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1949年8月，国民党将军程潜、陈明仁在湖南长沙成功地举行了和平起义。湖南和平解放是统一战线思想在解放战争中的成功运用。在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中，从打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出发，指挥我党做程、陈二将军的统战工作，采取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既联合又斗争等方法，终于使程、陈走上了和平之路，实现了湖南和平解放。
关键词：；统一战线； 湖南；和平解放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6-0005-04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将军在长沙高举义旗，实现湖南和平解放。湖南和平解放是统一战线思想取得成功的光辉典范。在湖南和平解放中，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30多封电文。这些电文充分体现了的统一战线思想。
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必须团结劳动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统一战线。从1949年2月首次提出和平解放湖南、5月中旬形成初步方案、到8月和平解放湖南，始终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结成最广泛的同盟军，反对共同的敌人。
陈子良十分重视劳动者联盟，把湖南和平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人民众身上，坚定地认为人民众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基础。在旧中国，除了一无所有的工人外，农民、学生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深恶痛绝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专制，渴望早日结束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广泛团结他们是我党争取斗争胜利的关键。明确指示：“要发动湖南人民，争取地方势力，这样和平解决湖南问题才有希望。”[1] 在的指导下，中共湖南省工委积极开展工人、农民、学生等运动，推动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在省工委的具体领导下，从1949年春开始，工人们就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护厂、护矿、“反对破坏”、“反对迁移”的斗争；在农村，党组织农民开展“反征粮、反征兵、反征税”运动；在学校，
尤其是在1949年4月，在我党的具体指导下，学生发动大规模的“反对假和平、争取真和平”的示威游行活动，并迅速席卷全省，掀起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民主运动高潮。中共湖南省工委还发动和联络湖南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成立了“湖南人民自救促进会”（后改为“湖南各界人民争取和平联合会”），推动湖南人民大团结、自保自救的和平运动。以上这些标志着争取湖南和平解放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工农、民主力量是我党争取和平解放湖南的基础力量，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内在动力。
在湖南和平解放斗争中，既联合劳动者，也注意与非劳动者联合。一再强调，在革命战争年代，必须利用敌人的矛盾，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站到革命方面来。在湖南和平解放的斗争中，认为“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近年治湘措施表现进步”[2]，虽然他们曾一度反共，但因程潜长期与蒋在观点上不同，没有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中掌握过实权，1948年回湖南主持事务，蒋介石一边利用他牵制桂系，一边又派自己的黄埔系亲信李默庵、黄杰等紧随其后回湘，意在限制程潜的行动。而陈明仁虽为蒋介石嫡系（1949年2月回湖南），在1947年的“四平之战”中又有功，却反遭陈诚打击，被蒋介石撤职。因此，陈明仁认定蒋介石处事不公，遂滋生反蒋情绪。程潜、陈明仁与桂系素无渊源，1928年程潜还被李宗仁囚禁过。因此，认为可以利用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和裂缝，
在程潜、陈明仁对蒋介石离心离德时，把他们从国民党的营垒中分化出来，走上和平道路。于是，要求中共湖南省工委“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2]528，使“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并把此事“当作一件重要工作去做”[2]525，意即把原来对我们持敌对态度的人转化为我们的朋友。在的指示下，中共湖南省工委成立了以余志宏为组长的策反小组，通过各种途径，做程潜、陈明仁的统战工作。还请章士钊等爱国人士转告程潜、陈明仁我党“既往不咎”的政策，团结二人，争取使他们走上和平解放的道路。在各方面的推动下，1949年6月，程潜向中共湖南省工委递交了致中共中央和关于湖南和平起义的《备忘录》[3]。
同程潜、陈明仁结成同盟军是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实践，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蒋介石及其顽固分子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应用。
二、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为了尽最大可能地联合和争取同盟者，十分注意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在坚持我党的纲领、路线和战略方针的前提下，对同盟者的利益和要求做出一些必要的妥协和让步。
在策划湖南和平解放，争取程潜、陈明仁的合作中，不墨守成规，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让步和妥协。例如在起义时间进程上，就充分考虑了程潜、陈明仁部的利益。程潜部的周围都是白崇禧的部队，如果程潜起义过早，有可能遭致白部的镇压，造成流血牺牲。因此，指示：程潜起义不要发动太早，“应在解决白崇禧部后再发动（程潜）归入我方”[4] 。正当我军乘胜追击蒋、白势力的情况下，致电四野：“要求各部均不要太接近长沙，以便和程潜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2]543，并要求我军“对长沙暂不进攻” [2]532。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对陈明仁、程潜等提出的要求，在保持原则性的前提下，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例如，在谈判中，陈明仁提出：“希望保证其司令职务俾其努力杀敌立功。” [5] 称：“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的名义。”[2]540尤其是程潜在未经谈判、双方未订立和平条文的情况下，宣布“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临时委员会推定陈明仁任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等决定时，灵活地回电，声称“均属必要、可既施行”，并指出：“只要对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2]542，还主动向程潜提出：“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可谅解”[2]526。程潜的举动本是违反常例的，一般来说，谈判双方须先作和平谈判，订立和平条文，然后再行动，
但程潜却先斩后奏。这再次表明不但充分信任程潜，而且在有利于湖南和平解放的原则下作出一些让步。特别是当程潜、陈明仁起义时，提出起义部队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名义，也非常灵活，同意“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伪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现”[4]385。这是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次允许国民党起义部队使用这种名称。灵活地接受这一名称，是因为用此名称有利于起义部队内部暂时团结，解除陈明仁部将起义被视作投降的顾虑，有利于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白崇禧，有利于区别蒋、桂的国民党军队。当然，这些让步是有条件的，必须是程潜、陈明仁宣布脱离蒋介石、白崇禧反动政府，保证起义顺利进行的原则下的让步和妥协，是在不伤害我党根本利益为原则的妥协。这些必要的妥协换来了湖南的和平解放，使我党能消灭数倍于我军的蒋介石集团，缩短了战争时间，也使我党和人民付出更少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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