幸于左右，愿君必察之，⽆为⼈笑。'君因信妾余之诈，为弃正妻。余⼜欲杀甲⽽以其⼦为后，因⾃裂其呆⾐之⾥，以⽰君⽽泣，⽈：'余之得幸君之⽇久矣，甲⾮弗知也，今乃欲强戏余。余与争之，⾄裂余之⾐，⽽此⼦之不孝，莫⼤于此矣！'君怒，⽽杀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诈弃，⽽⼦以之死。从是观之，⽗⼦爱⼦也，犹可以毁⽽害也；君⾂之相与也，⾮有⽗⼦之亲也，⽽⾂之毁⾔，⾮特⼀妾之⼝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吴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凡⼈⾂者，有
罪固不欲诛，⽆功者皆欲尊显。⽽圣⼈之治国也，赏不加于⽆功，⽽诛必⾏于有罪者也。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也，固左右奸⾂之所害，⾮明主弗能听也。
处在不合理的地位，遭受着众⼈的诬陷，淹没在世俗的舆论中，却想在严厉的君主⾯前求得平安，不也是⾮常困难的吗！这就是法术之⼠到死都不能在社会上享有声望的原因。楚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个爱妄名叫余，春申君的正妻的⼉⼦名叫甲。余想让春申君抛弃他的正妻，便⾃⼰毁伤⾝体来让春申君看，并哭着说；“能做您的侍妄，我感到很幸运。然⽽顺从夫⼈就⽆法侍侯好您，顺从您⼜⽆法侍侯好夫⼈。我实在不贤，没有能⼒使你们⼆位都称⼼，情形摆着不能都服侍好，与其死在夫⼈那⾥，还不如死在您⾯前。我死以后，假如您⾝边再有得宠的⼈，希望您⼀定要明察这种情形，不要被⼈笑话。”春申君因⽽相信了余的谎⾔，为她抛弃了正妻。余⼜想杀甲⽽让⾃⼰⼉⼦做继承⼈，就⾃⼰撕破衬⾐⾥⼦，让春申君看并哭着说：“我受宠于您的时间很长了，甲不是不知道，现在竞想强迫调戏我。我和他争执，竟⾄撕破了我的⾐服。孩⼦不孝顺，没有⽐这更严重的了。”春申君⼤怒，就杀了甲。所以正妻因余的谎⾔⽽被抛弃，⼉⼦也因此⽽死。由此看来，⽗亲爱⼦，尚且会因诽谤⽽加害，君⾂之间没有⽗⼦关系那样亲密，⽽⾂的毁谤更不只是⼀个妄的搬弄是⾮所可⽐的。⽆怪乎贤⼈圣⼈要遭到杀害了！这就是商鞅在秦被车裂、吴起在楚被肢解的原因。⼤凡做⾂⼦的，有罪本不想受到惩罚，⽆功却都想显贵。⽽圣⼈治理国家，赏赐不给没有功劳的⼈，刑罚必须施加给犯罪的⼈。既然如此，那么法术之⼠的为⼈，本就会遭到君主近侍奸⾂的陷害，不是英明的君主是不会采纳他的主张的。
世之学者说⼈主，不⽈：'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皆⽈：'仁义惠爱⽽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不察其实，是以⼤者国亡⾝死，⼩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
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者不⽌。国有⽆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内不急⼒⽥疾作，皆欲⾏货财，事富贵，为私善，⽴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愈众，⽽之徒愈胜，不亡何时！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棰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不能以服马；⽆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圆；⽆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爱惠，⽽欲霸王之功，亦不可⼏也。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不以爱惠免。是以⽆功者不望，⽽有罪者不幸矣。讬于犀车良马之上，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乘⾈之安，持楫之利，则可以⽔绝江河之难；操法术之数，⾏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之有犀车良马也，⽔⾏之有轻⾈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不以牵于世俗之⾔；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地之实：此之谓⾜贵之⾂。汤得伊尹，以百⾥之地⽴为天⼦；桓公得管仲，⽴为五霸主，九合诸候，⼀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兵以强。故有忠⾂者，外⽆敌国之患，内⽆乱⾂之忧，长安于天下，⽽名垂后世，所谓忠⾂也。若夫豫让为智伯⾂也，上不能说⼈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及襄⼦之杀智伯也，豫让乃⾃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之仇。是虽有残刑杀⾝以为⼈主之名，⽽实⽆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世主以为
忠⽽⾼之。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弗受，⼆⼈饿死⾸阳之陵。若此⾂，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益之⾂也。吾所少⽽去也，⽽世主之所多⽽求也。
当代学者进说君主，不说“凭借威严的权势去抑制奸邪的⾂⼦，”却都说“仁义惠爱就够了”。君主欣赏仁义的名声⽽不去考察它的实质，因此，严重的国家灭亡，君主⾝死，轻⼀点的⼟地丧失，君位卑下。怎么得知这些呢？把财物施舍给贫困的⼈，这是世⼈所谓的仁义；可怜百姓，不忍⼼惩罚，这是世⼈所谓的惠爱。既然要施舍给贫困的⼈，那么⽆功的⼈就会得赏；既然不忍⼼惩罚，那么就不能制⽌。国家有了⽆功得赏的⼈，民众对外就不致⼒于作战杀敌，对内就不努⼒从事耕作，都⼀⼼想着⾏贿巴结权贵，⽤私⼈的善⾏树⽴名誉，以便获取⾼官厚禄。所以奸私的⾂⼦越来越多，分⼦越来越猖狂，国家不亡还待什么呢？严刑是百姓畏惧的，重罚是百姓厌恶的。所以圣⼈设置严刑来禁⽌奸邪，设置重罚来防⽌奸邪，因此，国家⽽不会发⽣。我据此知道仁义惠爱不⾜实⾏，⽽严刑重罚可以治国。没有马鞭的威⼒、马嚼⼦的配置，即使是善于驾车的造⽗也不能驯服马匹；没有规矩作为准则、墨线⽤来校正。即使是巧匠王尔也不能画好⽅圆；没有威严的权势、赏罚的法令，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当代君主都轻易放弃重罚严刑，实⾏爱惠，却想建⽴霸王功业，也是没⾷指望的。所以，善做君⼟的⼈。明确设置奖赏、利禄来⿎励⼈们，使民众靠建功⽴业得赏，⽽不靠君主⾏仁义来赐予；推⾏严刑重罚来限制⼈们，使民众因罪受罚⽽不靠君主讲爱惠来赦免。因此，⽆功的⼈不会幻想得赏，犯罪的⼈不会侥幸免罚。依靠坚车好马，就可以在陆地上冲破陡坡险阻的危险；凭
借船的安稳，依仗桨的作⽤，就可以在⽔上克服横渡江河的困难；掌握法术之道，实⾏严刑重罚，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功业。治理国家有法术赏罚，就好⽐陆路有坚车良马，⽔路有轻⾈便桨‘样，凭借它们的⼈因此获得成功。伊尹掌握了法术，实⾏赏罚，商场因此称王；管仲掌握了法术，实⾏赏罚，齐桓公因此称霸；商鞅掌握⼴法术，实⾏赏罚，秦国因此强⼤。这三个
⼈，都精通成就霸王的法术，熟悉治国强兵的⽅法，⽽不拘泥于世俗的说教；他们符合当代君主的⼼意，就会由布⾐之⼠直接得到任⽤；他们处在卿相的位置上治理国家，就能收到使君主尊显、领⼟扩⼤的实绩：这种⼈才称得上值得尊敬的⼤⾂。商汤得到伊尹，凭借百⾥之地成为天⼦；齐桓公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之⾸，九合诸侯。⼀匡天下；秦孝公得到商靶，领⼟因⽽扩⼤，兵⼒因⽽强盛。所以有了忠⾂，君主对外没有邻国⼊侵的忧患，对内没有奸⾂作乱的担忧，天下长治久安，名声流芳后世，这就是所说的真有了忠⾂。⾄于豫让作为智伯的⾂⼦，上不能劝说君主，使智伯懂得法术制度的道理，躲避灾难祸患，下不能率领部下来让国家。等到赵襄⼦杀了智伯，豫让才⾃⼰涂⿊⽪肤，割去⿐⼦，毁坏⾯容，以图替智伯向赵襄⼦报仇。这虽有毁⾝冒死来忠于君主的名声，实际上却对智伯没有丝毫的好处。这是我所贬低的，但当君主却认为他忠诚⽽加以尊敬。古代曾有伯夷、叔齐两个⼈，周武王把天下让给他们，他们却不接受，最后饿死在⾸阳⼭上。像豫让和伯夷、叔齐这样的⾂⼦，不畏重刑，不图厚赏，不能够⽤刑罚来限制他们，不能够⽤赏赐来⽀使他们，这就叫做⽆⽤的⾂⼦。这是我所鄙视厌弃的⼈，却是当代君主所称赞访求的⼈。
谚⽈：'厉怜王。'此不恭之⾔也。虽然，古⽆虚谚，不可不察也。此谓劫杀死亡之主⾔也。⼈主⽆法术以御其⾂，虽长年⽽美材，⼤⾂犹将得势，擅事主断，⽽各为其私急。⽽恐⽗兄毫杰之⼠，借⼈主之⼒，以禁诛于⼰也，故杀贤长⽽⽴幼弱，废正的⽽⽴不义。故《春秋》记之⽈：'楚王⼦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反。因⼊问病，以其冠缨绞王⽽杀之，遂⾃⽴也。齐崔杼，其妻美，⽽庄公通之，数如崔⽒之室。及公往，崔⼦之徒贾举率崔⼦之徒⽽攻公。公⼊室，请与之分国，崔⼦不许；公请⾃刃于庙，崔⼦⼜不听；公乃⾛，逾于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之徒以⼽斫公⽽死之，⽽⽴其弟景公。'近之所见：李兑之⽤赵也，饿主⽗百⽇⽽死，卓齿之⽤齐也，擢湣王之筋，悬之庙梁，宿昔⽽死。故厉虽癕肿疕疡，上⽐于《春秋》，未⾄于绞颈射股也；下⽐于近世，未⾄饿死擢筋也。故劫杀死亡之君，此其⼼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也。
古话说：“⿇疯病患者怜悯君主。”这是对君主不尊敬的话。然⽽古代没有虚妄的谚语，不能不详察。这句话是针对被劫杀死亡的君主说的。君主不⽤法术来驾驭他的⾂下，即使年龄⾼⽽资质好，⼤⾂也还要得势擅⾃处理和决断事情，⽽各为各的私⼈要事忙碌，害怕君主亲戚和豪杰之⼠借助于君主的⼒量来约束和诛罚⾃⼰，所以杀掉贤良成年的君主⽽拥⽴幼⼩懦弱的君主，废掉正宗嫡⼦⽽⽴不该继位的⼈。所以《左传》记载说：“楚王的⼉⼦围将访问郑国，还没出境，听说楚王病重就返回朝廷。借着进去探病，⽤他系帽的带⼦勒死了楚王，于是⾃⽴为楚王。齐国崔杼的妻⼦长得美丽，齐庄王她通奸。多次进⼊崔抒的屋⾥。等到庄公⼜⼀次到来时，崔杼的家⾂贾举就率领崔杼的⼿下⼈攻打庄公。庄公
逃到屋内，请求和崔抒平分国家，崔杼不答应；庄公请求在宗庙⾥⾃杀，崔杼仍不答应；于是庄公就逃跑，翻过北墙。贾举射击庄公，射中了⼤腿，庄公掉下墙来，崔杼的⼿下⼈⽤⼽把庄公砍死了，然后崔杼拥⽴庄公的弟弟景公做君主。”近期所见：李兑在赵国掌权，赵武灵王被困百天⽽饿死；卓齿在齐国掌权，抽了齐湣王的筋，吊在宗庙的梁上，过了⼀夜死去。所以，虽然⿇疯病痈肿疮烂，上⽐于春秋时代，还不⾄于勒颈射腿；下⽐于近世，还不⾄于饿死抽筋。所以被劫杀⽽死亡的君主，他们内⼼的忧惧，⾁体的痛苦，⼀定超过了⿇疯病患者。由此看来，即使是说“⿇疯病患者哀怜君主”，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